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是對巴金最好的紀念

在病床上輾轉多年，求安樂死而不得的世紀老人巴金終於合上了他的雙眼，在紀念巴金的時候，我們總是會想起他晚年所提倡的「說真話」。他說：「不忘記浩劫，不是為了折磨別人，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我們的下一代。保護下一代，人人有責任。保護自己呢，我經不起更大的折騰了。過去我常想保護自己，卻不理解『保護』的意義。保護自己並非所謂明哲保身，見風轉舵。保護自己應當是嚴格要求自己，面對現實，真思考。不要把真話隱藏起來，隨風向變來變去，變得連自己的面目也認不清楚，我這個慘痛的教訓是夠大的了。」

儘管他自己最終在「說真話」的路上沒能走得多遠，然而，在一個充斥著謊言、把謊言當真理的國度，他所提出的「說真話」具有巨大的意義。沒有真話，我們的民族將永遠徘徊在專制的長夜裡，在「刀俎之間」聽任宰割，在謊言的瀰漫之中苟且求生。

巴金是「五四」之子，「五四」運動那一年他15歲，70年後，當年輕一代再次發出民主和科學的吶喊時，他曾感到歡欣鼓舞，寫信給大學生，從他從中看到了希望。「六四」的血與火淹沒所有善良的願望，謊言遮蔽了一切，恐懼代替了一切，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巴金的真話。

巴金早年是一個熱烈的無政府主義者，曾經詛咒過萬惡的不公正的社會，他通過筆下的人物反抗黑暗的時代，控訴舊制度的罪惡，他在他們身上寄託自己的理想，傾訴自己內心的不平。無政府主義構成了他文學世界的底色，使他的作品卓然自立，有著獨特的魅力。從「滅亡」到「寒夜」，他從來沒有放棄對現實的反抗。他的作品從來都沒有為那個時代的政權唱過讚歌。他的一個獨立的作家。1949年後，他之所以選擇留在「單位」外，也是出於對自由的追求。

他的身上彷彿天生就有自由的因子，他對一切政府都懷有警惕，然而當他面對他完全陌生的烏托邦，一個前所未有的、無所不能的紅色政權時，他不知所措了，他再也寫不出合乎人性真實的作品，他再也不能用他帶有憂鬱的筆調來描繪人生了。因此，他的筆下甚至出現了朝鮮戰場上零下17度的蒼蠅，以此證明美國實施細菌戰的罪惡。他無選擇地寫下了大量的豪言壯語，多年後連他自己都感到羞恥。

「牛棚」的生活讓他永遠難忘，「文革」的創傷讓他寫下了「說真話」三個字，雖然他始終不敢提出到底是誰發起的，但他還是為「文革博物館」發出了第一聲呼喊。他大聲地告訴人們－－「沙上建築的樓臺不會牢固，建築在謊言上面的權勢也不會長久。」可是，用謊言武裝起來的權勢力量不會放過巴金，他們要利用他的聲望，利用他的影響力，將他當作尊貴無比的花瓶高高地供奉起來。對一個熱忱的無政府主義的巴金來說，這是多麼荒誕的嘲諷。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光，他曾多次提出安樂死的要求，也不被允許，因為他還有未盡的利用價值，這一切巴金都已把握不了。

今天，對巴金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接著「說真話」，繼續「說真話」，哪怕謊言的大廈坍塌之後，還是要說真話。說真話的民族，就是一個生活在陽光中的民族。巴金走了，說真話的事業沒有止境，如他所說：「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作者：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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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8日訊】在病床上輾轉多年，求安樂死而不得的世紀老人巴金終於合上了他的雙眼，在紀念巴金的時候，我們總是會想起他晚年所提倡的「說真話」。他說：「不忘記浩劫，不是為了折磨別人，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我們的下一代。保護下一代，人人有責任。保護自己呢，我經不起更大的折騰了。過去我常想保護自己，卻不理解『保護』的意義。保護自己並非所謂明哲保身，見風轉舵。保護自己應當是嚴格要求自己，面對現實，真思考。不要把真話隱藏起來，隨風向變來變去，變得連自己的面目也認不清楚，我這個慘痛的教訓是夠大的了。」
儘管他自己最終在「說真話」的路上沒能走得多遠，然而，在一個充斥著謊言、把謊言當真理的國度，他所提出的「說真話」具有巨大的意義。沒有真話，我們的民族將永遠徘徊在專制的長夜裡，在「刀俎之間」聽任宰割，在謊言的瀰漫之中苟且求生。

巴金是「五四」之子，「五四」運動那一年他15歲，70年後，當年輕一代再次發出民主和科學的吶喊時，他曾感到歡欣鼓舞，寫信給大學生，從他從中看到了希望。「六四」的血與火淹沒所有善良的願望，謊言遮蔽了一切，恐懼代替了一切，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巴金的真話。

巴金早年是一個熱烈的無政府主義者，曾經詛咒過萬惡的不公正的社會，他通過筆下的人物反抗黑暗的時代，控訴舊制度的罪惡，他在他們身上寄託自己的理想，傾訴自己內心的不平。無政府主義構成了他文學世界的底色，使他的作品卓然自立，有著獨特的魅力。從「滅亡」到「寒夜」，他從來沒有放棄對現實的反抗。他的作品從來都沒有為那個時代的政權唱過讚歌。他的一個獨立的作家。1949年後，他之所以選擇留在「單位」外，也是出於對自由的追求。

他的身上彷彿天生就有自由的因子，他對一切政府都懷有警惕，然而當他面對他完全陌生的烏托邦，一個前所未有的、無所不能的紅色政權時，他不知所措了，他再也寫不出合乎人性真實的作品，他再也不能用他帶有憂鬱的筆調來描繪人生了。因此，他的筆下甚至出現了朝鮮戰場上零下17度的蒼蠅，以此證明美國實施細菌戰的罪惡。他無選擇地寫下了大量的豪言壯語，多年後連他自己都感到羞恥。

「牛棚」的生活讓他永遠難忘，「文革」的創傷讓他寫下了「說真話」三個字，雖然他始終不敢提出到底是誰發起的，但他還是為「文革博物館」發出了第一聲呼喊。他大聲地告訴人們－－「沙上建築的樓臺不會牢固，建築在謊言上面的權勢也不會長久。」可是，用謊言武裝起來的權勢力量不會放過巴金，他們要利用他的聲望，利用他的影響力，將他當作尊貴無比的花瓶高高地供奉起來。對一個熱忱的無政府主義的巴金來說，這是多麼荒誕的嘲諷。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光，他曾多次提出安樂死的要求，也不被允許，因為他還有未盡的利用價值，這一切巴金都已把握不了。

今天，對巴金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接著「說真話」，繼續「說真話」，哪怕謊言的大廈坍塌之後，還是要說真話。說真話的民族，就是一個生活在陽光中的民族。巴金走了，說真話的事業沒有止境，如他所說：「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