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公司報告 2004：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 商業的七大風險

但是中國的成功也有問題。中國的增長已經促使全球商品（例如石油）價格上漲，導致西方國家的通貨膨脹與對更高利率的要求不斷增長。不斷增長的中國出口已經降低了全球工業品價格，對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產品市場與勞動力市場形成了嚴重破壞。並且中國的匯率政策與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謹慎調整導致了基礎匯率的全球失准。

部分問題在於中國被虧損國有企業的魯莽投資所推動的過度增長。這種過度增長是更大的金融虛弱的一部分。這種過度增長被中國的匯率政策與財政政策所加劇，兩者被避免失業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問題的可理解的渴望所驅動。其結果就是加劇的通貨膨脹、不斷增長的金融危機風險、中國經濟不斷增長的歪曲誤報。最近幾年的強勁增長看來處於風險之中。而且，中國降低經濟增長的努力不是不足就是太生硬。對在中國運營的企業來說，雖然長期的成功是很可能的，但中期道路卻可能崎嶇不平。

在本報告中，德勤考察了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七個關鍵風險，並就如何引導商業活動通過這些危險水域給出了建議。中國的強大生產力、不斷增加的私有化、降低的貿易壁壘、卓越的勞動力培養等長期前景是相當樂觀的。事實上，中國的承諾是真的。對中國領導人來說，竅門就是轉變為一個擁有更強大金融部門而沒有不恰當混亂的更加市場化的經濟。本報告中討論的絕大部分風險都與完成這種轉變的挑戰相關

中國對世界其它部分的影響

中國最近的非凡經濟表現對其它地區的經濟事件有著重大的影響。中國對商品的強大需求已經提高了這些商品的全球價格，因此創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並且從全球收入的石油淨輸入國轉變為石油淨輸出國。例如，在美國，2004年第二季度的石油價格上漲引起了個人消費增長的回落。恰恰相反，石油輸出國俄羅斯與高油價相關的經濟增長已經不斷加速。

另外，中國進口的快速增長對其它幾個鄰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例如，日本經濟的強勁復甦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出口所驅動的。

因此，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了一個驅動者。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中國經濟的表現以及中國政府的決策將對全球經濟有著巨大的影響。以下可能性需要考慮：

u 中國經濟增長的減緩將對亞洲其它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嚴重損害，特別是日本，對中國的出口已經創造了超過十年的強勁經濟復甦。減緩也可能對全球商品價格上漲起到逆反作用，特別是石油。這將使石油進口國，如美國、日本、大部分西歐國家受益，而將對日本、委內瑞拉、墨西哥、奈及利亞以及其它石油出口者有害。

u 如果中國經濟增長沒有減緩，它對全球商品的強勁需求將繼續使這些商品的價格上漲，特別是石油。強勁的經濟增長將使中國成為亞洲增長的更強大引擎，使亞洲/ 太平洋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從美國轉向中國。最終，持續的強勁增長將使中國成為世界領先企業的一個不斷增長的重要市場。

u 如果中國打算重新評估其貨幣，這將有相當多的產物。例如，其它亞洲國家將在允許它們的貨幣對美元升值上更為自如。結果就是，美國最終將享有經常項目平衡的增加。最後，這意味著歐元與英鎊升值壓力的減小。

展望未來，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國繼續快速增長，以中等規模扮演一個主要的經濟角色。對世界領先的企業來說，這意味著中國將是世界的重要一部分。中國的經濟規模意味著，在北京做出的經濟決策將對世界其它部分產生重大影響。對企業來說，這意味著甚至它們沒有在中國開展業務也要對中國進一步瞭解。最終，中國邁向更大影響力與權威的道路將很不穩定。理解這些風險、規劃這些風險對在中國從事商業的企業來說將是關鍵的。

中國商業的巨大機會已經婦孺皆知。大量的宣傳都是真的，但仍然存在風險。下面，我們將提供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七大風險。最起碼商業領袖應該對這些風險有所認識。

1、金融系統
也許對中國良好經濟前景的最大威脅來自於其金融系統的脆弱。中國的國內金融調節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大量國有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另外，政府直接控制利率，所以利率並不能準確反映風險。這樣的一個系統將導致對資本的無效使用是不言自明的。除了這些，中國的快速增長大部分應歸於更有效率的國外資本的流入。

然而拋開效率問題不談，中國的現有系統已經存在產生問題的可能性。新興國家從過度的不良銀行貸款獲取的快速增長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歷史。更進一步講，這種增長將以金融危機而中止。中國並不容易受到這種危機的衝擊是因為它的銀行系統並沒有整合到全球經濟中去。儘管如此，無效投資的延長週期將最終的導致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將妨礙增長的可支撐形式的產生。

