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種人生觀念，有的人為了追求一生的終極目標而拚命地趕路，而到了人生的終點驀然回首，才發現自己是那樣的茫然、一生的追逐全然不見一路上還有那麼多的人生景觀。
多一些體驗和感受的人生是否更有價值和意義呢？
正是想得到更多的人生體驗，我也有了想去打工的念頭，雖然日方接受組織提供的生活費足夠，若省吃儉用些還可以有些許的結余；雖然派出組織和接受方都有規定，研修生不准打工，而且，平心而論，我打工並不是為了掙錢。
我找到打工的「崗位」，並沒有經什麼人介紹，完全是「自謀職業」。通常日本的餐館、商店之類的店舖缺人手時，往往會在店門旁貼一張「店員募集中」（就是「正在招聘服務員」）這樣的「告示」。在東京時常可以尋到貼這種「告示」的店舖。由於打工不過是業餘體驗，絕不能夠侵佔白天的學習時間，因而只能選擇結束在公司一天的學習生活之後的晚班。受時間的限制，我也只能就近就便地物色打工的機會了。終於有一天，我在上下班乘降電車的北千住站附近「按圖索驥」地看到「告示」，找到了這間打工的餐館。
這是一家臺灣餐館，餐館店員不多，算上我也只有七個人。其中只有一個是日本人，這個日本店員已是５０多歲的人了，至今還是獨身一人，不知是吃多了生活之苦還是店裡都不是「自己人」，他十分地寡言少語，也不苟言笑，據說他在這個店裡已有許多年了，是這家餐館最忠實的員工。儘管其他店員走馬燈似地更替，他卻是這裡的「長明燈」，默默地守望著他賴以生存的這間餐館，他的穩定和忠誠自然贏得了店主的信任，日常採購均由他負責，把持著餐館的支付出口。
而掌管餐館進賬入口的是一位來自中國上海的老姑娘，三十七八歲的年紀，至今未嫁。人長得很平常，心地倒善良。由於她在這個店也有幾年的光景了，並以此為生，因而對這個店也頗有責任心。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法，她的確是在扮演著這個店的店長角色，每天第一個到店最後一個離開。幹活時在一些不必計較的小問題上能遷就則遷就。比如，我偶爾因故遲到幾分鐘，或早走一會兒，不是店裡生意忙得不可開交，她也並不多言，時常還會幫著在店主面前解釋幾句，以免扣除工資。
與她顯然不同的是和我干同樣活計的另一名上海人。她是來日陪讀的（先生在東京讀書）。她和我的工作是輪換的。一個人在前廳點菜、上菜、收桌（客人多時需要樓上樓下竄上竄下）；另一個人則在窗內傳單、傳菜、餐具消毒等。洗碗是由一名福建籍的農村婦女專門負責的。或許是這位上海「小姐」（本身已是少婦）在國內過慣了「大小姐」般的優越生活，抑或是她骨子裡就很刻薄，幹活時也十分斤斤計較，手上的活很慢嘴上的話卻很快。由於大家都是「背井離鄉」，並不想惹是生非，何況她又是「同胞姐妹」，於是眾人似有默契，對她都是敬而遠之。尤其是那福建婦女不知是不是世面不多，每日裡那總是處在驚恐中的雙眼，遇到「上海小姐」從眼鏡片後發出的幽光，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被「上海小姐」呵斥搶白後，也只是低頭不語，手中只管干自己的活計。
在這間臺灣餐館裡，和我最談得來的是另一位中國廚師，一位來自瀋陽的帥小夥，身高足有１米７６的他，臉上架著一副眼鏡，二十三四歲的年紀，顯得文質彬彬。若不是親眼看到他掂鍋炒菜動作那般嫻熟，肯定會誤以為他是打工求學的中國學生。不過，他的確不是學生，因為我在店裡並非日本學校假期的這一個月裡，從沒見他離開過。他也是「職業打工賺錢者」。不過，他打工與福建廚師卻是截然的不同。瀋陽師傅有著良好的家庭背景，他出身於瀋陽市一個幹部家庭，父母出於對兒子的心疼並不贊成他來日本打工。他告訴我，他選擇打工，主要是想過一種自食其力的生活，並且為今後的生活做全面的鋪墊。他不想因未讀大學而給父母增添更多的負擔，也不想因此而永居人後。他說，在他心中有一種「妄想」，將來要麼成為有自己產業的「僑民」，要麼回國投資從事經營自己的餐飲事業。他選擇來日本，是由於有親戚在日本，完全是通過正常的渠道到達日本並自食其力地生活的，並且到日本後便不再繼續給親戚們增添更多的麻煩。也絕不會做給國人臉上抹黑的事情。
在與瀋陽師傅相處的日子裡，可以明顯地感到他那「東北漢子」的粗獷和豪氣。他賺著日本人的錢（只不過是通過臺灣人開的餐館而已），卻從不服日本人的氣。如果我和其他幾位中國打工者在前臺受了日本顧客的氣，他一定會在廚房對這樣的日本人進行「報復」，為我們「報仇解恨」。
