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璐：我與張國燾的交往

張國燾是中共主要創黨人之一

張國燾是中共正式成立前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領袖之一。中共組黨前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的聯繫者，中共一大的主席和一大選出的組織負責人，中共工運史上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的領導者，中共早期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也是中共領導人中極少數見過列寧的人。

張國燾曾經是中共最大的實力派，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和紅四方面軍的領袖。１９３４年，紅一方面軍（亦稱中央紅軍）在江西兵敗如山倒，潰不成軍，飢寒交迫，士氣低落，逃命到四川時，紅四方面軍給中央紅軍補充彈藥、糧食、兵源。等到中央紅軍元氣漸復，來了個「金蟬脫殼」。為了擺脫紅四方面軍，葉劍英謊稱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要他加害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徐向前生前曾表示，他根本未見到這份電報。張國燾本人則說，「根本沒有這件事，我怎麼可能做這樣愚蠢的事，給別人製造口實，打擊自己」）。後來，中央紅軍奔逃中到達陝北，找到了落腳地，又製造了陝北冤案，將陝北土共主要領導者一網打盡。陝北土共在中央紅軍各個擊破之下瓦解。等到１９３６年７月，紅四方面軍到達陝北，這時主客互易，周恩來巧妙地把張國燾與紅四方面軍分開，毛澤東盜用張國燾的名義，把紅四方面軍的主力編為西路軍，借刀殺人，以回教的馬家軍消滅了西路軍，從此張國燾在陝北，在中共中央就變成了孤家寡人了。

張國燾到陝北以後，表面上還有幾個副職如中央軍委副主席，陝甘寧特區（後稱邊區）副主席等，真正主要的工作是忙於反複寫檢討和參加反對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會。鬥爭會節節升高，但無人能否認，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紅軍早期最主要的創造者。

我於１９３７年到達陝北延安。不久就在新成立的陝北公學聽到過一堂張國燾的政治經濟學課程。我對他最初的印象和以後在香港的交往中，始終覺得，他像一位大學教授，寬面厚耳，舉止斯文，眉宇間常露出深思，書卷氣很重。初見時，很難想到這是一位曾經叱吒風雲的革命家。

我與張國燾在延安時，沒有直接談過什麼話。後來香港再見，長期交往，他對我研究中共黨史幫助和指導很多，其中談到他從延安出走的經過，緊張有趣，有一部分中共官方也報導過，但張國燾對筆者所談的具體生動得多。

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張國燾代表邊區政府祭軒轅黃帝，趁機脫黨。黃帝陵在中部縣（今黃陵縣），歷來當權政府，每逢清明節，必派大員致祭。張國燾到中部縣，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也到了，雙方同時祭陵。祭陵時，兩個人站在一起，張國燾對蔣鼎文說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談談」。蔣會意，當即吩咐自己隨從將張國燾的警衛隔開。張國燾上了蔣鼎文的座車又說了一句：「我想見見蔣委員長」。

延安方面，獲悉張國燾去了西安，立刻電告西安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林伯渠，要林「嚴加保護」，林對張說，黨內有什麼問題都好商量，要張先回延安。由於張態度堅決，終於擺脫了林的阻撓。

４月１１日，張國燾到了漢口，李克農率一批人把他從火車站劫走，他逃了，李克農派人追蹤他，把他的行李從旅館偷偷搬走，然後又再把他「請」到八路軍辦事處，他又逃了。李克農、童小鵬等和張國燾之間的三「請」三逃，過程曲折，驚險萬分。其中，有一次李克農架著張國燾上車，周恩來挽著張的臂膊，張大叫：「綁架啊！」當時周恩來的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他身為國民黨的高官，也有國民黨的特務秘密「保護」，驚問何事。周回答「沒有你們的事，我們要帶這個人（指張國燾）去看病」。周恩來順手把張國燾推進汽車，揚長而去。由於國民黨的特務已把所見的經過報告上去，所以張國燾被周「請」到八路軍辦事處時，很受禮待。但是實際上軟中夾硬，準備挾持回延安。

