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上海殺人事件(下)

此事所發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在赤區以外殺害人命的殘酷手段,有了確切體認。同時,國際的正義人士,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輿論一致指責共產黨的違反人道主義的罪行。
  第二,我們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譽從此建立,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我們和各地的租界當局從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誼合作關係,為以後的業務增加不少便利。此點,關係極大,因為各地共產黨的地下指揮機構,大部設在租界裡,沒有租界當局的通力合作,是難加以破獲的。
  第叁,對於新近轉變的,或是以後轉變過來的共產黨分子,堅定了他們效忠於我的決心。
  第四,周恩來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潛往江西赤區。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會步許多被捕同志的後塵的。
  最可笑的,共產黨國際為了平息國際正義人士的憤怒,挽回國際輿論的不利形勢,對於中共的這種暴行,竟也假惺惺的發出「指責」,說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於殘酷的報復手段」。話是說的不錯,然而除了「殘酷的報復手段」之外,共產黨又能用什麼來維繫他的暗無天日的魔鬼集團呢?
總書記向忠發被出賣
  人們□知道共產黨對待敵人是殘忍的,其實他們對待自己的同志又何嘗不殘忍呢?為了爭奪個人的權利,竟不惜向「敵人」出賣自己的同志,卑鄙無恥到如此程度,真是和禽獸無異。下面就是共產黨陷害同類的無恥記錄。
  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內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陳獨秀,第二次又罷黜了瞿秋白,這前後兩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於是第叁任的共產黨總書記便想改變花樣,捧出一名真正無產階級的人來做招牌。於是,目不識丁的老船夫向忠發,便在這樣的機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寶座,□是一切指揮大權,都落在宣傳部部長李立叁之手,這便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立叁路線」時期。
  在這同時,共產國際也加緊對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訓練成熟的中共黨員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所謂「二十八個標準布爾什維克」(這是中共內部派別的一個小集團名稱,他們自稱對馬列主義的瞭解,已達到了國際的布爾什維克標準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沒有到過莫斯科,不懂得「理論」的土包子,包括當時的毛澤東等在內),也陸續派遣回國,共產國際東方局書記米夫(MIF),更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資格,親臨上海,就近指揮。不過,這些莫斯科歸客,因過去毫無工作歷史,雖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廁身於「中央機關」,但實際領導權仍操於原來的老幹部之手,陳紹禹等年少氣盛,目空一切,當然不甘久居人下,於是處心積慮想把現存這批領導人物擠掉,結果便鬧出自相出賣的醜劇。
  事情導源於一件桃色糾紛,時間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
  一位曾受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員胡君,回國以後,被派為共產黨江蘇省委,他有一個年輕而又美麗的妻子──陳小妹,也是共產黨員,同被派在江蘇省委的婦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鶼鶼鰈鰈真是一對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陳小妹忽然接到共產黨中央轉來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員羅綺園「住機關」,(因為羅的住所,須要有個女人去掩護,所以共產黨派她住到羅的機關裡,表面上裝成羅的妻子。)根據共產黨的工作記錄,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須徵求同意,□有絕對服從,此事當然也不例外,陳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裏萬分不願,但是鑒於「紀律」的森嚴,不敢違抗,□好忍痛分手,不過,問題卻從此發生了。
  原來陳小妹竟是一個在中國傳統的倫理社會中長大起來的女子,雖說已受過布爾什維克的洗禮,對男女問題,不像一般舊式婦女那樣拘謹,但是要她去和一個未曾見過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點為難。於是常常找機會向她的丈夫訴苦,胡君呢?本來已對「領導方面」這種「亂命」非常忿恨,經不起她的愛妻的一再哭訴,更感無法忍耐,□是奪走他的愛妻的是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將如何處理才好呢?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後來想到老同學陳紹禹以足智多謀見稱,乃走去和他商量,陳紹禹對此本早有所聞,看到胡君前來求教,聯帶想起自己的鬱積已久的心事,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輕聲的向胡君獻策:「除了向國民黨告密,無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國民黨告密?」忠實的胡君,簡直認為陳紹禹故意開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測驗他對共產黨是否忠誠。因此,初聽之下,不由驚呆了,但細看陳紹禹一本正經的表情,不像是開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沒有設計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細一想,除此以外,的確別無更好的方法。結果,「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戰勝了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胡君終於接受陳的建議向我們求援了。
  不過,有一點,與陳紹禹的原意不符,陳的獻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報告羅綺園的住所,同時,事先將陳小妹約出來,以免同時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舉發則已,一經舉發,自己就不能再在共產黨內存身,所以索興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頭檢舉。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一座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在另一個房間裡,又捕到共黨的另一要員楊匏安。
  羅綺園和楊匏安都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在共產黨的地位,僅次於陳獨秀、李大釗,而和瞿秋白、毛澤東等相等,在所謂「國共合作」的跨黨時期,他們又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當時是屬於瞿秋白、李立叁的一派,而與留俄派的陳紹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賣了。
