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干——「平反六四」的攔路虎

從一九八九到二○○四年，「六四」已經走過整整十五年了。在這第十五個「六四」忌日，我看不到任何有別於前十四個年頭的景象：新一代中共最高決策層至今對「六四」事件避而不談，「政治敏感期」（「六四」後，江澤民李鵬將每年的四五六三個月定為「政治敏感期」，全國特別是北京的警力得以加強）依然沒有解除；政治異已人士依然被以非人道手段蠻橫對待，「六四死難者」家屬的訴求依然無法獲得回聲；中國政法系統的最高領導人羅干牢牢地控制著國家安全事務。我並不想揣測胡溫是否有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意願，只想談談我所知道的作為國家安全首腦的羅干以及他今年以來處理與「六四」有關的幾件事。

　　早在二○○一年最初醞釀中共十六大班子時，羅干就被李鵬提議進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二○○二年秋，在李鵬、江澤民的合力推薦下，羅以六十七歲高齡進入中共十六屆政治局常委會，並且在常委中分管全國政法系統，從而扮演起李鵬政治生命中的守護神角色。

李鵬羅干刎頸之交

　　而使李鵬與羅干建立「刎頸之交」的基礎，則是一九八九年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這一事件，將李羅完全捆綁在一起。

　　羅干是中國第四代領導層中唯一參與六四決策全過程的人，他幾乎掌握關於「六四事件」中共高層決策的全部內幕。整個「六四」期間，李鵬的很多命令都是通過羅干傳達、執行的。

　　戒嚴前，羅親自為李鵬、朱琳夫婦找房子，最終將毛澤東生前的最後一個住地－－游泳池－－騰出來給李鵬家住。六月三日整個通宵，羅干根據李鵬的命令，親自坐鎮中南海與武裝警察總部、公安部、安全部、新華社、廣播電影電視部負責人聯繫，下達命令，並隨時掌握戒嚴部隊進城情況、進駐天安門廣場情況等。

　　「六四」屠殺後，為了通緝、清查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分子、反革命動亂分子」，羅向李鵬建議命令中國駐美歐各大使領館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全部錄製那些國家和香港每日播放的關於「六四」事件的節目，並將錄像帶送北京。這一建議為李鵬所採納。最後，一些省市和地方公安部門就是通過那些從國外送回的錄像來辨認人、抓捕人的。一句話，羅干不只是李鵬在「六四」事件中的主要幫凶，他本身在「六四」事件中的作為也難辭其咎。

全權掌控國安部

　　羅干已經建立起不亞於斯大林時代克格勃頭子貝利亞的國家安全「王國」，其中，最令羅干滿意的是他對國家安全部的絕對控制，許永躍（原中共領袖陳雲的秘書）既是李鵬的親信，也是羅干的親信，長得像老農民一樣的許永躍是心甘情願為李鵬、羅干肝腦塗地的。正是有了這一層可以稱之為銅牆鐵壁的防線，不要說對 「六四事件」進行重新評價，即使要對國家安全系統進行小范圍的改革，也是困難重重。相反，李鵬們卻可以放心睡大覺，至少用不著擔心胡溫等會在羅干任上重新評價「六四」事件。

　　儘管新一屆中共領導人對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諱莫如深，儘管羅干牢牢控制著國家安全系統，但是，來自民間的良知仍不時被喚起。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召開十天之際，曾以無私無畏勇氣揭露沙士真相而享譽海內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一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人大、國務院和全國政協，要求公開為「六四」事件正名。蔣醫生的這封信，可謂石破天驚，再次觸動了中共最高決策層的敏感神經，在中南海引起強烈衝擊。