這間臺灣餐館的「食客」多是日本人，很少有華人來，「中華料理」雖然是世人公認的美食，日本人也頗為喜歡，不過，對華人而言都可以「自力更生」，因而很少見華人來此破費。到這裡吃飯的日本人可以說形形色色，有溫良友善的，也有脾氣暴躁的；有興高采烈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朋友同事相約一起的，也有形單影隻借酒澆愁的。遇到前一種情形自不必說，彼此相安無事；若遇到後一種情形的日本食客，偶爾會遭到無理的呵斥和粗言。按理說，「顧客是上帝」，可對這樣的 「日本上帝」，中國人的「階級仇民族恨」總會不自覺地湧上心頭。與顧客「對壘」肯定是不明智的，忍氣吞聲又總覺得心裏堵得慌。便只能躲到廚房發泄一番。
每當這種時候，瀋陽師傅便義憤填膺，打抱不平，他打抱不平的方式就是讓這樣的日本顧客倒倒胃口，以後少來甚至不要再來這裡進食，他以這種方式宣告這樣的日本人為不受歡迎的食客。想當年日本 「皇軍」侵華首先強佔的便是東三省，沒想到如今在這間臺灣餐館卻是這樣一位來自中國東三省的廚師在支配著一些日本食客的胃口，調教著這樣的日本人，讓他們學會尊重人。
由於不被允許，我的打工生活體驗，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這不免在經受體力之苦的同時還要承受精神上的累。
開始打工後，我原本就緊張的生活節奏更是驟地加快起來。
公司的日本員工都有加班的習慣，往往是下午下班鈴聲響起才是他們努力工作的開始，別人不走，誰也不好意思先走。儘管我並不需要「加班」學習（並非外國研修生如此），但我還是不能不顧及日本同事的「看法」。五點半響鈴後，總是要請教請教問題什麼的，挨到６點後才好意思離去。
可開打工之後，我便顧及不了那麼多了。因為６點鐘我必須準時趕到那臺灣餐館，否則，不僅可能吃不到自己的那份晚餐（僅能填一填肚子），還要耽誤打卡時間，次數一多還有被炒魷魚的危險。如此，一聽到下班鈴聲，我便像屁股上安了彈簧似的從位上彈起，匆忙整理好桌椅，並按照日本公司的禮節，在離開設計室的一路上碰到每個人都不忘用日語「禮貌」地道一聲別：「對不起，我先走了」或「你好，明天見」。一旦走出公司所在的三井生命大樓，便撒腿跑進地鐵站口，出示月票進站候車，待列車一到站，立即鑽入其中，不待車停穩，就竄將出來，奔出站口。好在餐館就坐落在站對面二三十米處，每天如此，幾乎是踩著點兒衝進店裡。到了店裡，背包行頭來不及放，第一件事便是和著口中的招呼「你好，我來晚了」，健步奔上二樓，先把卡打了。如此這般在日本電影或電視節目中看到的上一族匆忙趕路的鏡頭，我是真真切切地上演過的。
打完卡，長噓一口氣，便開始放下背包、換上工裝。倘若此時店裡已進了客，就立即招呼客，投入工作。而晚飯便只能躲在廚房三口兩口地盡快吞下去。店裡不會給打工者準備什麼美味佳餚，一般是一葷一素兩個菜，幾個人分而食之。好在廚師也吃同樣的飯菜，自己要吃自然味道和衛生情況都不至於太差。飯後還可以喝一碗給吃炒飯的顧客備好的「米索西魯」 （日本醬湯）。即便是這樣，在公司實習了一天，每日僅靠從研修中心帶的麵包、香腸和飲?作為午餐的我，經常處在一種半飢半飽的狀態。而打工要從晚上６點鐘一直干到午夜１２時，遇到生意好時，常常是堂前堂後、樓上樓下不知要竄多少趟，晚上吃那點東西一會兒便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在這裡打工，我才真正目睹了什麼叫「飢不擇食」。
這間臺灣餐館除了炒菜之外，主要是水餃、鍋貼、燒賣以及各色炒飯什麼的。而來這裡下館子的日本人十有八九都很節省，並不像國人請客吃飯那麼鋪張、講排場。即便是這樣，每天也偶有食客剩食離去。
始終我對那「剩食」是不能接受的。起初我對那「殘酒」如同「剩食」一樣。後來，一想那酒畢竟是留在瓶中的，只是心理上難以接受，也沒什麼不衛生的，有時實在是又累、又渴、又餓，便也顧不了許多地喝上一杯。兩位廚師總覺得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許多。便在給顧客製作的食品中分撥出點兒，趁我上樓招呼客人的間隙，將我喊到廚房，讓我神不知鬼不覺地吞食下去，以免讓上海「店長」、上海「小姐」或日本店員看到。而每次得到兩位廚師的「關照」後，瀋陽廚師總不免要帶上一句寬慰性的調侃話：「也讓日本人嚐嚐咱們吃剩下的東西。」不知這是否有點兒阿Ｑ精神，但至少可以尋求點兒心理平衡。
