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權力巔峰時王洪文:奢侈浪費愛好玩樂

「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中,一個人物的「崛起」頗為引人注目。他就是王洪文,從一個造反派頭頭一躍而成為中共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此文帶著我們穿越時空,真切地看到處在權力巔峰時王洪文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張春橋的黑干將

1967年元旦社論向全國吹響了攻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號角。「軍師」張春橋等人旋即赴滬,策動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掀起「一月奪權」的黑風暴,奪取上海市委大權。

1月2日,張春橋電召王洪文進京。

1月3日晚,張春橋、姚文元秘密會見了王洪文。在聽完王洪文關於上海近況的匯報後,張春橋肯定地對王洪文說:「上海的桃子熟了!上海的桃子不能讓陳丕顯摘去!」接著,張春橋又對王洪文關照道:「你也不要久留北京,要盡快回上海。明天,作為上海奪權的先聲--《文匯報》將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權。我和文元同志也於明天飛抵上海,投入上海的戰鬥!」果然不出所料,1月4日上午,上海《文匯報》社奪權。1月5日,上海《解放日報》社奪權,宣告「新生」,公開為「革命造反」唱讚歌。1月6日,王洪文、徐景賢聯合全市十幾個造反派組織,在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這次大會的導演就是張春橋、姚文元,連大會的發言稿和口號都是經過他倆仔細審批的。大會宣讀了3個由張春橋、王洪文一夥一手炮製的「通令」,宣布「奪權」成功。

就這樣,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機構陷於癱瘓,實際權力落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手裡。

按照當年的「老中青三結合」的說法,組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班子。在這個班子中,張春橋當然應算「老」的「革命幹部」的代表,任了「主任」之職;姚文元可算「中」,任了「第一副主任」之職;徐景賢也算「中」,而王洪文既算「青」,又算「革命群眾」的代表,兩人均為「副主任」。此後,由上海「一月風暴」刮起的「奪權風」迅速向全國各地傳播。一時間,「奪權」風潮達到了如火如荼、如瘋似顛的境地。而首開奪權之風「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聲大振,逐漸走進了毛澤東的視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調王洪文進京;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又當選為中共的副主席,成為毛澤東眼中的「接班人」了。

權力慾望的膨脹

從一個造反派進入中樞機構,成為幾人之下幾億人之上的風光人物之後,王洪文的權力慾望逐漸膨脹起來了,得到更大更高的權力,便成為其朝思暮想的事情了。

王洪文的發跡,得益於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隨其後。而在王洪文到來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併肩戰鬥」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已經結成三人小團夥;尾隨在張、姚之後的王洪文自然成為這個小團夥的第四個成員。於是,一個描述這四人關係的固有名詞出現了:「四人幫」,釣魚臺國賓館,成了這個「幫」的大本營。在這個「幫」中,王洪文年齡最小,資歷最淺,地位卻最高。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頭能有今天這樣的結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須需要另外三個人的繼續栽培才成。在他的眼裡,張、姚不用說了,江青雖然連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第一夫人」的光環足以使他覺得搶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投入這個幫派。在毛澤東一系列「不要搞四人幫」的警告聲中,王洪文雖然仍是副主席,但伴隨著鄧小平的復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告吹。其後,根據中央的安排,王洪文1/3時間在中央,1/3時間下基層,1/3時間作調查研究。他只好回到發跡之地上海「調研」去了。

在此期間,鄧小平開始了整頓工作,但整頓過程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觸怒了一直維護「文革」的毛澤東,使他對鄧小平又失去了信任。

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消息後,覺得獲得權力的機會又來了,匆匆趕回北京,又和另外3人結合在一起,密謀向鄧小平「反擊」。在周恩來去世前後,「四人幫」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王洪文打起了如意算盤:在鄧小平復出之前,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將鄧小平打倒,我不僅還可以主持日常工作,甚至可以坐上總理這把交椅。在這種野心的驅動下,他開始了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打算。

1976年1月,中央確定召開批判鄧小平的打招呼會議。王洪文天真地認為,他登臺的時間不遠了。為此,他決定在這次會議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會上作長篇報告。他把秘書肖木召來,要他盡快準備這個報告。王洪文口授講話內容:「講一講文化大革命,講一講反擊右傾翻案風」,「口氣都是全面性的」。他對肖木「擺出一副要出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勢,得意忘形地說:『我應當有一個講話』。」

這個報告完成後,王洪文很重視,進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廠出三稿之際,2月3日,中央發出1976年的第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王洪文的美夢又一次破滅。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報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王洪文感到奪權的時機又一次來臨,為了先一步控制對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權,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讓秘書廖祖康通知他手下的工作人員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對米吩咐說:「王洪文說,中辦秘書處就不來人了,就你一個人值班」。任務是「兩個事,一是在毛主席弔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二是在此期間有些解決不了,需要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就說是中央領導同志說的,讓你給各省、市、自治區打電話。另外,各省、市、自治區有事打電話就找你」。王洪文趁機奪權的野心已暴露無遺。

到了10月2日,就在離「四人幫」覆滅的前4天,王洪文還洋洋得意地拍了幾版「標準像」,妄想為其奪權成功做準備;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領導人的身份到北京郊區平谷縣講話。煽動「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修正主義」,發泄對華國鋒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不滿。

奢侈浪費的生活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權勢也滿足了他的這種嗜好。從曾經接待過他的上海市委招待處的工作人員揭露出來的材料看,王洪文「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什麼魚唇、鮑魚、乾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採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運來;兒子要吃石榴,也派專人到蘇州去買。」接待處為了保證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時要三輛採購車」來供應。在他外出「調研」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在事先通知的內容中,安排吃喝、準備名酒名菜是第一項內容。且每到一處大吃大喝之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與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濃烈,花樣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上海接待處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的玩法:「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台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面,框裡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橘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裡,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扇扇子。」

與吃喝玩樂相聯繫的,就是攫取、揮霍。他成為副主席後,串通上海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制』等手法,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錶、石英電子錶、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菸、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35條、酒芯巧克力糖60盒,醬菜罐頭20多瓶。

材料還揭露了王洪文揮霍浪費的情況:

王洪文為了打獵,硬要給他仿製美國「奇異牌」的聚光搜索燈。工廠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產,日夜趕製,突擊一週,造出20只,王僅選去2只,耗費國家資金一萬多元。又如,為王洪文專門精製5塊高級鑽石牌雙日曆手錶,調動了7個工廠、1個商店的40餘名技術人員,花費國家資金1萬1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溫杯,也要給他特製,加工單位僅為制杯蓋就花了半個多月時間,專門制了兩套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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