高幹集體翻看錄像

　　羅干在獲得蔣的信後，當天即親自登門向李鵬匯報，李鵬隨即要求羅干捎話給胡錦濤，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司局級以上官員於三、四、五月份重新秘密收看二○○一年春江澤民李鵬為針對《中國六四真相》而製作的歷時三個半小時的關於一九八九年「六四」決策過程的錄像（註：此錄像單方面甚至是斷章取義地摘錄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等中共元老，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五位政治局常委，以及江澤民、李瑞環等政治局委員在元老會議、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以文字配圖像的方式進行介紹。製作這個錄像的目的在於告訴人們：關於「六四」的全部決策是由當時的中共最高決策層這一領導集體共同決定的。如果「六四」最終得以重新評價，那末，當時在位的所有決策層成員都應對此承擔責任，誰也跑不了）。

　　在羅干向胡錦濤捎話後，三月初，李鵬再親自打電話給胡錦濤、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長春，要求進一步加強對中高級官員關於「六四」事件的教育，統一認識。此後，根據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專門向中央各部委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門組織司局級以上官員再次集中收看長達三個半小時的關於一九八九年中共最高層參與六四決策的錄像，並要求表態。這是李鵬退出政治舞臺後，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向新一代領導人提出關於「六四」的政治訴求，由於江澤民壓陣，以及羅干對國家安全系統的主導，新一代領導人可謂給足了李鵬面子。

胡錦濤要求放人

　　繼二月二十四日蔣彥永醫生的信之後，三月二十五日，香港首次公開以丁子霖、張先玲為代表的六位「天安門母親」向聯合國人權會議提供的證詞錄影片段。丁子霖在證詞中說，她從兒子喪生那一刻起，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一直伴隨著她。最後，她「選擇了生。選擇了生後，又選擇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後，受中共的監控」。在經受喪子之痛、中共的監控、尋找其他死難者家庭的坎坷遭遇後，丁子霖終於「認清了共產黨的真面目，認清了制度的罪惡」，公開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六四」失蹤者的命運。這份提供給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組織的證詞被完整地送到中南海，送到羅干桌上。羅干惱羞成怒，寫了足有半頁紙的批示給許永躍要求國家安全系統對丁子霖們「予以監控」。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正值聯合國人權會議在日內瓦召開之際，國家安全系統分別在無錫、北京拘捕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三位「六四」難屬，拘捕她們的理由是「違法從香港偷運文化衫」。丁子霖等三人被捕後，立即引起國內外強烈抗議。新華社等渠道終於帶著一點良知以內參形式向中共最高層作了通報，面對強大的國內外輿論，胡錦濤親自向羅幹過問事件經過，並要求安全系統放人。終於，在關押五天後，丁子霖等獲釋。

　　丁子霖等人的獲釋有違羅干初衷，她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安全部仍然沿用過去的手段對付她們。因此，五月下旬以來，丁子霖等人又被國家安全系統嚴格「保護」起來，連出入家門的自由都被剝奪。

外國學者「黑名單」

　　比起對付手無寸鐵的丁子霖們容易的，是羅干對待一批享譽國際的海外中國問題專家。這批學者因為對「六四」事件以及對中國人權的高度關注，被列入國家安全部禁止進入中國的」「黑名單」，這是一份經過羅乾親自審定的「黑名單」。目前列入「黑名單」的外國學者分布在美國、歐洲、澳洲等世界各地，但只剩下十八人。他們之中影響最大的、被羅乾和國家安全系統視為眼中釘的當數參與了《The Tiananmen Papers》的三位美國學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原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原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公室主任）和Orville Schell（夏偉，加州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授），這三人被定性為「妖魔化中國」的頭面人物。

　　在對待三人申請中國簽證的問題上，中國駐洛杉磯和紐約總領館表現出了一種「奉命行事」又無可奈何的情緒。夏偉是三人中最早提出申請的，一家人申請，最後只有他一人不被批准。鑒於洛杉磯總領館有關官員與夏偉認識，在處理夏偉的簽證申請時，既要例行公事，同時又委婉地向夏偉建議：寫一封關於今後不再「捲入與六四事件有關活動」的「說明性文字」給總領館，總領館收到這封信後將給他簽證。顯然，這一「招安」動作是任何一位有骨氣的學者所無法接受的，夏偉斷然拒絕。

(原載2004-06-03 信報，原標題：「平反六四」的攔路虎)