張國燾與周恩來

當時中共在武漢最高的機構是長江局。長江局書記王明對張國燾說：「你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之一，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你應該是知道的」。秦邦憲附和王明的話說：「你的行動應該通過組織，報告中央；你是邊區代理主席，擅離崗位，自由行動，錯誤嚴重！」　　

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暫時不要談這些吧！國燾同志一路辛苦，我們辦一桌酒席、為國燾同志接風；然後，讓國燾好好休息。」飯後，周恩來又笑對張國燾說：「國燾，你大概很久沒有喝過這麼好的茶了，這是西湖最好的龍井。」

張國燾呷了一口，也笑說：「果然是好茶，好茶。」周恩來見氣氛緩和，於是就進一步向張國燾說：「老朋友，老同志，隨便談談吧，這些年，你對黨做了很多艱苦的工作，你對黨的貢獻太大了，因此黨對你也特別關心。國燾，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你這次到武漢來，到底是準備做一些什麼呀？」

張國燾見周恩來如此這般友善，心也軟了一半，就隨口說：「看看老朋友，做做統戰工作嘛。」

周恩來笑說：「我本來以為你只是散散心而已，原來你隨時都想到黨的工作，做黨的統戰工作，真是太好了。」周恩來接著又問：「你打算見些什麼人呢？」

張國燾坦率地說：「我想見蔣介石，蔣委員長，我既然是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到了武漢，是應該向他報告邊區工作的。」

周恩來臉色一沉，向李克農招呼了一聲：「你把張副主席好好侍候，好好侍候，我有點事要辦。」說完，周恩來就匆匆走了，李克農會意，與張國燾寸步不離，連張國燾上廁所，也守在外邊。

４月１６日，周恩來對張國燾說：「長江局已向中央請示過，中央同意你見蔣介石，我也與蔣介石的侍從室聯繫好了，我現在就陪你一起去見蔣介石。」

　「你陪我？」

　「是的，我一定要陪你，這是中央指示的。」

於是，張國燾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去武昌見蔣介石，在漢口至武昌的輪渡上，周恩來對張國燾說：「老毛的確胡來，但是，只有留在黨內才能制止他，如果大家都走了，老毛不是更加胡來嗎？」

我問張國燾：「你當時對周恩來的這段話，怎樣看呢？」

張國燾答我：「我被周恩來騙過很多次了，他總是明一套暗一套的，怎敢相信他。」

到了武昌，周恩來吩咐李克農說：「在進入蔣介石官邸以前，你們必須和我們保持一段距離，避免蔣的警衛人員產生懷疑。」李克農當然遵命。張國燾、周恩來見到蔣介石，彼此只說了幾句客套話，蔣說改天再詳細談。他們前後大約２０分鐘就出來了，在遠處等候的李克農絕沒有想到蔣介石接見周恩來、張國燾這麼快就草草結束。當他們從蔣氏官邸走出時，周恩來突然見到一位熟人，正想閃避，對方叫了一聲：「恩來，你看望委座來了？」周恩來連忙向對方行了一個軍禮，答了一個 「是」字。周恩來當時是蔣介石委任的中將。張國燾一看周恭敬的神態，斷定對方一定是國民黨中比周恩來官階高的官兒。正當周走向對方寒暄時，張心想，天賜良機，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拔腿就跑，周恩來也顧不得他和國民黨高官的禮貌，隨後就追，兩個中共大人物在武昌大街小巷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繞了幾個圈，張國燾終於又逃了。

李克農是特務高手，他手持蔣介石委任的上校證件，率領一班身著國民黨軍人制服的中共黨員，在武昌市內作地毯式的搜索，聲稱「捉拿逃犯」，終於在一個旅館內又把張國燾找到了。