環境

中國有四大國有銀行。它們是中國工商銀行（ICBC）、中國銀行（BOC）、中國建設銀行（CCB）、中國農業銀行（ABOC）。它們佔有對國有企業貸款的90％和中國所有銀行資產的59％。1995年通過的《商業銀行法》需要國有銀行「完全商業化」並實現基本的收益與風險管理。但當國務院「指示銀行根據國家經濟發展需要管理貸款業務」時法律允許例外。中央政府被假定賠償銀行在此類活動中受到的損失。這種政策意味著什麼？不是信譽卓著，而是在信貸分配方面繼續扮演決策的角色。

近來，中國人民銀行（PRC）發布命令嚴格四大銀行的貸款標準。另外，中國銀監會（CBRC）已經規定了銀行的資產－負債控制。它要求銀行保持8％的資產充足率（流動資產，例如現金與准現金作為總資產的一部分）作為對國際結算銀行（BIS）的保證以及貸款控制在存款的75％。其它條例規定流動資產必須等於流動負債的25％、貸款不能超過銀行資產的10％。銀行究竟是否達到了這些標準仍然存在爭論。在如何向國有企業分類貸款上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有很多其它有益的條例並不需要強迫執行。例如，銀行被禁止向關聯方提供無擔保的貸款。銀行被禁止參與投機活動。非銀行機構不得干涉銀行業決策。貸款必須間接擔保。銀行必須調查借貸者的信貸歷史。銀行不得投資物業、股票、租賃。個人不能請求更多的正直廉潔－至少書面上如此。

然而圍繞這些條例很清楚存在著許多情形。例如，即使不投資股票，它經常通過國有企業－作為報答，代表銀行投資股票市場。至於信貸歷史的重要性，在很多情況下很明顯不是銀行決策的基礎。否則不良貸款的數量不至於如此之多。事實上，銀行不僅在基本政策執行上有一個令人遺憾的歷史，而且這個歷史正繼續發展。

化解危機

政府正設定目標以降低資產的不良貸款率（NPL）（精確的比率是爭論的主題，但是沒人能否認比率過高）。為了處理高不良貸款率，銀行通過將更多貸款投向國有企業大大提高了貸款組合的規模。而且，為了進一步降低不良貸款率，政府已經調整了銀行的資本。例如，2003年政府向銀行注入了45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看起來基本的戰略就是增大銀行資本，隨著經濟增長擴大增加貸款，並且希望現存的不良貸款只變成一個不重要的部分。問題是更多的不良貸款也可能創造出來。只有當政府部門通過私有化而重組，將來資產處理的問題才可能完全化解。否則，銀行的資本調整僅僅是將清算日期推遲而已。

政府的最重要動作就是在 1999年建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AMCs）來處置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被注入169億美元的不良資產，因此減輕了銀行的一些問題。到2003年止，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以12億美元處置了價值61.5億美元的不良資產－回收率大約20％。更重要的是，銀行仍然擁有不斷增長的巨大不良資產組合。據估計，規模可能佔到中國GDP的27％左右。

整體經濟的影響

近來的中國經濟過度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銀行過度貸款的結果。例如，2003年的貸款增長是2001年的兩倍，2003年的增長佔到GDP的24％－任何歷史數據都沒有過的水平。

為什麼近來貸款如此之多？

這很大程度上應歸於中央銀行積累外匯儲備以抑制貨幣升值。在這個過程中它造成了貨幣儲備註入銀行系統中，造成銀行現金劇增，與此同時利率達到歷史性新低。因此企業渴望貸款，特別是現在利率低於通貨膨脹率，結果就是貸款的通貨膨脹調整成本是不起作用的。

影響是什麼？

所有這些貸款的影響就是導致過度的投資。2003年投資上升了43％，這對於任何標準來說都是驚人的數據。另外，銀行貸款的快速增長也有其它的問題以鼓勵過度投資。首先，大量貸款投向了不斷虧損的國有企業，它們用這些貸款掩蓋虧損。它們也投資以形成新的生產能力，這些能力是不必要的、無法盈利的。結果最終不良貸款的價值增加。這使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劇增。

其次，過度投資產生了過度生產能力。因此對全球製造品的價格施加了向下的壓力。這加劇了國有企業創造收益這一問題。

最後，過度投資使經濟升溫，主要導致了通貨膨脹與全球貿易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漲。

中國政府對此的措施是什麼？

中國政府一直渴望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以抑制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處理不斷增長的原材料與能源的短缺。為了達到以上目標，中央銀行重申提高銀行儲備的要求以抑制銀行貸款的增長。在2003年，儲備率從6％提升到7％，2004年3月，儲備率對資本貧乏的銀行又一次提高到7.5％到8％的水平。只有農村金融機構免除以上增長的規定。

另外，中國人民銀行（PRC）試圖通過銷售政府債券來抵消外匯儲備帶來的貨幣影響，以此降低貨幣供應量。政府試圖通過銷售債券來減少貨幣供應量只是部分取得了成功。在一次最近的銷售中，提供的債券只有60％被購買。很明顯銀行想要更高的回報。但這意味著更高的利率，作為回報將導致更高的資本流入。如果政府不能減少外匯儲備的貨幣影響，那麼它要麼允許更高的通貨膨脹率，要麼必須重新對貨幣進行評估。後者更有可能是優先選擇。