作者：張良

【大紀元12月16日訊】從一九八九到二○○四年，「六四」已經走過整整十五年了。在這第十五個「六四」忌日，我看不到任何有別於前十四個年頭的景象：新一代中共最高決策層至今對「六四」事件避而不談，「政治敏感期」（「六四」後，江澤民李鵬將每年的四五六三個月定為「政治敏感期」，全國特別是北京的警力得以加強）依然沒有解除；政治異已人士依然被以非人道手段蠻橫對待，「六四死難者」家屬的訴求依然無法獲得回聲；中國政法系統的最高領導人羅干牢牢地控制著國家安全事務。我並不想揣測胡溫是否有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意願，只想談談我所知道的作為國家安全首腦的羅干以及他今年以來處理與「六四」有關的幾件事。

　　早在二○○一年最初醞釀中共十六大班子時，羅干就被李鵬提議進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二○○二年秋，在李鵬、江澤民的合力推薦下，羅以六十七歲高齡進入中共十六屆政治局常委會，並且在常委中分管全國政法系統，從而扮演起李鵬政治生命中的守護神角色。

李鵬羅干刎頸之交

　　而使李鵬與羅干建立「刎頸之交」的基礎，則是一九八九年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這一事件，將李羅完全捆綁在一起。

　　羅干是中國第四代領導層中唯一參與六四決策全過程的人，他幾乎掌握關於「六四事件」中共高層決策的全部內幕。整個「六四」期間，李鵬的很多命令都是通過羅干傳達、執行的。

　　戒嚴前，羅親自為李鵬、朱琳夫婦找房子，最終將毛澤東生前的最後一個住地－－游泳池－－騰出來給李鵬家住。六月三日整個通宵，羅干根據李鵬的命令，親自坐鎮中南海與武裝警察總部、公安部、安全部、新華社、廣播電影電視部負責人聯繫，下達命令，並隨時掌握戒嚴部隊進城情況、進駐天安門廣場情況等。

　　「六四」屠殺後，為了通緝、清查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分子、反革命動亂分子」，羅向李鵬建議命令中國駐美歐各大使領館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全部錄製那些國家和香港每日播放的關於「六四」事件的節目，並將錄像帶送北京。這一建議為李鵬所採納。最後，一些省市和地方公安部門就是通過那些從國外送回的錄像來辨認人、抓捕人的。一句話，羅干不只是李鵬在「六四」事件中的主要幫凶，他本身在「六四」事件中的作為也難辭其咎。

全權掌控國安部

　　羅干已經建立起不亞於斯大林時代克格勃頭子貝利亞的國家安全「王國」，其中，最令羅干滿意的是他對國家安全部的絕對控制，許永躍（原中共領袖陳雲的秘書）既是李鵬的親信，也是羅干的親信，長得像老農民一樣的許永躍是心甘情願為李鵬、羅干肝腦塗地的。正是有了這一層可以稱之為銅牆鐵壁的防線，不要說對 「六四事件」進行重新評價，即使要對國家安全系統進行小范圍的改革，也是困難重重。相反，李鵬們卻可以放心睡大覺，至少用不著擔心胡溫等會在羅干任上重新評價「六四」事件。

　　儘管新一屆中共領導人對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諱莫如深，儘管羅干牢牢控制著國家安全系統，但是，來自民間的良知仍不時被喚起。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召開十天之際，曾以無私無畏勇氣揭露沙士真相而享譽海內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一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人大、國務院和全國政協，要求公開為「六四」事件正名。蔣醫生的這封信，可謂石破天驚，再次觸動了中共最高決策層的敏感神經，在中南海引起強烈衝擊。

