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國

一、誰是罪惡之源？
隨著「九評」的出現，人們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共產黨在這個世界的出現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中國半個多世紀的災難，究其禍根，無不與中共有關。可以說，中共才是中國社會的罪惡之源。

中共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應該這樣解釋：即以維護權力為中心，堅持暴力的強化（恐懼），堅持謊言的深化（挖心）。為了權力，共產黨什麼都干，也什麼都幹得出來。這就注定了中國共產黨是邪惡的「先進代表」。共產黨把持著從中央到地方，從政治領域到經濟、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和監控權，同時佔有著一切重要的社會資源和人才資源，對其不佔有的社會資源也擁有著至高無上的「任意剝奪權」（當然，共產黨總有藉口）。中共權力當局面對諸如官商勾結、腐敗、欺詐風盛行、犯罪率上升、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文化教育的墮落、人情冷漠等等社會問題，或鼓勵或放縱或參與其中，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共產黨為何甘當「惡之首」？
共產黨早在其產生之初就在國際社會中聲名狼藉，甚至到了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這一點中共比誰都清楚。他們在危機中為了所謂的生存，不斷的變換手法，對內以赤裸裸的謊言，對外以赤裸裸的利益誘發人之貪、惡的本性，以換取對其政權的支持，但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挨罵」的被動處境。既如此，共產黨為什麼不順應民意，開放言論，推行民主，與國際真正「接軌」呢？為什麼非要將國家搞到崩潰的邊緣，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呢？有這樣幾個原因：

1.崇尚權力和暴力的本性使然。暴力革命是馬列主義的「根本之邪」，共產黨最初「以打破已有的傳統道德和社會關係、奪取政權為鬥爭的目地。從一開始就把共產主義放在與一切傳統對立的位置。」（《九評》之二）

2.一黨專政是共產黨維護暴力的重要機制。「一黨專政」不能簡單的認為是一種政治制度。專制不等於獨裁，中國兩千年來雖然實行的都是專制制度，但同時有一個包括「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等在內的完整的倫理價值體系，對個人獨裁和濫用權力起到了重要的制約作用。但是共產黨推翻了這一切，以其罪惡的無神論統一思想，實行一黨專政，集團獨裁。對權力的無限崇拜和眷戀使共產黨一刻也離不開「暴力」。其實「一黨獨裁」的說法都是對共產黨這個政治體制的美化。共產黨講「核心」論，講「高度統一」。所以毛澤東不死，「四人幫」就一直逍遙法外；鄧小平不死，就別想「自由化」；江澤民不死，就別想為「六四」、法輪功翻案。就是這樣一個鐵打的體制。

3.不斷累積的罪惡使共產黨騎虎難下。共產黨在歷史上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大罪。諸如破壞北伐、西安政變、整風運動、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四清、大飢荒、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等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為了確保共產黨集團能夠繼續聽命於黨「核心」的擺佈，保持內部的穩定，就給其以利益誘惑。「江澤民出於維護個人權力的自私本性，以腐敗治國，把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掠奪國家資源的利益集團。維護集團利益成為謀求個人利益的最佳途徑……」（《江澤民其人》第廿三章）。有俗話說：中共處級以上的幹部站一排，全部殺掉可能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這個利益集團貪的越多，缺德事幹的越多，越不肯放鬆手中的權力。因為他們已被共產黨牢牢的繫住脖頸，一旦中共失去權力，這些中共黨徒就面臨著被徹底清算的命運。

4.共產邪教是中共暴政的思想基礎。中共一向無法無天，連中共魁首毛澤東也這樣說。不僅不信神、不敬神，而且幹盡人神共憤之事。中共作惡曾多次遭到天報，黃河斷流，大地震、高溫、洪水、蝗災、SARS、沙塵暴、禽流感、六月飛雪等等，無一不是對其的嚴正遣告，可是早已淪為宇宙垃圾的中共從未有半點收斂，反而變本加厲，依舊我行我素。可以看出，這「無神論」的馬列邪教的確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刀，目前其惡果還遠未徹底顯露。

三、中國人是怎樣墮落的？
下面談談中共是怎樣作惡、縱惡，敗壞中國社會道德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為了權力而做。共產黨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這是他們自己都承認的，歷次政治運動、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暴力截訪、定期嚴打無不如此。打擊起來是毫不留情，決不手軟。並且還無恥的說這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革命，為了改革開放，為了穩定。這是中共感覺到權力受到威脅時才這樣做的。「從更大層面來說，因為殺人是中共達到恐怖統治的手段之一。那麼，殺多殺少就是可以根據需要來調整的。……在人們不由自主的害怕時，中共只是嚷嚷殺人（不用殺人），也能維持恐怖……」（《九評》之七）。那麼共產黨一殺人就會牽扯到利用殺人者（公檢法、中央文革、610及一切可能利用的群眾組織）和幫腔者（媒體）。這個犯罪鏈條上的一切參與者都是社會倫理的破壞者，理應受到懲罰。