中國政府成功了嗎？

至今，經濟增長最近已經降低了。然而是否應歸功於最初貸款方面的努力並不清楚。雖然2003年第四季度的銀行貸款增長降低了，但2004年第一季度又提高了。只要利率保持低水平、匯率保持固定，對政府來說通過理性的政策手段降低經濟增長就是困難的。然而情況可能是這樣：經濟增長僅僅通過政府命令與能源短缺而降低。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命令一些特定產業的企業削減投資、暫時停止生產。這可能在短期起作用，但這種經濟的插入式命令管理將不可避免的導致低效率與失真。它代表了對過去的回歸。政府抑制貸款增長與經濟增長的最佳方式就是重估貨幣。

接下來發生什麼？

在中國金融歷史上接下來發生的重大事件將是中國金融部門對外國資本的完全開放。根據WTO條款這將於2007年實行。在中國已經有60餘家外資銀行運營，但它們只佔銀行資產的 1.4％。一旦管制放開，中國人可以自由將存款存入外資銀行，中國企業可以自由向外資銀行貸款。這種新的競爭將對金融調節有好處，並對存款者與貸款者來說都有更好的利率。如果中國存款者開始將存款從中資銀行轉入外資銀行，中資銀行將再也不能增加貸款。結果將是無能力稀釋不良貸款的影響。從這個觀點看，不良貸款的快速沖銷對防範銀行危機來說將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政府的挑戰將是管理向金融自由化的轉變。它們必須保證國有銀行的金融健康，因此它們可以被私有化以及與外資機構相比較。這需要國有企業的快速理性化，從而不良貸款能停止增長。這樣作為回報將需要一些痛苦的經濟震動，包括破產的國有企業的無數的工人下崗。只要經濟快速增長，這些工人都將被吸收到市場經濟中。然而如果經濟增長衰退（這裡討論的風險之一），那麼就可能出現高失業與潛在的社會動盪。如果這個挑戰能被政府解決，那麼未來將是光明的，一個更具效率的銀行系統將導致一個更可支撐的投資與經濟增長。

2、貨幣重估
中國的匯率政策是很多重要的經濟問題的核心：全球經濟的不平衡、中國經濟的潛在過熱、中國經濟的未來結構。此外，政策將在接下兩年發生的變化對中國以及世界帶來的真實產物將是一個重大機會。

全球不平衡

美國擁有巨大的經常帳戶赤字。在外行看來，美國的消費超過了生產，而通過向世界其它地區借貸或者向外國人出售資產來彌補差別。在90年代外國人願意將他們的大部分資產注入美國時這很有效果。他們期望並從這種投資中獲得了良好回報。結果就是美國毫無困難的獲得外國借貸，利率保持低水平，美元保持穩定。

然而，當新千年開始的時候，90年代的資產價格泡沫破裂了，外國人變得不願意將資金注入美國。這種勉強通過美元對歐元價值下跌的方式表現出來。然而在亞洲，特別是中國，情況有些不同。亞洲的政府們關注的是：美元的衰落（它們本國貨幣的升值）將通過提高出口價格傷害亞洲向世界其它地區出口的數量。作為結果，中國政府與其它亞洲政府一樣，大量干涉外匯兌換市場以支持美元。其它亞洲國家也這樣做以保持本國貨幣對人民幣不要升值。這樣，這些國家完成了兩件事情：首先，它們保護了其出口增長；其次，它們填補了相當大一部分的美國經常帳戶赤字。例如，2003年中國政府單獨填補了美國赤字的20％。中國、日本、韓國、臺灣政府填補了一半的美國赤字。換句話說，美國將繼續消費超過生產。外國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資者掩蓋了這種差別。

這種情形對美國、中國、歐洲來說是不利的。它妨礙了美國經常帳戶赤字的巨大不平衡得到解決。它將所有調整的壓力放到了歐洲貨幣上，因此傷害了歐洲出口，完全阻礙了歐洲增長。並且它創造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如果不能解決將引起產生經濟問題。

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對降低人民幣價值的持續干涉已經對中國經濟前景產生了代價。為了維持固定匯率，中國人民銀行必須購買過量的美元供應，它通過發行人民幣完成這一工作。結果就是貨幣供應量的巨大增長。通常，過度的貨幣供應量增長就是通貨膨脹。但直到最近在中國通貨膨脹都不是問題，大量的彌補現象將價格保持在控制之內。這包括大量廉價勞動力的過量供應、低水平的能源價格、過度的生產能力、大量現金追逐房地產而不是貨物。後者根植於房地產價格的堅挺。然而，最近當過度貨幣供應增長導致過度銀行貸款與投資時，商品通貨膨脹在中國已經抬起了醜陋的頭顱。而且，原因非常清楚。必須要對貨幣市場干預產生的貨幣供應進行處置。

一個低估的貨幣不僅創造出一種不需要的通貨膨脹，它也影響到中國正在經歷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過多來自於出口與投資，而不是消費。出口增長部分的被中國貨幣的廉價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出口的低價所驅動。投資被中資銀行投入到製造、房地產、建築部門的廉價現金所驅動。

