「三反五反」進行時

近來我大量地研究了關於「反」、「五反」的資料,對那一段旋起旋落的風雲歲月,多少有了一點認識。我發覺,這則文章幾乎包含了當年運動過程中所有的信息。由於郭老先生並不是「運動」的挨整對象,不可能夾雜太多的恩怨在裡面,因此我格外重視他的述說。

  在那時以及後來的各次「運動」中,以「高度信任」作為激勵手段,以「敵情」、「反擊」、「革命任務」來激發人的使命感、莊嚴感,在一個封閉的信息環境和單一的善惡標準下,沒有閱歷的年輕人怎麼能不變「狠」?怎麼能不把「運動對象」的人格尊嚴、基本權利通通踐踏在腳下。這樣的「極端化」鬥爭方式,實際上是抽去了「運動對象」關於人的一切內涵,把「對象」視為概念化了的敵人。在運動中,「對象」身上凡屬於人的需求、人的痛苦、人的願望都完全被抹殺了。所有的人,正反兩邊,都要服從運動的目標要求,即「把敵人打退,把敵人打跨,把敵人消滅」。因此,「對象」的冤屈與痛苦,並不能喚起強勢者的同情。

  可是,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戰爭場合,我們對待真正的戰俘,卻從來就沒有忘記過實行人道主義。在戰場上,「敵對勢力」與敵方具體的人,是被我們截然分開的。只要放下武器,表示投降,敵人中的組成分子就不再是敵人,而是一個在人格上需要尊重的人。改造日本戰犯是如此,優待朝鮮戰場美軍戰俘是如此,對待中印度邊境戰爭中的印度戰俘也是如此。我在小學時,曾經看過關於優待印度戰俘的記錄片。戰俘們那種發自內心的歡快與感激,那種自由和輕鬆,至今我仍記憶猶新。

  可是,從「三反」、「五反」起,後來幾乎所有的「運動」,都針對的是曾在理論上被界定為「自己人」的人。這就是為什麼「運動」會造成受害者長久的心理創傷、為什麼挨整對象會感到巨大的、無法化解的冤抑之根本原因。郭老先生還是比較客觀的,他沒有隱瞞真實,關於自殺、關於人人自危,他都有所涉及。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下面讓我們繼續來看,當年「三反」、「五反」運動比較激烈的上海市,情況又是如何。我這裡要引用的,是一位名叫高天民的人所寫的回憶文章,題目叫做《商人是怎樣被消滅的--「三反五反」紀實》。該人是彼時上海一個汽車材料店的小商人,在運動中因」坦白」得好而被樹為典型。他的這篇回憶文章,雖是時隔多年後所寫,但仍有不能釋懷之處,因此他的敘述立場我不能完全認同。但因為他的特殊身份,所提供的很多細節耐人尋味。尤其令我感嘆的,是文中提到了當年進城幹部們的樸素作風。我覺得,他一個在那時挨過整的人,不會憑空去虛構進城幹部頭頂的光環,所述當是真實。我只是想,為何這樣一批淳樸可敬的人,會染上後來那種蠻橫粗暴的工作方式?雖然這篇文章比較長,但我覺得還是值得一讀,因為裡面的很多細節,其實是可以與以上兩篇引文互為印證的。要說明的是,在這裡,我略去了原文中與「三反」、「五反」無關的三個段落。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產黨早來二十年,我也可以當上共青團團員,但四九年時我已當上了老闆,雖比地富好些,還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頭銜,似可苟安一時;可是我的感覺已經大不相同了。   

  這個世界好像是毛澤東「創造」的,什麼事都要重新開始,語言、文詞也得從頭學起。那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大喇叭裡傳來的惡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隨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銳的歌聲,馬路上人頭擁擠,大家在等著看前一夜的突襲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誰。  

  「來了來了」大客車上滿載著反綁的人,一輛一輛地開過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後一批了。我想這就是所謂的「清一清」罷;至於「算一算」,也不知找誰算?怎麼個演算法?當時我的政治智商等於零,我想我只是一個小本經營的小商人,從來不過問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產黨的新政權下當個順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買賣。之前抗日勝利,我從重慶到上海,聽到沒有離開的同業們說,他們在日本人統治下照樣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產黨是中國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