打工生活實際上是一種揹負沈重壓力下的超自然的生存狀態。這讓我想起了在富士山上見到的那些負重爬坡的登山者。同樣要承受筋骨之苦，同樣是一種對精神意志的砥礪。
從打工的臺灣餐館到我住的研修中心，其間沒有什麼可資利用的交通工具。兩處相距並不算遠，步行需１５分鐘，若急行加小跑１０分鐘也夠了。
打工之初我每天離到點差十幾分鐘就要提前向上海「店長」告辭，店裡每天打烊後會給每人一碗絕不變換花樣的麵條作為「夜宵」。由於中心２３點５０分時關閉大門，我就是提前告辭、忍飢挨餓、一路小跑地往回奔，也常常要吃閉門羹。幾天下來，便引起了中心「受付」（服務臺）日本管理員的懷疑，並且店裡的同事也有微詞。
後來我一想，與其這樣「費力」不討好，索性向店裡「申請」，搬到店裡的「員工宿舍」去住，也減少一些奔波之苦。沒想到店裡居然痛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請」。
可那是怎樣的一處「員工宿舍」啊。不住不知道，還以為日本的東京都到處都是庭院和高樓大廈，這東京都分明也有「貧民窟」。這一住使我對中打工者的生活的「水深火熱」有了更為深層的瞭解。
那天店裡打烊後，已是午夜２點了。上完了櫥窗的窗板，拉下大門，關閉了門廳和櫥窗的燈，總算可以不必趕路安心地喘口氣了。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這時才覺得腰酸腿軟。因為按照店裡的規定，上班時間即使是店裡空無一客，也只能站著恭候，一晚上要連續站立或行走６小時，怎能腰不酸腿不軟呢？這時「夜宵」（一碗清湯麵，面上浮著幾片綠色的海菜）從廚房送了下來了，眼睛看著這面，肚裡覺得飢餓，可是人已經困乏得喪失了食慾，胡亂地挑了兩筷子便只盼著早點將身子放平，美美地睡上一覺。
上海「店長」和上海「小」都在東京租有房子，吃過「宵夜」，各自回家去了。我便隨瀋陽廚師從店的後門出來，去「員工宿舍」休息。
穿過一條主馬路，七拐八拐後，順著一條 「胡同」進了一座狹小的院落。院子裡是一十分破舊的兩層小閣樓，估計是餐館老闆的遺產。院落的空間極其有限，除堆放著一些雜物外，還有一輛那日本員工購物用的破單車，剩下的空間勉強能過身。這兒整個一樓就住著那位沉默寡言的日本員工。二樓的兩間房子靠裡面的一間是福建廚師夫婦的臥室，靠外面的一間原本只住著瀋陽廚師，我便被安排與瀋陽廚師住在一個房間裡。在上樓的拐角處還有一間集洗漱、淋浴、解手為一體「公共衛生間」。
日本舊時的兩層閣樓一般都是木製的，低矮潮濕。由於年久失修，人走上去總有些「嘰嘰喳喳」的響聲。因此，上樓時要格外地輕手輕腳。據說如果動靜太大，樓下少言寡語的日本老頭也會罵「八嘎」（「混蛋」意思）的。
我和瀋陽廚師住的那間「員工宿舍」很小，面積也不過十二三個平米。屋子裡也沒什麼傢俱，除了兩張破舊的竹椅子外，幾乎就只有兩張沒腿的木床癱在「榻榻米」。「榻榻米」上的草蓆已破舊不堪，整個樓內都散發著一股腐朽的霉味……幾個人輪流洗漱過後，已近半夜１點了。看著這齷齪不堪的居室和床鋪，真想坐等到天亮，可一想到明天還要早起趕車，不得不萬分艱難地躺倒身子。拉滅了電燈，渾身的疲憊卻關不上睜著的眼睛，漸漸地倦意襲來。忽然眼前似有什麼東西一閃一動，下意識地拉亮電燈瞪大眼睛一看，原來是一隻油光漆亮「碩大」的蟑螂。我頓時感到一陣，心，翻江倒海，睡意全無。如此的一夜可以想像第二天要經受怎樣的 「磨難」……
這不過是我在「員工宿舍」度過的第一夜。之後的第二夜、第三夜我逐漸地變得麻木、變得從容、變得自然了。
不可思議的是，人居然具有極強的可塑性，於惡劣的生存環境竟然有著很強的適應能力，可以做到隨遇而安。生存條件的變化並不能阻擋人生存的慾望以及在這種慾望支配下所調整的生存方式。
打工是我給自己設下的一段「艱難」的體驗。我甚至無法去概括這段經歷都留給了我些什麼。不過有一點卻是事實，它的確成為了我在日本生活中最為記憶深刻的一段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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