李克農向張國燾鞠了一躬，抱歉地說：「張副主席，你受驚了，這裡不方便，隨我上辦事處吧？」張國燾堅持不去辦事處，他對李說：「你們要殺我或者槍斃我，就在這個旅館行事吧」。

４月１７日，周恩來到旅館見張國燾，面色凝重，向張國燾提出三個可以選擇的辦法：

第一、回延安；第二、向中央請假；第三、聲明脫黨，再由中央宣布開除。張表示接受第三個辦法。

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布開除張國燾。

張國燾脫離中共的原因

後日張國燾對我說，他下定決心，脫離共產黨，主要由於中共內部的鬥爭和整肅往往與共產國際、蘇共內部的鬥爭有連帶關係。他承認自己屬於蘇共的布哈林派。

張國燾又說，周恩來過去也屬於布哈林派。在那個時代，他和周恩來、瞿秋白等都被稱為舊留俄派。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是由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指導的。１９２９年布哈林被開除出蘇共中央政治局。其後中共的立三路線，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中共的權力鬥爭經過一再反覆，基本上都是在斯大林路線下發展的。

我問到周恩來這期間所扮演的角色。張答：「周恩來本來是德共黨員，後來到蘇聯又成為蘇共黨員，１９２４年回國轉為中共黨員，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才成為中央委員的，所以周恩來早期與中共的關係淺，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較深。」周恩來一向堅決執行共產國際路線，在蘇聯，在中共內部鬥爭中，錯誤的政治路線往往出於莫斯科的指示，一旦失敗，周恩來總是勇於承擔錯誤的責任。六屆四中全會後，黨內普遍不滿，周恩來對張國燾說：「這是國際的決定，中國黨必須服從，否則紀律制裁。」「國際指示的正確，絕對不容懷疑。」

共產國際由於蘇共權力鬥爭，領導多變，周恩來也跟得快，這是他的天才。

我問張國燾：「六大後你受到共產國際的處分，中共的一部分黨史說，你在四中後為了爭取回國，向共產國際認錯，向王明派投降了。」

張答：「我在共產國際的檢討是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六屆四中王明派的上臺是１９３１年１月，完全是兩回事。當時每一次中共受了挫折，雖然出自共產國際的指示，事後都是由中共領導人出面代人受過，承認是自己的錯誤。我舉一個例子，１９２７年國共兩黨分裂後，瞿秋白在『八七會議』後號召組織暴動，對抗國民黨；南昌暴動前夕，我又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阻止暴動，保存革命力量。結果南昌暴動失敗，我和瞿秋白都在莫斯科認了錯，我的罪名是右傾機會主義，秋白的罪名是左傾盲動主義。實際上我和秋白都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和秋白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公開地對質和認錯。私下秋白卻對我幽默地說：『有什麼了不起，人家說我錯我就認錯好了。』」

張國燾說，「１９３１年１月回國，說我受王明派的影響不如說是受了蔡和森的影響。」

１９３０年秋，立三路線失敗，共產國際秘書長柏金斯基找到蔡和森要他回國幫助處理立三路線的錯誤。

蔡和森一向恨透了共產國際代表對中國革命的瞎指揮，提到國際代表和蘇共領導，他總是說「這個毛子」「那個毛子」。蔡和森反問柏金斯基：「為什麼要我去呢？」

柏金斯基說：「李立三這個人很難纏，你有一種技巧，能說服對方，而又不惹怒他，所以你是最適宜的。」

蔡和森說：「如果說我有這個長處，那麼，我認為張國燾比我更合適。」蔡和森隨後去見張國燾，對張說：「我學了《三國演義》中徐庶推薦諸葛亮的故事，把你老兄舉上了。」

張國燾說：「我不行啊，我正受國際的處分呢？」

蔡和森說：「我和你一樣，不也一樣受國際處分？現在機會主義當道，沒有什麼是非。國際認為你有利用價值，你就是正確的。我勸你寫個檢討，向國際認了錯，雖然對你個人來說，委屈了一點，可是只有如此，你還能對中國革命繼續發揮一點作用。」