  不反對他們,這「算一算」總不會算到我頭上來吧。

  國民政府退至臺灣,在大陸留下很多物資。美國各牌汽車多需要修理,我們做的剛巧是汽車材料生意,開始同三野(第三野戰軍)交易。此時我們心裏總是戰戰兢兢,不敢多賺他們的錢,老老實實只求過太平日子。共產黨警告幹部說上海是個大染缸,要當心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腐蝕。現在我們正和他們接觸,萬一哪位幹部出了什麼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們也特別提高警覺接待這些客戶,絕不請客送禮。到他們辦事處去聯繫工作時,看到幹部們生活非常簡樸。雖然住在國民黨高官留下的高級公寓,使用的傢俱竟是長板凳和像課桌一樣的三屜寫字臺。他們赤腳困地板 ,怎不令人肅然起敬?由於他們繳獲的美國汽車都要修理,我們的生意也 做得火紅,這光景持續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運動為止。 

  三反是針對共產黨的幹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可說是 五反的前奏。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幹部在外採購,有否接受資本家的接待、送禮,或者拿過回扣,這筆賬往後在五反時是要和資本家算的。每個單位都搞得轟轟烈烈,這就難為了奉派在外的幹部們了,因為他們就是三反的主要對象。在群眾激烈的鬥爭中,怎麼也說不清,聲稱沒有受賄就是抵賴,今天不交代還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還有黑夜要熬。這樣子搞,沒有的也只好說有;有了還不夠,還要加碼,否則休想過關。這種硬逼出來 的口供,就被當作日後五反

  時對商家老闆清算行賄罪的鐵證。   

  三反的浪潮將過,五反正待開場。此時和我店裡交易過的單位,已迫及待派幹部從各地來上海,拿出他們從三反中掌握的「鐵證」,陸續上門找我們算賬。我們店裡的三個老闆都成了他們的靶子,每天一早,店裡的電話響不斷,都是「快叫店負責人來我處交代問題」的,我們三個人只好分頭準時趕去受審。  

  我們交代行賄多少錢,還得與他們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這可難了,只好硬著頭皮聽斗吧。這段時間店裡還會有電話來找,職工回話說:「老闆都出去交代問題了。」但對方不饒,一定要問清楚所去單位的電話號碼,然後去電聯繫,所以我們去了一個單位,罪還沒有受夠,不停地有電話來叫。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從早到夜,馬不停蹄地奔走於過去的各客戶之間。試問我們的口供,怎麼可能和對方核實?對方是私設公堂的法官 ,我們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潰。

  我們就這樣在私設公堂中受審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電話前去受罪,有一天我們等到上午十時多,一通電話也沒來,心想今天怎麼會如此太平?突然一幫子人出現在店裡,為首者自稱是五反工作隊隊長,今天是到店中檢查。他講過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後,接下來就要我們三個老闆去 交代問題,於是我們就被押走了。  

  工作隊來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們隨後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樓,這是一家三開間門面的店舖,他們把我們三人隔離,各踞一間,陽臺的落地門都用粗鉛絲綁緊,每房有四位幹部同住,日夜監視,上衛生間時也跟著,以防我們自殺。

  這種晴天霹靂般的折磨,誰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這股大浪即將臨頭,但又絕對不願暴露個人隱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從這運動開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顧不暇,根本沒心思去打聽,但我親眼目睹的,就有與我店聯號的汽車材料行的兩位老闆。我的店也有該行的投資,他們深夜留在店裡,以山奈(氰化鉀)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殺,二人當時立即致命,看來極其痛苦,瀕死時的掙扎,連緊扣在腳上的皮鞋也踢落到牆角。

  當時剛好有兩具棺木由棺木店僱人抬到殯儀館,抬手累了,在半途放 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們自殺的店門前。自殺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還到我家來過,我聽他講話很消極,還勸過他:「我們只有逆來順受,至多把我們的財產全部交出,看來還不致會殺頭」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對他竟難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去了。