依賴出口與投資增長有兩個問題。第一，出口對全球經濟的穩定性非常敏感。全球性衰退將可能因此嚴重損害中國經濟。並且，低工資國家不斷增長的競爭將損害中國出口部門（就像中國損害東南亞國家的出口部門一樣）。第二，投資已經過度，導致了過度生產能力與低效率。它不可能永遠持續。依賴投資來支撐經濟不對稱的增長是不可靠的。相反的，中國需要轉換到依賴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者需求。這是貨幣重新估價的終點。

如果貨幣重新估價將發生什麼？

如果中國對其貨幣重估，三件重要事件將發生：全球經濟不平衡將緩解；中國的通貨膨脹與經濟過熱將停止；中國的消費容量將增加。

全球不平衡

人民幣重估將導致其它亞洲國家允許其貨幣相對美元升值。這種情形是最近歷史的回顧。在1997∼1998年，一場金融危機席捲東南亞，造成該地區貨幣的大幅貶值。然而，中國那時沒有對其貨幣重估，因此使東南亞的出口變得更具競爭力。在經濟干預期間，中國競爭力大幅提升。然而其貨幣仍沒有變動。而且，東南亞與東亞國家已經介入貨幣市場的干預以防止它們的貨幣對美元升值。它們最初的關注點是保持與中國一致的競爭力。如果中國重估，它們（包括日本）也很樂意允許它們的貨幣對美元升值。

造成的影響將是美元價值的大幅全面下跌，從而使美國貿易赤字大幅減少。與此同時，對歐元升值的壓力也將更小。因此歐洲將通過出口擴張加快增長。

低通貨膨脹、低增長

更重要的，從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企業觀點看，貨幣重估對中國經濟將產生顯著的影響。重估意味著更低的進口價格，因此國內生產商面臨更嚴峻的價格競爭。全部影響就是減少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另外，減少貨幣干預以抑制人民幣價值將減少貨幣供應量。作為回報，這樣也將減少通貨膨脹壓力與低經濟增長。因此，貨幣重估是防止經濟過熱的最有效途徑。當然它也比貨幣行政干預更為有效。

通過降低進口價格，重估將給中國企業以嚴重的競爭壓力－特別是作為WTO 成員的結果關稅降低時。這將加速中國企業的重組與改革進程，並將對加速私有化產生新的壓力。一旦外國競爭更為猛烈，虧損的國有企業將可能看到它們虧損擴大。私有化的失敗將因此要麼需要國有銀行的更大投資，要麼是破產關閉。後者在政治上是困難的。

對在中國銷售的跨國公司來說，重估將是一項特別的福利。對向中國出口的企業來說，重估將提高出口的競爭力。對在中國生產的企業來說，生產成本將因進口部件的低成本而下降。此外，通過降低進口價格，重估將有效擴大消費者購買力。這將導致國內市場的擴大。

更低的出口增長

對從中國出口的企業來說，不管是中國企業還是跨國公司，重估將導致高出口價格，並可能降低對中國出口的需求。在一些方面這將導致企業將資源轉移到新興國家，比如印度。全部的影響將依賴於在高出口價格中充足展開的程度。它也依賴於對產品需求的價格敏感度。

重估將對使用最少限度進口部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產生最大的影響，例如服裝、紡織品、玩具、鞋類將受到最大衝擊。另一方面，服裝與紡織品的自由貿易可能抵消重估的影響。高科技產品將受到重估的較少衝擊，因其與進口部件關聯甚多。此外，在中國生產這些產品的決策不僅與成本有關，同時也與管理、工人技能、基礎產業、渠道等因素有關。

3、經濟過熱
在過去20年裡中國已經經歷了非凡的經濟增長。2004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達到9.8％，第二季度降到9.6％。隨著通貨膨脹上升，強勁的經濟增長已經使很多觀察家抱怨中國正在經濟過熱。也許中國經濟增長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投資的作用。2004年第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上漲了43％，在任何標準看來都是不同尋常的數字。問題是，究竟多少這樣的投資是虧損的國有企業產生的。如果問題嚴重，那麼這將提供對實質經濟機會沒有幫助的無效生產能力。鑒於中國銀行的虛弱現狀，這對可支撐的經濟發展不是一個好的基礎，並且可能形成前景逆轉的基礎。

通貨膨脹加速

在2004 年7月，年度通貨膨脹率達到5.3％，這是在一長時期的低通貨膨脹或無通貨膨脹之後出現的。通貨膨脹的比例失調應歸於食品價格。因此一些人說這並不是經濟過熱的表現。然而，食品佔了消費支出的一大部分。不像在美國和歐洲，在中國，拋開食品並不能提供「核心」通貨膨脹的測量標準。另外，很多非食品價格直接被政府控制。結果是，通貨膨脹壓力通過食品價格不相稱的展現出來。從而，7月份的食品價格上漲了14％，同時非食品價格僅上漲1％，而服務僅上漲2％。

