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是對巴金最好的紀念

在病床上輾轉多年,求安樂死而不得的世紀老人巴金終於合上了他的雙眼,在紀念巴金的時候,我們總是會想起他晚年所提倡的「說真話」。他說:「不忘記浩劫,不是為了折磨別人,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我們的下一代。保護下一代,人人有責任。保護自己呢,我經不起更大的折騰了。過去我常想保護自己,卻不理解『保護』的意義。保護自己並非所謂明哲保身,見風轉舵。保護自己應當是嚴格要求自己,面對現實,真思考。不要把真話隱藏起來,隨風向變來變去,變得連自己的面目也認不清楚,我這個慘痛的教訓是夠大的了。」

儘管他自己最終在「說真話」的路上沒能走得多遠,然而,在一個充斥著謊言、把謊言當真理的國度,他所提出的「說真話」具有巨大的意義。沒有真話,我們的民族將永遠徘徊在專制的長夜裡,在「刀俎之間」聽任宰割,在謊言的瀰漫之中苟且求生。

巴金是「五四」之子,「五四」運動那一年他15歲,70年後,當年輕一代再次發出民主和科學的吶喊時,他曾感到歡欣鼓舞,寫信給大學生,從他從中看到了希望。「六四」的血與火淹沒所有善良的願望,謊言遮蔽了一切,恐懼代替了一切,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巴金的真話。

巴金早年是一個熱烈的無政府主義者,曾經詛咒過萬惡的不公正的社會,他通過筆下的人物反抗黑暗的時代,控訴舊制度的罪惡,他在他們身上寄託自己的理想,傾訴自己內心的不平。無政府主義構成了他文學世界的底色,使他的作品卓然自立,有著獨特的魅力。從「滅亡」到「寒夜」,他從來沒有放棄對現實的反抗。他的作品從來都沒有為那個時代的政權唱過讚歌。他的一個獨立的作家。1949年後,他之所以選擇留在「單位」外,也是出於對自由的追求。

他的身上彷彿天生就有自由的因子,他對一切政府都懷有警惕,然而當他面對他完全陌生的烏托邦,一個前所未有的、無所不能的紅色政權時,他不知所措了,他再也寫不出合乎人性真實的作品,他再也不能用他帶有憂鬱的筆調來描繪人生了。因此,他的筆下甚至出現了朝鮮戰場上零下17度的蒼蠅,以此證明美國實施細菌戰的罪惡。他無選擇地寫下了大量的豪言壯語,多年後連他自己都感到羞恥。

「牛棚」的生活讓他永遠難忘,「文革」的創傷讓他寫下了「說真話」三個字,雖然他始終不敢提出到底是誰發起的,但他還是為「文革博物館」發出了第一聲呼喊。他大聲地告訴人們--「沙上建築的樓臺不會牢固,建築在謊言上面的權勢也不會長久。」可是,用謊言武裝起來的權勢力量不會放過巴金,他們要利用他的聲望,利用他的影響力,將他當作尊貴無比的花瓶高高地供奉起來。對一個熱忱的無政府主義的巴金來說,這是多麼荒誕的嘲諷。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光,他曾多次提出安樂死的要求,也不被允許,因為他還有未盡的利用價值,這一切巴金都已把握不了。

今天,對巴金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接著「說真話」,繼續「說真話」,哪怕謊言的大廈坍塌之後,還是要說真話。說真話的民族,就是一個生活在陽光中的民族。巴金走了,說真話的事業沒有止境,如他所說:「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作者:傅國湧


--------------------------------------------------------------------------------

【大紀元10月18日訊】在病床上輾轉多年,求安樂死而不得的世紀老人巴金終於合上了他的雙眼,在紀念巴金的時候,我們總是會想起他晚年所提倡的「說真話」。他說:「不忘記浩劫,不是為了折磨別人,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我們的下一代。保護下一代,人人有責任。保護自己呢,我經不起更大的折騰了。過去我常想保護自己,卻不理解『保護』的意義。保護自己並非所謂明哲保身,見風轉舵。保護自己應當是嚴格要求自己,面對現實,真思考。不要把真話隱藏起來,隨風向變來變去,變得連自己的面目也認不清楚,我這個慘痛的教訓是夠大的了。」
儘管他自己最終在「說真話」的路上沒能走得多遠,然而,在一個充斥著謊言、把謊言當真理的國度,他所提出的「說真話」具有巨大的意義。沒有真話,我們的民族將永遠徘徊在專制的長夜裡,在「刀俎之間」聽任宰割,在謊言的瀰漫之中苟且求生。

巴金是「五四」之子,「五四」運動那一年他15歲,70年後,當年輕一代再次發出民主和科學的吶喊時,他曾感到歡欣鼓舞,寫信給大學生,從他從中看到了希望。「六四」的血與火淹沒所有善良的願望,謊言遮蔽了一切,恐懼代替了一切,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巴金的真話。

巴金早年是一個熱烈的無政府主義者,曾經詛咒過萬惡的不公正的社會,他通過筆下的人物反抗黑暗的時代,控訴舊制度的罪惡,他在他們身上寄託自己的理想,傾訴自己內心的不平。無政府主義構成了他文學世界的底色,使他的作品卓然自立,有著獨特的魅力。從「滅亡」到「寒夜」,他從來沒有放棄對現實的反抗。他的作品從來都沒有為那個時代的政權唱過讚歌。他的一個獨立的作家。1949年後,他之所以選擇留在「單位」外,也是出於對自由的追求。

他的身上彷彿天生就有自由的因子,他對一切政府都懷有警惕,然而當他面對他完全陌生的烏托邦,一個前所未有的、無所不能的紅色政權時,他不知所措了,他再也寫不出合乎人性真實的作品,他再也不能用他帶有憂鬱的筆調來描繪人生了。因此,他的筆下甚至出現了朝鮮戰場上零下17度的蒼蠅,以此證明美國實施細菌戰的罪惡。他無選擇地寫下了大量的豪言壯語,多年後連他自己都感到羞恥。

「牛棚」的生活讓他永遠難忘,「文革」的創傷讓他寫下了「說真話」三個字,雖然他始終不敢提出到底是誰發起的,但他還是為「文革博物館」發出了第一聲呼喊。他大聲地告訴人們--「沙上建築的樓臺不會牢固,建築在謊言上面的權勢也不會長久。」可是,用謊言武裝起來的權勢力量不會放過巴金,他們要利用他的聲望,利用他的影響力,將他當作尊貴無比的花瓶高高地供奉起來。對一個熱忱的無政府主義的巴金來說,這是多麼荒誕的嘲諷。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光,他曾多次提出安樂死的要求,也不被允許,因為他還有未盡的利用價值,這一切巴金都已把握不了。

今天,對巴金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接著「說真話」,繼續「說真話」,哪怕謊言的大廈坍塌之後,還是要說真話。說真話的民族,就是一個生活在陽光中的民族。巴金走了,說真話的事業沒有止境,如他所說:「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本文留言

作者傅國湧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