  五反是專門對付工商界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我們在被關之前,也曾討論過該如何應付?當年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當然走坦白之路,對五反自問:第一、我們對來店的幹部,一貫戰戰兢兢,連一枝煙也不敢敬他們,怎敢向他們行賄?第二、我店經銷都有發票可查,平時稅務局管得極嚴,從未有偷稅漏稅的前科,我們的賬目非常清楚,可向稅務局專管同志去瞭解。第三、怎樣算盜竊國家資財?我的店從未盜賣過國家一草一木 ,如果說有賺錢沒虧本就是盜竊的話,我們把盈利全部捐出來好了;第四、反偷工減料,我的店從未製造或修理東西,只是販賣而已,也從沒以次級品充好貨給買主;第五、至於經濟情報,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這些是我們真實的想法,五反工作隊怎麼搞,我們就照這樣去坦白,還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隊長到我房間,先問我:「你是常州人嗎?」又說:「 我們常州有句俗話,「人怕出名豬怕壯」,你知道嗎?」我說:「知道知道。」然後他又不嫌煩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後總結說:「你的店五毒俱全,徹底坦白還可以從寬處理,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他講得義正辭嚴,威儀嚇人。但我想到舊社會黑道擄人勒贖,苦主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籌款贖人,聽到綁票案的人都會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想不到這句話竟會用到我身上來了。

  什麼五反?只不過是向工商戶伸手要錢,否則叫我們好看罷了!我心裏已作好準備,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給他們,所以 我日夜思考過關。幾天來工作隊看我交代比較具體,就開始對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違法的事情。我們經營的貨物,都是從國外來的,進貨款都要外匯。廣州地下錢莊專門與進口商套外匯,我們匯人民幣給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匯,然後辦貨內運,這原是習慣做法,因當年共產黨亟需美國的汽車材料,現在車修得差不多了,又反過來算這筆外匯賬。可是廣州那家錢莊的所有客戶往來賬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隊手裡,他們用這一點威脅我說:「就憑你私套外匯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給你一個從寬處理的大好機會。老實對你說,我們已具體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時我只好說:「一定坦白。」他們說什麼,我全認,行賄、偷稅、 漏稅都按他們掌握的材料辦;至於盜竊國家資料,我正在和他們討價還價,我說至多不過二、三萬元,話還沒說完,就馬上遭到斥責。我想再加些吧,如果總數在十萬元之內,還可以勉強應付,若要再加碼,那就不堪設想了。

  我陸續往上加,但堅持不超出十萬元。隊長冒火了,指責說:「說了 半天還是雞毛蒜皮,差得太遠太遠。」

  隊長所以如此說,自是按五反對我店的要求而來,同時也聽了店中職工的檢舉揭發。當時老闆既無解雇職工之權,職工對老闆的態度也大大的改變。但工會指示什麼,他們就去做什麼,比過去對老闆還巴結。這次他們奉命對老闆檢舉揭發,各人都有一本賬。誰對老闆財產檢舉得多,誰在五反運動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儘管胡說亂道。因此我所堅持的十萬元之內,與他們所說的數字比較起來竟是雞毛蒜皮。既然如此,我們總歸是完了!共產黨就是這樣來搜刮工商界嗎?我越想越不對頭,堅持了幾天,謾罵、威嚇、疲勞、審問,終於使我垮 了下來,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罷!  

  我被逼得無路可走,這時說老實話,根本已行不通;出於過關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氣,自動加碼十萬,不行就再加二十萬,這樣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萬,隊長才認可了,卻要我說明這一百六十萬的來龍去脈,我只好再來一個彌天撒謊,胡編亂湊,好不容易才寫出來了。其實這一百六十萬的天文數字,早已超過了我店裡那些年的營業總額,更超過了實有資產;即使把三個老闆的私產都加進去,也還差得遠,根本不用辯認就可以看出這數字的虛假。  

  工作隊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們三人獲釋,另外二人還不知道怎突然會被釋放?我說:「這筆大生意,隊長和你們都談不成,逼到我頭上來了。我們誰也受不了這樣無限期地關在這裡日夜批鬥,只有求釋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說以迎合他們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著回去。」但他們一聽一百六十萬的數目時,驚叫說:「這怎麼了得!」我說:「眼前我們過關保命要緊,也只好作繭自縛,總比關在這兒挨斗、等死強些。」於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關了三週之後 ,已被鬥得七顛八倒,連回

  家的路也認不得了,還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隊長率些幹部找上店裡開職工大會。開會前隊長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來,另兩位站著被鬥。原來因為我算是坦白過的,故而有此區別對待。此會主要宣布本店老闆已經「徹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檔「完全違法戶」,降為第三檔「半守半違法戶」,作為從寬處理。(如果是第一檔,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後隊長和我談話,就換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態度,要我留在工作隊參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現身說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瞭解工作隊的情況。  