通貨膨脹率的提高應歸於商品價格上漲、快速的經濟增長、更重要的貨幣供應量的快速擴大、維持固定匯率。在2004年6月，廣義貨幣供應量比上年上漲了17.4％。

關於如何降低經濟過度增長的大量公共辯論聚焦於利率政策。但這遺失了一方面。在發達國家，提高利率、降低投資應歸於這些決策的利率敏感性。它也降低了消費者支出則應歸於大宗商品購買－例如汽車、房屋－的利率敏感性。然而在中國，大量投資與資本成本無關。它們是政治動機的。另外，國有企業不需要以預期收益率為基礎進行投資－特別是當他們預料到虧損可以由國有銀行彌補時。由於消費者負債很少，他們的消費支出很少受到利率影響。很少的消費者處於承擔大量債務的位置。

因此提高利率將對經濟增長產生需要的影響這一點並不清楚。相反，利率上升很可能鼓勵更多的投機資本流入中國。只要匯率保持固定，這將對加劇貨幣供應增長與通貨膨脹產生不良影響。

另一方面，貨幣的極低利率水平不是令人期待的，也不是可支撐的。隨著通貨膨脹上升，當應對通貨膨脹而調整時，利率是無能為力的。換句話說，並沒有真正的成本來承擔債務。因此企業過度投資是舒適的。從本質上說，資本成本是消極的。

比提高利率更好的解決通貨膨脹與經濟過熱的方法是貨幣重估。然而在近期這並不可能發生。相反，政府將致力於運用行政手段降低經濟增長。並且，貨幣重估的缺失、經濟過熱的風險卻是真的。

對在中國運營的企業來說，經濟過熱製造了幾個重要風險。第一，經濟過熱製造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扭曲了經濟決策，降低了為製造商提供需求模式變化信號的價格變化的有效性。經濟過熱已經創造了資產價格通貨膨脹，房地產價格上漲已經導致了房地產的潛在過度發展。

第二，經濟過熱已經造成了重要商品，如鋼鐵、水泥、石油，的短缺。這導致了這些商品的全球價格上漲，特別是石油。但是在中國，政府直接控制了能源的國內價格。如此以來，短缺已經發生，但價格並沒有充分上漲以平衡供求。例如，從2004年6月底到8月底，全球石油價格上漲了22％，但是在此期間中國政府只允許國內石油價格上漲了7％。

中國政府通過命令各種建設項目的削減、暫停來應對商品短缺。例如，它已經命令暫停所有新建鋼鐵廠與鋁廠。經濟過熱還造成了電力短缺。中國政府又通過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場力量來應對（允許國內價格上漲）。它命令一些工廠在某些時段停產。例如，2004年夏天北京的6000家企業放了1週的高溫假而停產。另外，政府已經命令寫字樓與賓館控制溫度。這些命令造成了商業的不確定性並導致主要的低效率。更進一步的經濟過熱只會讓這個問題更糟糕。

第三，經濟過熱增加了經濟增長減速的風險。通常過度的經濟增長跟著就是過度的經濟衰退。後者是商業運行的可優先選擇的環境。過度的經濟增長導致高通貨膨脹的預期。為了抑制這種預期（並且因而降低通貨膨脹）。政府就在經濟力量中造成強大的逆反預期。，另一方面，適度的增長不需要這種猛藥。

4、經濟衰退
很清楚，中國政府正嘗試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另外，其目標是以一種規範的方式完成這一點，從而經濟不會停止增長。確實經濟增長有些減緩，導致政府從增長的可能性撤退到利率上。

然而風險仍然存在應歸於中國政策制定者們的生硬政策手段，經濟增長確實可能以一種傷害未來發展的方式降下來。中國經濟不能以一種充足的速度增長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都會造成廣泛的、消極的影響。

目前，政府正試圖通過行政命令降低經濟增長。它已經命令銀行暫停向一些行業貸款，但不禁止其他行業。國有企業，特別是虧損企業，甚至在政府削減總貸款額時仍然擁有信貸途徑。結果就是最少的信譽繼續獲得資金，而絕大部分有效行業匱乏資金。雖然總體效果是阻礙經濟增長，但增長結構從市場驅動轉變到政府控制。這意味著更多的低效率，以及最終無用的生產能力。它當然對國家的長遠經濟增長來說建樹甚少。

另一方面，政府的限制措施著眼於抑制投資，而不是消費者支出或出口。當未來的強勁增長以消費者支出而不是建設或投資支持時，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有相當的證據顯示，大量的中國經濟增長是無效投資與資源浪費推動的。中國政府自己也承認這一點，雖然中國佔有全球GDP的5％，但它卻佔有煤炭消費量的 30％，電力消費量的13％，鋼鐵消費量的25％。換句話說，中國使用大量的投入卻創造了有限的產出。這是管制經濟的典型，例如前蘇聯。這不是支持經濟發展的基礎。