2.間接為了權力。遇到危機立刻出手打擊是暴力成性的共產黨的必然反應。而在危機過去後，就抓緊犒勞打手，縱容腐敗是最有效的辦法。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共的腐敗在1989年前還只是「淺嘗」。「六四」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因為政治改革直接觸及著當權者的利益，在決定要民主還是要腐敗的問題上共產黨毫不猶豫的選擇了腐敗，也就是在先亡黨還是先亡國問題上選擇了先亡國，後亡黨。特別在江澤民主政後更是腐敗的一塌糊塗，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內到黨外，從軍方到政府，從官方到民間，有資源的地方就有權力，有權力的地方就有腐敗。中共不但在國內腐敗，而且還輸出到國外，中共大把的花錢收買亞非不發達國家，以換取在聯合國人權大會等中共頭疼的地方獲得昧良心的支持，近年甚至將法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也拉下水，成為中共恐怖勢力在國外的幫凶，腐蝕著民主自由的普世價 值。

3.共產黨的示範效應。由於前面所述兩種情況，使法律淪為權力的工具，法律喪失了其基本的公信力。人們面對問題的思維邏輯更接近於黑社會的模式，即：誰是老大聽誰的，老大怎麼幹咱就怎麼幹，只要不反對老大就什麼都可以干！例如官場上的推諉扯皮到了醫院表現為見死不救、見利忘義；國家主席包歌星當二奶，大學教授就敢於私下搞性交易；假學歷、假文憑也是政府官員先興起來的；政府的帶頭公款大吃大喝，公款嫖娼，那下面也一招一式的全學會了，而且還有創新。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所不同的是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性。共產黨內部的腐敗分子只要不出現政治問題，一般不會受到毀滅性的懲戒。法律只是平衡政治勢力的手段，比如整掉江系的一個程維高，對應的，胡系要拿下一個田鳳山。對這第三種人雖有時因為法不責眾，得以逃避制裁，但與前兩者不同的是他們隨時可能成為「維護法律尊 嚴」的犧牲品和調和利益矛盾的替罪羊。

舉個例子，在中國，尤其在城市裡，自行車（尤其是新車）被盜，幾乎成了每個人必有的一段生活經歷。丟過2∼3輛車的是常事，丟5、6輛也不新鮮。在生活中哪怕有半點疏忽，自己的「愛車」就會不翼而飛。這說明，在這個號稱「自行車王國」的國度裡，盜竊自行車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確實如此，在一個中等城市的「二手車」市場上，公開出售的自行車品種繁多、證照齊全且價格很低。一輛九成新的舊車如果買新的還要300多元，而在這裡，100多元就可成交。稍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可提出疑問：他們哪裡搞到這麼多型號繁多、品質優良的「二手」自行車（貨源）？其價格為何如此之低？應該說，這是一個發育的非常良好的市場：貨源充足、進價低廉、品質保證、售價「合理」、買賣雙方皆大歡喜。還可以看出：供產銷「一條龍」，有組織「貨源」的，有提供證照的，有負責銷售的，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公開的、「合法的」交易市場。既然警方沒說這是一個銷贓的場所，市場管理部門也樂不得多一個收費的機會。應該說，這個「產業」應該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了吧？中共的GDP統計中絕對有它的份額，可它卻是不道德的。

再看看買方。買車人在走進二手車市之前，往往都經歷了一個買新車→被盜→再買新車＋好鎖→再被盜→再買→再被盜的惡性循環，假如「買新車」是變相扶貧和培植二手車市場以致最終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的話，那麼「配好鎖」只是增加了社會成本，並沒有產生效用（鎖被小偷破壞，成了廢鐵）。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關注的並不在此。關鍵是，丟車人經過屢次丟車，肯定產生出一些不健康的情緒，哀嘆、咒罵是難免的。然後甚至可能想：我也偷！當然這樣的也是少數。更多的是，他們也走向了二手車市場。因為舊車不容易丟，至少丟了也不那麼心疼。曾經的受害者現在轉為「買贓者」，成為那個「不道德」二手市場的推動者。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在一個病態的社會環境中人「墮落」的過程。小偷由於沒有合適的工作（不是袒護小偷，中國的失業率確實很高）而去偷，確實可恨。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大做強」和不負責任的政府（市場管理、公安部門）默許或不作為是分不開的。（政府不僅默許，而且變相的參與分贓）。丟車人很被動，本意並不想參與分贓，但經不起總丟，雖然對那個二手市場是怎麼回事也心知肚明，但權衡利弊後也不得已而為之。可見，在一個惡劣的道德環境下，在群體不道德的情況下，任何人想「潔身自好」何其之難！

類似於這樣的事比比皆是，據說有中專學生畢業前被老師領到夜總會「實習」，正直的警察被上司和黑社會脅迫濫抓好人，良家少女被逼良為娼，官場上這類事更是屢見不鮮，因為「小官不貪，大官白干；大官不貪，小官難辦。」所以就「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腐，無官不貪。」並且還貪得「有理」－－「只遭人妒，不遭人譴；只遭人羨，不遭人嫌。」。（諷喻詩：《貪字經》，看中國，2005年06月25日）這些無不反映出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環境已糟糕到什麼地步了。

當欺詐、腐敗、淫亂、屠殺已成為一個民族習以為常的事情，那麼這個民族就已到了毀滅的邊緣。歷史早已留下了慘痛的教訓。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