張國燾同意了蔡和森的意見，經過表態和共產國際的政治考慮，在這期間，李立三已經垮臺，到了莫斯科。１９３１年１月張國燾到達上海，六屆四中已經召開，王明上臺了。

張國燾談長征途中

張國燾說：「當年共產國際的威信很高，毛澤東也屢次表示，他絕對服從國際的決議。毛在江西蘇區受到處分時，還說過要向共產國際告狀呢！１９３５年共產國際派張浩（林育英）回國調解一、四兩個方面軍的糾紛時，毛對張浩說：『你是國際來的，中國黨聽你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從莫斯科飛抵延安時，毛澤東主持隆重的歡迎儀式，我也在場，毛澤東把王明抱了又抱，親了又親，我見了真不是滋味。後來他們結成了毛王反張國燾聯盟，周恩來一直是站在王明一邊的，他們度了一個短暫的蜜月，然後就完了。」

有一次我問張：「你在領導方式上，和毛澤東有什麼不同？」

張國燾起初輕鬆地回答：「我們領導的方式確實不同，紅軍行動時，我總是騎著馬，老毛總是坐轎子，有時躺在擔架上。我騎馬，隨時要應付實際的戰鬥，老毛呢，他在轎子或擔架上，可以安靜地思索更多的問題。」張國燾突然嚴肅地說：「老毛的領導方式可以做到，為了達到一個政治目的，可以不擇任何手段，不顧一切代價。」

我問：「你有什麼不同呢？」

張國燾臉上閃出一片光輝，似乎在回憶他的過去，他說：「我們紅四方面軍過去打勝仗，主要依靠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不擾民，鄂、豫、皖、川、陝的蘇區人民擁護我們。」

他一面說著，還提起筆在紙上寫著數字。同時解釋說，「我們那時組織一個戰鬥，多少軍隊，多少時間，多少後勤，多少糧食，都經過討論的。」

張國燾還補充了一個笑話，他說「我和老毛還有一個不同。我們四方面軍一向反對吃狗肉，他們一方面軍在老毛帶頭下吃狗肉，我和老毛還有過一場狗肉路線鬥爭。」

據張夫人楊子烈女士回憶，她初到延安時，還看不出毛張之間有什麼嚴重的衝突，當時毛還請張夫婦吃了一頓飯。毛笑說：「國民黨有一對張楊（指西安事變的張學良和楊虎城），我們共產黨也有一對張楊（指張國燾與楊子烈）」。

後來張夫人離開延安時，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要她轉告張國燾一句話：「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

我問張國燾：「有一個傳說，你曾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要求回黨，有這回事嗎？」

張國燾答：「沒有這回事。不過，１９５６年張向華（發奎）在電話中對我說，有一位你的老朋友想見見你。」張國燾對我始終沒有提及這個「老朋友」的名字，他繼續說：「這位老朋友帶來口訊，表示毛對我的關懷，問我有沒有什麼事需要幫助。」張國燾說：「我的二兒子楚江想考廣州中大醫學院，但又擔心我的問題，這位 『老朋友』說：『沒問題，沒問題』。因此後來楚江就去廣州讀書了」。

有一次張發奎和我談到，南昌暴動與廣州暴動時，葉劍英怎樣地利用過他，他又怎樣把共產黨壓制下去，張發奎又說：「不過我和葉劍英至今還是朋友，他秘密來過一次香港，就住在我家。」張發奎所說的葉劍英秘密訪港，時間和他與張國燾的「老朋友」相晤大致吻合。