另一方面，有證據顯示，中國當局也承認問題是使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帶來的。一位中國經濟政策制訂者最近談到使用市場化政策工具，比如利率、財政政策控制經濟的願望。實現這種轉變不可能太快。無論如何，現在不清楚什麼時候這種轉變發生。另外，除非匯率政策與銀行政策也改變，否則傳統政策手段將造成更大的損害。

政府已經設立了年度增長7％的清晰目標。雖然以國際標準來看比較高，但為了管理向市場導向的轉變，這種增長是必要的。兩個因素正在為市場經濟造就城市工人大軍。第一，城市與農村地區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引導工人向城市遷移。在大城市，比如上海，大部分服務性工作被外來務工人員所從事。第二，當國有企業私有化與重組時，大量工人成為冗餘人員。結果就是城市市場經濟必須吸收這些工人，或者這個國家將面臨社會動盪。如果經濟增長跌破7％的目標水平，將新工人吸收到市場經濟中將變得更加困難。

另外，低經濟增長將破壞對經濟改革進程的政治支持，因此損害未來的經濟增長。最後，低經濟增長將對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未來產生消極影響。中國已經成為亞洲大部分地區（包括日本）的增長引擎。

5、國有企業及私有化問題
在中國國有企業產生兩個巨大風險。一個是國有企業存在的事實，另一個是很多國有企業馬上要被私有化的事實。

這些國有企業存在的事實為金融系統創造了問題，也為在中國活動的外國企業製造了競爭問題。讓我們考慮一下，例如，在中國市場銷售產品的個人消費品公司：

作為競爭對手的國有企業:

對一個為中國市場製造產品的外國企業來說，最大的問題是當地競爭的存在。中國製造商大部分是國有的。因此他們的目標與動機與全球製造商不同。這些企業存在是為了保證工人就業，而不是對他們的股東提供投資回報。因此，如果他們損失了，這不是問題，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向國有銀行低價貸款而彌補損失（並且銀行對其貸款償也沒有太大期望）。全球製造商則沒有這種奢侈。

另外，國有製造商急於通過向國有銀行低價貸款而擴張規模（就業）。確實，銀行希望通過保持貸款來減少不良貸款對總資產的比率。結果就是生產規模的急劇擴大，結果是，商品最終價格壓力下降（甚至在中國經歷總通貨膨脹劇增時）。例如，到2004 年4月止，甚至當中國總體通貨膨脹上升而生產原料價格，例如鋼鐵，快速上漲時，中國電冰箱的零售價格下降了2.5％。對全球競爭者來說，這意味著定價環境不必與收益率相一致。

最後，雖然中國零售部門擁有相當的外國投資，但零售的大部分仍然是通過國有零售商店進行的。這些零售商經常被地方政府、省級政府所擁有，他們也擁有製造企業，比全球品牌更能適應。此外，這為在中國運營的外國企業造成了競爭劣勢。

除了這些困難，中國對很多個人消費品的全球製造商來說仍然保持了吸引力。原因很簡單：在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中的超過十億人口。另外，如果私有化順利推進，全球性企業的競爭環境將最終改善。但是，除非這個進程很順利，否則前景仍然包含著挑戰。

國有企業的金融問題

雖然國有企業問題是巨大的，但情形在短時間內已經極大改善了。例如，根據世界銀行統計，1997年中國有173,000家虧損企業。到2001年，數字減少到89,000家，絕大部分通過企業清算和出售。然而，經過對企業資產的大規模處置後，2001年大體上仍然一半左右的企業處於虧損。

多數國有企業不能償還債務，並且因此繼續貸款以彌補虧損。他們經常被地方政府規定限制解雇工人、出售資產。最近銀行信貸的增長可能導致對國有企業更多的貸款。

除開中國經濟罕見的強勁增長，國有部門阻礙了更強勁的增長是可以辯論的的。原因就是國有部門的生產力增長相比外國投資的企業來說非常可憐。根據經濟委員會資料，從1995到2002年，國有製造企業的生產力平均年增長3％，與此同時外國投資企業平均年增長28％。

部分私有化問題

甚至部分私有化的國有企業也有適度的生產力增長。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國有企業部分私有化而不是全盤私有化的事實。例如，國有企業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上市 (IPOs)經常包括提供25％∼30％的股票給公眾，而其餘股份保留在政府當局手中。甚至新發的股份政府當局也要保持控制。因此私有化不得不在更大的範圍內推行。

另外，股票市場太狹窄，因此太不穩定。政府部門能干預股票市場，所以股票價格就不能反映預期收益率。控制利率的國有銀行的存在意味著國有企業不必發行債券。因此，不存在企業風險被適當評估的債券市場。另外，幾乎每個國有企業獲得一個完美的信用等級，僅僅因為政府的暗示性擔保。

結果就是部分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內在傾向於糟糕的行為。部分私有化意味著政府對投資決策失去了直接控制，但保留了投資失敗後收拾殘局的責任。如果一件大宗投資盈利了，那麼經理獲得金錢獎勵。如果投資失敗了，政府確保企業仍然正常運轉。事實上中國的破產率非常低。這導致過度的、魯莽的投資。它減少了生產力增長，以過度的商品供應衝擊市場，降低產品價格，對中國向市場秩序邁進無所幫助。