高幹集體翻看錄像

　　羅干在獲得蔣的信後，當天即親自登門向李鵬匯報，李鵬隨即要求羅干捎話給胡錦濤，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司局級以上官員於三、四、五月份重新秘密收看二○○一年春江澤民李鵬為針對《中國六四真相》而製作的歷時三個半小時的關於一九八九年「六四」決策過程的錄像（註：此錄像單方面甚至是斷章取義地摘錄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等中共元老，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五位政治局常委，以及江澤民、李瑞環等政治局委員在元老會議、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以文字配圖像的方式進行介紹。製作這個錄像的目的在於告訴人們：關於「六四」的全部決策是由當時的中共最高決策層這一領導集體共同決定的。如果「六四」最終得以重新評價，那末，當時在位的所有決策層成員都應對此承擔責任，誰也跑不了）。

　　在羅干向胡錦濤捎話後，三月初，李鵬再親自打電話給胡錦濤、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長春，要求進一步加強對中高級官員關於「六四」事件的教育，統一認識。此後，根據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專門向中央各部委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門組織司局級以上官員再次集中收看長達三個半小時的關於一九八九年中共最高層參與六四決策的錄像，並要求表態。這是李鵬退出政治舞臺後，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向新一代領導人提出關於「六四」的政治訴求，由於江澤民壓陣，以及羅干對國家安全系統的主導，新一代領導人可謂給足了李鵬面子。

胡錦濤要求放人

　　繼二月二十四日蔣彥永醫生的信之後，三月二十五日，香港首次公開以丁子霖、張先玲為代表的六位「天安門母親」向聯合國人權會議提供的證詞錄影片段。丁子霖在證詞中說，她從兒子喪生那一刻起，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一直伴隨著她。最後，她「選擇了生。選擇了生後，又選擇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後，受中共的監控」。在經受喪子之痛、中共的監控、尋找其他死難者家庭的坎坷遭遇後，丁子霖終於「認清了共產黨的真面目，認清了制度的罪惡」，公開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六四」失蹤者的命運。這份提供給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組織的證詞被完整地送到中南海，送到羅干桌上。羅干惱羞成怒，寫了足有半頁紙的批示給許永躍要求國家安全系統對丁子霖們「予以監控」。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正值聯合國人權會議在日內瓦召開之際，國家安全系統分別在無錫、北京拘捕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三位「六四」難屬，拘捕她們的理由是「違法從香港偷運文化衫」。丁子霖等三人被捕後，立即引起國內外強烈抗議。新華社等渠道終於帶著一點良知以內參形式向中共最高層作了通報，面對強大的國內外輿論，胡錦濤親自向羅幹過問事件經過，並要求安全系統放人。終於，在關押五天後，丁子霖等獲釋。

　　丁子霖等人的獲釋有違羅干初衷，她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安全部仍然沿用過去的手段對付她們。因此，五月下旬以來，丁子霖等人又被國家安全系統嚴格「保護」起來，連出入家門的自由都被剝奪。

外國學者「黑名單」

　　比起對付手無寸鐵的丁子霖們容易的，是羅干對待一批享譽國際的海外中國問題專家。這批學者因為對「六四」事件以及對中國人權的高度關注，被列入國家安全部禁止進入中國的」「黑名單」，這是一份經過羅乾親自審定的「黑名單」。目前列入「黑名單」的外國學者分布在美國、歐洲、澳洲等世界各地，但只剩下十八人。他們之中影響最大的、被羅乾和國家安全系統視為眼中釘的當數參與了《The Tiananmen Papers》的三位美國學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原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原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公室主任）和Orville Schell（夏偉，加州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授），這三人被定性為「妖魔化中國」的頭面人物。

　　在對待三人申請中國簽證的問題上，中國駐洛杉磯和紐約總領館表現出了一種「奉命行事」又無可奈何的情緒。夏偉是三人中最早提出申請的，一家人申請，最後只有他一人不被批准。鑒於洛杉磯總領館有關官員與夏偉認識，在處理夏偉的簽證申請時，既要例行公事，同時又委婉地向夏偉建議：寫一封關於今後不再「捲入與六四事件有關活動」的「說明性文字」給總領館，總領館收到這封信後將給他簽證。顯然，這一「招安」動作是任何一位有骨氣的學者所無法接受的，夏偉斷然拒絕。

(原載2004-06-03 信報，原標題：「平反六四」的攔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