張國燾想與陳獨秀組新黨

我曾問過張國燾：「聽說你計畫過和陳獨秀先生合作另外成立一個新共產黨，有這回事嗎？」

張答，「我和獨秀先生確曾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要另外組織共產黨，一定要獨秀先生領導。但是獨秀先生一再堅決表示，絕對不能與蔣介石合作。因為獨秀先生認為蔣與他有『殺子之仇』」。另外，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彭述之（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也力阻陳獨秀張國燾再度合作，周恩來則屢次派王若飛訪陳，向陳解釋過去他們辱罵陳獨秀「托匪漢奸」是一種誤會。又要求陳保證三不：「一不要發表政治文章，二不要公開演講，三不要與張國燾搞在一起」。周又提出陳可到延安去看看老朋友，在延安長期休養也可以。如果陳不願去延安，在四川的生活、醫藥費用，一律由中共負責，陳全部加以拒絕。但是，陳獨秀與張國燾的關係也逐漸疏遠了。組黨的計畫也胎死腹中，周恩來確實收到了破壞陳張合作的效果。

張國燾說，國民黨方面，蔣先生總是被一些人包圍，容不得外人插足。我和蔣先生談過幾次話後，有人就對蔣先生說：「國民黨應付一個共產黨夠頭痛的了，如果張國燾再領導一個共產黨，我們國民黨的麻煩豈不是更多了！」還有人說：「張國燾和毛澤東一樣，都出於個人野心。」

國民黨在１９３８年６月通過決議，恢復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國民黨黨籍（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這些中共黨人都曾經參加過國民黨）。張在重組中共的計畫失敗以後，擔任過一些挂虛名的「設計委員」之類的職務，有時作些時事分析的政治報告，當時國民黨似乎很重視他的分析，編印成書，分發給訓練班的學員作為 「學習文件」。１９４５年，張國燾在國民黨六大中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擔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張國燾不慣於國民黨官場習俗，兩個月後便去了上海。

張國燾在上海辦《創進》週刊，當時標榜獨立超然。由於時局急變，便停刊去了臺灣，不久又到香港。

張國燾早年在北京大學是讀經濟的，他對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和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都有過研究，因此他對於自己的經濟學知識頗為自負。

國民黨政權經濟危急時，蔣介石也曾經要張寫出他對挽救經濟的意見。我和國燾在香港談話時，他還有一個習慣，在分析問題時，用一支筆在紙上畫數目字……

正因為張先生對於他的經濟知識太過自負了，到了這個商業社會的香港，很快便捲進了炒黃金的買賣，最初贏了幾次，最後輸了。

張國燾晚年談文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我曾請教張國燾，他常用最簡單幾個字，答覆我的問題。例如：

我問：「毛澤東如何？」

張答：「潤之一天沒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問：「林彪如何？」

張答：「他不是這種料子，不會久的。」

我問：「江青如何？」

張答：「明星嘛，這會做了主角，總算不錯了。」

我問：「康生如何？」

張答：「有人說他如何厲害，我看不是，他永遠是個工具，是個糊塗人。」

我問：「周恩來如何？」

張答：「恩來善泳，他自稱弄潮兒；凡是善泳者，有時難保不會失足的。」

張氏給我的答覆，後來事實證明，觀察深入，一語中的，他的確不愧為中共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不過，一個政治人物往往看別人易，看自己難。

文革期間，張國燾出版《我的回憶》，楊子烈出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１９６８年，張國燾夫婦移民加拿大。１９７４年我旅行加拿大，曾去看望過他們。國燾先生於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逝世。

中共的資料中說，張國燾晚境淒涼，凍死異邦，在我的印象中，加拿大政府把張國燾的生活醫療全包了，僅是沒有特權而已。毛澤東逝世時８３歲，張國燾逝世時８２歲，毛比張僅僅多活了１年而已。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時期，假如張國燾還在中國大陸，絕對活不到８２歲的。

張國燾在中共歷史上的功過如何，有待中共秘密檔案的開放。張國燾與我亦師亦友，我覺得我有責任說出歷史的真相，雖屬片面，但自信忠實。張國燾為人自然有他的缺點，否則他怎麼到最後一敗塗地？假如由於他的失敗而否定他在中共的歷史地位，這是很不公道的。

原載《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