部分私有化如何失敗的最佳案例在鋼鐵產業。這裡，政府出售國有企業的少量股票以支持投資。這些企業大量投資以提高產能，他們確信政府將在市場的興衰變化中保護他們。結果可能是鋼鐵生產能力過剩，特別是現在政府正在直接削減建設消費。最近剛剛命令暫停新鋼鐵廠的建設。

全面私有化如何？

很清楚，對中國的結構性不平衡的最佳長期解決方案是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從長期來看，這將導致更強勁的生產力增長，過度投資和過度產能的結束，中國消費者更強的消費能力與更多的產品選擇。

但是從這裡到那裡是有疑問的。問題就是私有化必須解雇大量的工人。因此成功私有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持續的強勁經濟增長。

6、貿易衝突

在過去一年，美國政府已經對從中國進口的幾種產品進行了限制。這包括酒、臥室傢俱、胸罩、鐵板、塑料袋、小蝦和電視。除開美國政府從公開宣稱的自由貿易理念的相當大轉變，它仍然因為不能做得更多而受到美國國會議員的激烈批評。另外，在本作品中美國總統的反對派候選人不顧自己過去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繼續給貿易保護論者的觀點給予發言權。因此，美國的政治情緒與中美經濟聯繫的擴大是截然敵對的。當然大選之後這可能立即轉變。

中美之間存在著兩個潛在貿易摩擦根源。一個就是中國貨幣的價值。另一個就是服裝與紡織品貿易將於2005年自由化的事實。有趣的是，二者可以互相抵消。也就是說，中國的貨幣重估將可能帶走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治支持。事實上美國國會的一些議員已經呼籲，如果中國不能重估其貨幣將採取懲罰性措施。

服裝與紡織品貿易

2002 年美國只有358,000人受雇於服裝製造業，低於1995年的814,000人。因此沒有多少需要保護（最少與1.2億的勞動人口相比）。然而，美國的政治氣候如此，僅僅為了保護一小部分工人，對美中之間服裝貿易的巨大破壞將可能發生。事實上，在中國加入WTO的條件下，美國可以對中國進口施加限制，甚至這僅僅抵消從其他國家進口的衰退。換句話說，甚至即使中國的進口對美國服裝業就業沒有影響，他們也可在免罰的情況下輕易被限制。

在中國，從另一方面說，服裝製造業就業從1995年的175萬上升到2001年的200萬多一點。未來幾年將增長更多。

直到最近，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紡織品的抱怨都沒有太多的根據。從1995年到2002年，中國對美服裝出口的份額僅僅緩慢變化，從15％到16％。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貿易區實現後，墨西哥的進口在同樣的時期從7％上升到12％。而擔心在於，當下一年配額解除後將發生什麼。

在2005 年，支配全球紡織品與服裝貿易的配額將解除。配額40年前作為「臨時措施」開始實施，以協助進口國家平滑的向自由貿易轉變。在1994年的紡織品與服裝協定（ATC）下，配額體制將於2005年結束。2005年之後，如果從中國的進口大幅增長，美國將保留相當權力以施加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事實上，這些「防衛措施」是美國贊成中國加入WTO設置的條件。

WTO已經評估了，美國針對中國服裝進口的配額相當於在中國進口產品徵收34％的關稅。因此解除配額相當於減少34％的關稅。缺少抵消貿易壁壘或貨幣調整，這將導致從中國進口數量的增加。此外，WTO評估，對其他國家進口的配額遠沒有如此繁瑣費力。例如，對從孟加拉國進口的配額相當於8％的關稅。因此，解除配額將使中國相對於孟加拉國和其他國家獲得更大的競爭力。事實上，孟加拉國和其他國家對丟失市場份額給中國非常關注。孟加拉國特別堅持將失去一百多萬的工作。

WTO也評估了，當配額解除後，進口在美國國內服裝消費中所佔的份額將從34％上升到45％。此外，WTO在進口中所佔的份額將從16％上升到50％－此外，美國能夠施加的抵消貿易壁壘不存在了。這意味著中國在美國服裝市場上的份額將從5.4％上升到22.5％。有趣的是，WTO評估，印度在美國服裝進口上的份額也將戲劇性增長－從4％到15％。許多其他國家在份額上將大幅下降，包括墨西哥、孟加拉國、菲律賓。

在歐盟，最終配額中止的影響很小，這應歸於很多配額早已解除的事實。因此，WTO評估，進口在歐盟服裝消費中所佔份額將從48.5％上升到51％，小幅變化。另外，WTO評估中國在歐盟服裝進口中的份額增長更為謹慎，從18％到29％。

