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夫：富豪拖延香港民主

香港又面臨一場政治風暴。自從去年四月人大釋法否決了市民○七○八年特首立法會雙普選的要求後，港京當局為了平息民怨，苦心孤詣在十月十九日公布「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提出一個○七○八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政改方案，只是在現政制上作了些微的放鬆（主要是增加特首選舉團人數與增加立法會十席議員），距雙普選還差得很遠，而且拒不提出時間表，明顯是給人以「不知哪年哪月」的無誠意的印象。有七十多歲老人家在報紙上刊出廣告，問「我還能不能看到民主？」社會為之心顫。

泛民主派同仇敵愾，當即決定十二月四日舉行大遊行，凝聚民氣，力爭預定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的立法會表決中阻止五號報告書方案通過，按基本法要有六十席的立法會之三分之二以上議員贊成，即至少四十席，方案才能通過。現在親政府議席已達三十五席，僅差五席，即可過關。

從彭定康一句話看香港政改

那麼，泛民主派為何要反對這個「循序漸進」的政改方案呢？那是反映了在民主觀上香港社會根本分歧。泛民主派的要求代表了六成以上市民的意願，他們渴望實現民主普選制，已經忍無可忍。前港督彭定康十一月重臨香江，推銷他的新書，說了一句可圈可點的話，他回答中國民主前景的問題說：「我也許是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年輕人恐怕都不知所云。他實則暗示馬克思唯物論的一個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意指中國市場經濟的成長一定會帶來政治上的民主。這個原理在亞洲也曾盛行，甚至有學者將其量化為－－國民所得超過四千美元，民主化條件便已成熟（臺灣、南韓都是如此）。香港二○○四年人均國民收入已達到一萬八千美元，早已進入世界先進國家之列，其它如法制、教育水準、新聞自由、社會的文明程度已超過許多民主國家，更是與紐約、倫敦齊名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正是這樣的背景：一個高度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是中國與英國簽約保證的實行一國兩制，即非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人便有充足的理據與心理因素向西方大都市的民主制度看齊。但是，一九九七年主權回歸中國之後，香港的民主發展一再受到阻撓。主導來自新的宗主國－－北京中共政權，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北京這個「外力」可以發揮作用，還藉助了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香港本地的反民主勢力，包括香港親共的新老左派和工商界富豪階層。左派不去說它，富豪反民主卻是較少研究的一個課題。

胡應湘和何鴻燊高調攻擊民主派

香港是一個萬商雲集的金錢社會，商業鉅子的巨大影響力是社會的重要支柱，不僅香港的前東主英國首相貝利雅訪港要單獨會見首富李嘉誠，前港督最近來港匆匆，也要會見李嘉誠，可見一斑。中共行走資路線後也不例外，早年許家屯駐港走大資本家路線，九七後，江澤民、胡錦濤都先後接見香港超級富豪及其二、三代傳人，公開籠絡已成為傳統政策。在經濟上巨大的互利基礎上，港富們毫無保留支持中共政權，不乏其人，在香港政改問題上傾向保守，更是多數富豪的取向。

最近，在日趨激烈的五號政改書的爭議中，發生兩個小風波，一是大地產商胡應湘罵民主派組織上街遊行是「暴民政治」，引起市民和媒體憤怒斥責，逼得胡應湘第二天（十一月廿三日）在報章發表「鄭重聲明」，越描越黑地解釋他只是說「政制改革如果由上街示威去決定，違棄法治，那與暴民政治何異」。他重申香港居民絕對有集會遊行的權利云云。

另一單是澳門「賭王」何鴻燊借八十四歲生日在報章發表大幅廣告，表態支持政改方案，滿紙道理教訓民主派。稱英治香港百多年有自由沒民主，現有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的，中央的誠意毋須懷疑。想在世貿會議之際，鼓動市民上街，萬一遊行變成騷亂，只會損害香港聲譽，是「為撈個人政治資本而與政府對抗的自私行為。」並暗批支持民主的天主教香港主教陳日君，要他不要「干預」政治，要「多講耶穌」。

香港富豪們一般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胡應湘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何鴻燊也有港大肄業學歷。大多數富豪雖關心政治也懂得勾結權貴，但鮮少公開對政治問題，尤其是在敏感時刻作表態。胡何二人是例外，他們不時高調出聲。不久前胡在城市大學遇到學生請願，還發生過和學生搶咪的不快事件，而賭王在九七回歸時更興奮異常，主張「聯合國總部搬來香港」。對他們的表現，據說工商界不少人高興，因為說出了他們的看法，民主派該罵，他們最怕香港政治化，影響市道景氣，影響他們賺錢；而也有不少有頭腦的商界精英，說他們沒有水準，太蠢，不識時務，有看法不應隨便亂放炮。去年立法局選舉，胡應湘曾鬧出放言長毛當選，他要離開香港，後來長毛高票當選，他又收回承諾的笑話。他們比較欣賞另一位富商，五十八歲會德豐與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博士，他不時給英中文報章撰文，反對香港搞「民粹政治」。

富豪和中共已結成利益共同體

九七回歸以來，完全獨立的與中國無關係的港資已經不復存在，富豪們在大陸的投資，起碼都以十億港元計，也做了不少慈善事業，他們的大名鑴刻在無數建築物上，不少人都有政協常委、榮譽博士之類的名銜，他們的財富也不會像中小商人那樣往往血本無歸而總有較高的回報率……縱觀他們和中共或明或暗的關係，毋寧說，他們對中國的經濟開放與發展的貢獻是了不起的。他們無一不被大陸捧為愛國港商，不過，與其說「愛國」，不如說「商人無祖國」更合適，尤其是對於在英國的自由貿易制度下發達的港商更是如此。而大陸記者已有評論說，他們「不是愛國，而是愛黨」。因為只有愛黨才有實利可圖。

對於香港民主政制發展而言，太平山下的財團和富豪們卻只能得到負分，他們的階級利益和普羅大眾佔多數的民主制度有經濟上的重大矛盾，多年來他們一直反對和恐懼香港變成北歐式的福利社會，怕香港人吃「免費午餐」，「好吃懶做」。民主制度下他們將會喪失政治體制內影響決策的優勢。去年人大釋法期間，胡應湘就說過，香港現在普選，會衰退十年，變成一個只爭福利的「香港公社」。

而他們和大陸的關係又強化了他們的階級侷限性。共產黨太倚重他們，也太高估了他們，北京把他們視為香港可以呼風喚雨的代表人物，以為香港這只會生金蛋的鵝，都是他們飼養大的，他們和大陸官僚已結成利益共同體，因為共產黨也變成了一個拜金的權貴政黨。雖然董建華式的「商人治港」已告失敗，但不等於掌握香港經濟命脈的大資產階層不再是他們依靠的對象，北京願意聽他們的話仍然遠遠大於聽香港市民的心聲，更遑論泛民主派的聲音，而由於這個階層在香港的巨大利益與影響力，「港英餘孽」治港也好，文官精英治港也好，根本上都會以他們的利益為重，他們是香港首要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市民和勞工階層的利益絕對次之。這是我們展望政改前景時不能不看到的現實。

－－《開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