  工作隊人員是由機關部隊的幹部湊成,副隊長是當地公安局派來的。五反開始是先搞典型戶,來我店共有五十位幹部,由隊長帶頭,搞好我店之後,這五十位幹部都當上了隊長。我參加了上海市十六萬工商戶的全面五反,分別在幾處開大會說明五反政策,並上臺現身說法。主要是講:「五反的坦白從寬,已在我店落實;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樣從寬處理。」一時間我這個謊話連天的人,竟成為面臨五反難關的工商戶羨慕的對象,屢屢上了報。

  在我店近鄰有一家商行,專營進出口軸承,也是三個老闆,他們被隔離交代,最後只有其中一位寫了坦白書,我看到那個人情緒特別低落,當他們交代可以通過的那天,我趁監視他的人不在的片刻,進去對他說:「 你們的問題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沒想到在我離開他約二小時以後,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幹部一時鬆懈,竟由二樓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嗚呼。  

  其實當時政策上並沒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時還留著我們這些人「 生蛋」。可是很多人實在受不了凶殘的鬥爭,所以在運動中寧可走上絕路。當時報紙重點報導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頭送到抗美援朝前線去的都是腐壞的食品,這是奸商圖利陷害志願軍的滔天大罪,言之鑿鑿,聞者髮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頭享譽國際,老闆怎會把壞食品裝罐頭去自毀長城?而且廠裡有工會,工人監督生產,怎麼會出這傷害志願軍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項

  重罪,要他自動自覺把錢拿出來。  

  此時五反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闆們,所聞、所見、 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膽戰心驚。想想與其蒙莫須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鬥得痛苦,所以跳樓、服毒、上吊成了常見之事,但報紙對此隻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資本家們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聞常傳聞又有人自殺的消息,人們聽了也習以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園,原是幾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裡吃過飯。老闆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氣,平日克勤克儉,孜孜於自己手創的企業。抗日戰爭時期他曾放棄上海的生意,跟隨政府內遷,當年到過重慶、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園如遇故人。這位先生也是一位愛國而有骨氣的人,五反運動逼上門來,他竟從該店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該處是鬧市,過往的人也多,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隨著時日的遷移,五反全勝收兵,從死亡邊緣逃過一劫的資本家們,又回到了自己的廠店。經過這次教訓,我們發誓再也不做生意了。

  「再做就是孫子王八蛋!」打算消極地對付未來的歲月。可是當時百廢待舉,還亟需進口物資,尤其是美國封鎖禁運的東西(美國汽車材料當然在內)。此時五反對我店的處理通知也來了,計行賄罰款億元、補稅及罰款億元、盜竊國家資財億元、總計是廿八億元,(幣制未改前的「億」,即改革後的 「萬」,廿八億即廿八萬)。並說明這是經過核實後的「寬大處理」。我們嚇呆了,這個天文數字壓下來,教人怎麼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幹了,債多不愁,聽便罷!

  單就上海市來說,五反退補也是當局的一筆巨額收入,必須慎重處理,於是把其中大戶揀出七十四戶,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禮堂召開七十四戶大會。我們接到奉召仿如驚弓之鳥,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去報到,由潘漢年副市長主講。想不到對我們這批「待罪之身」態度非常和藹,講完充滿人情。他溫文爾雅,不失書生本色,尤其表現出很體貼資本家經過五反之後內心的創痛。我還記得他當場吟出「馬後桃花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詩句,對我們撫慰有加,鼓勵大家重振精神去經營事業,政府一定會多方照顧。

  他盡量避免說五反退補的話,著實為大家打氣。所以我們在日後一段時期中,能買到出口商手中的外匯,用來購進急需的美國汽車材料。為了繳付巨額的五反退補,我們不得不從消極,當上自己發誓的「孫子王八蛋 」。稅務員每天來店坐索,有錢就拿走,這樣持續了二年多之後,好不容易把這筆巨債還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來我店購貨的幹部,至今從來也沒見過,大概都因三反中有問題被調離了原單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買過十萬元貨物的幹部(一位年輕的解放軍,是道地的北方人),來滬順便來我店看看,他說早已不搞採購了。我還記得他說過的話:「他媽的!三反時冤枉我拿了你店一萬元回扣,我被鬥得死去活來。被逼承認後才得過關,不但自己當上了貪污犯,也連累你們犯了行賄罪。」沒錯,在我們五反行賄罰款當中,確有這一萬元在內,但事已如此又有什麼好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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