應該註明，WTO的所有評估都建立在對價格與成本的單獨考慮基礎上。他們並沒有考慮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或貨幣價值變化的潛在影響－這兩者都有可能發生。然而，服裝製造商與採購商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配額解除對價格的影響，並且採取擴大規模的方式來利用這一機會。風險在於對中國出口的新壁壘這一事實（參看「世界工廠」，德勤報告2003）。果真如此，上述討論的一些評估將遠離重點。如此以來，服裝製造商將會在中國看到過剩的生產能力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不足生產能力。因此，世界服裝產品的採購商保持地理的機動性就是很適宜的。

中國是市場經濟嗎？

上述問題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貿易爭端的未來模式有關。原因很簡單：如果一個國家被分類為正在「市場經濟化國家」，那麼對這一國家進口施加保護的機率就很高。根據WTO條例，如果商品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傾銷）那麼保護可能執行。如果一個國家被列為「市場經濟國家」，那麼一個國家的成本的適當標準就是出口國家的國內市場成本。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國家被認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那麼產品的成本可以由第三方國家的產品成本測量決定，包括高成本國家。

重要的是，美國與歐盟現在將中國列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這意味著很容易「證明」從中國的進口正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因此將損害美國與歐盟的國內產業。現在，只有少數中國的貿易夥伴將中國列為市場經濟國家。這些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以及所有希望從強大的鄰居受益的亞洲國家。

美國與歐盟已經設定了改變中國現狀的幾項條件。這些條件包括開放中國的服務部門、匯率的市場決定、技術標準的讓步。換句話說，美國與歐盟想讓中國為獲取市場經濟地位而作出無關的讓步。否則中國將受制於武斷的貿易壁壘。

有趣的是，在2003年以幾件反傾銷案尋求保護的一個國家是印度。很顯然世界上第二重要的新興市場對此關注是為了防止中國阻礙它自身產業力量的發展。

全部風險

對於在中國生產、組裝產品用於出口的企業來說，西方的潛在貿易保護主義是一個嚴重風險。美國政府現在更善於傾聽國內製造商的觀點，而不是從中國進口的廉價商品受益的零售商和其他意見。最小化風險的最佳政策是多樣化製造能力，特別聚焦於其他關鍵的新興市場。

7、收入不均
大型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使批評家大吃一驚，出現的中產階級成為全世界商業領袖的話題。在這個國家裡，富裕的中產階級的口袋吸引著世界領先企業來尋找熟練工人和富裕的消費者。觀察家談及這個國家將成為全球經濟中的下個龍頭。不，這不是指的中國，而是印度。使得印度相對於中國來說那麼引人注目的是這樣的事實：除開近期的傑出經濟記錄，它的政府在最近的民主選舉中出局了。

印度選舉的震動必須確定是北京權力中心的一個討論主題。雖然中國不是民主政體，它的政府通過向人民提供繁榮而獲得了合法性。但是在印度，從經濟政策中受益的繁榮城市的數量要遠遠超過製造這種不同的農村的挫敗投票者。現在，新德里的新政府必須在將資源向農村貧困人口受益轉移的同時保持經濟改革運動的活力。

同樣的情形也存在於中國。相似的轉移也在實行。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上海的人均GDP是四川人均GDP的8倍。一般而言，在中國城市的生活標準與農村之間有著更大的差別。中國的全部收入不均今年增長迅速，並且政府非常關注。

就像在印度，中國的城市收入增長快速，但中國農村收入在80年代早期農村改革之後增長迅速，以後停滯了－致使城市與農村的差距越來越大。歸功於現代通訊，農村比以往更加認識到這種差距，問題惡化了。

為了處理收入不均，中國政府已經向農村轉移資源。在限制全國信貸的時候，它允許農業銀行信貸規模的擴大。另外，政府將農村發展預算擴大了5倍。通過這樣做，政府希望減少收入不均，增加農村地區的收入，提高農村生活標準，減少遷移，在中國變成淨食品進口國時提高農業產量。

中國保留機會

拋開上述討論的風險，中國保留著上佳的賭本。在幾乎世界上每個主要產業，中國都是最大者之一。例如，零售與個人消費品製造。對這些產業來說，中國已經成為巨大關注的焦點。原因就是中國的消費者市場已經到達了一個臨界點。在90年代後期，中國現代零售業的發展僅僅包含食品銷售與傢俱用品。這是因為絕大部分中國消費者缺乏足夠的收入購買基本數量之外的任何產品。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大量消費者進入了中產階級。也就是，他們達到了能有足夠收入進入自選商場的水平。今天，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有足夠的規模來吸引世界上的全球零售商與供應商的注意。

在無數的其他產業中，跨國公司正在注意中國市場以期在未來增長中取得不相稱的份額。他們也將中國看作是生產與採購商品的基本國家之一。這不僅為企業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同時也提供了更高的生產質量、可信賴的工人、熟練的經理人，地方官員的有利態度。

對於對中國市場有興趣的跨國公司來說，成功的前景必須放到風險的背景下看待。中國走向繁榮的道路，就像以前其他國家一樣，將是崎嶇不平的。掌控這條道路將需要對風險的理解以及處理潛在障礙的靈活性。

2005年10月18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