  羅、楊被捕之後,我們接著追問當時共產黨的總負責人向忠發的下落,然而羅、楊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說了。正當無法可想的時候,第二個奇蹟又出現了。
  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我們對於這宗送上門來的獻禮,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為這個青年,在共產黨中並未擔任重要職務,按照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試,遂由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逮捕到一個土頭土腦,年已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的口齒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從外表看,很像一個商人,住在珠寶店裡,倒很適合他的身份。
  他初來時不肯承認他是中共的第一號領袖,我們對原報告人本來不十分信任,見了這副行徑,也相信可能有錯,正感到為難之際,有一個同事,他是向忠發的同鄉,也幹過船員,他說認識向忠發,並知道向過去的歷史,向當船夫的時候,嗜賭如命,有一次從賭場中輸完了錢回來,發誓要戒賭,竟把自己的左手無名指斬斷一小段,以示決心。經他的指認,再一驗向忠發的左手,果然無名指短了一段。向忠發無法再抵賴,□好低頭認罪了。
  在這以前,我們對中共中央的重要機關,已破獲了多次,被捕的許多有地位、有歷史的中共要員,經過我們的耐心說服工作,大都願意脫離共產黨,參加我們的工作,這在當時己成為極普遍的風氣,共產黨對於這種輕易轉變的現象,極為恐慌,故在向忠發被捕之後,便故意放出空氣,說是:「過去許多黨員的叛變,乃小資產階級動搖善變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現,向忠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出身,無產階級有對革命忠實到底的優良品質,決不中途動搖轉變,所以相信向忠發一定不會向敵人投降,一定會替共產黨犧牲。」這種空氣,並且故意傳到向忠發的耳裡。
  其實,共產黨的心機完全白費。向忠發的結果,雖是替共產黨犧牲了,但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認出來之後,所表現的「向敵人投誠」的可憐相,比其他的非無產階級的戰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們表示,他□是一個普通工人,他沒有能力,他在共產黨內所擔任的職務,實際上是一個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們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動說出四個共產黨的重要指揮機關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誠,這一切的表現,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按照我們辦理同樣案件的成規,向忠發既有表示轉變,他的求生願望是應該讓他實現的,但是這一次卻發生了差錯。當我在南京接到向忠發願意轉變的報告時,他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決了。這樣的處置,對我的工作的開展上,實在是種損失。
  在逮捕向忠發時,尚捕到一個和他同居的婦女,她年在二十五歲左右,裝飾極時髦,容貌及身段也夠得上美麗的標準,問她關於共產黨方面的一切問題,竟全無所知,不久,我們完全明白,她確與共產黨無關,她□是一個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產黨弄來陪伴向忠發的,她□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個珠寶商人,不知是共產黨,更不知是坐共產黨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於共產黨何以要個女人去陪向忠發呢?目的就在使向忠發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溫柔鄉里,不要過問黨內的事情。後來,我們從另一個共產黨的口中,又知道共產黨為了這個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價,為了此事,共產黨內部還引起許多牢騷:「下級同志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為什麼上級能拿出這許多錢來替向忠發娶姨太太呢?」
  現在又該提到向我們告密的那個年輕人了,當我們證實被捕的人確是向忠發之後,發給他一筆獎金,並給了他一個臨時工作,因為他是自動前來效忠的,所以對他未曾特別注意。大約在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向忠發一死,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不走還等待什麼?
共產黨的報復
  民國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這叁年之間,我們連續破獲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組織,包括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機構,和中共中央總部,以及全國性的赤色群眾組織,如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互濟總會,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國支盟等,各省的共產黨地下指揮機構也連續破獲,由莫斯科回來,和由江西赤區派遣出來的補充幹部,上任不久,又陸續步他的前任者的後塵,逐一踏進我們特為他們所預備的地方,而這些人經過「招待、說服、轉變」這叁步曲,最後總是由敵人變成我們的同志。因此,我們的工作人員由於這些新血輪的注入而迅速增加,這些新手加入之後,每人多少都從他們的「娘家」帶來一些禮物──共產黨的秘密,所以更予共產黨繼續不斷的破壞,使共產黨在赤區以外的各地地下組織,瀕於不能維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共產黨對於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地下工作的計畫,不得不重作全盤的考慮,在估計了敵我形勢之後,它採取了二項重大行動:
  一,將身份已暴露,或與被捕轉變分子熟識的地下工作幹部,一律調回「蘇區」,原有機構,一律放棄,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組織,企圖建立一個與舊的組織絲毫沒有牽連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統。
  二,由「蘇區」派出一批精於射擊的暗殺專家到上海,企圖以恐怖手段對付轉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
  根據史大林所領導寫作的「聯共黨史」的記載,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叁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有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後這一段時期,對付我的工作人員是例外,我們從它的不惜違背教條,採取這無恥政策的行動看來,已足以說明當時雙方戰鬥的尖銳程度了。
  自顧順章轉變以後,共產黨中央的特務工作,曾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來主持其事,這五人委員會的人選是周恩來(現任偽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趙容、潘漢年(現任上海市副市長)、廖程雲(即陳雲,現任偽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鄺惠安等,實際負責人是趙容,江西的射擊手調到後,由鄺惠安負責領導,組成一個執行恐怖行動的「紅隊」。它的任務以狙擊黨內叛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為主,附帶從事綁票勒贖勾當,以解救經濟方面的臨時困難。
  「紅隊」成立後,我的工作人員接連受到突如其來的襲擊,傷害甚多,現在還記得的約有:
  一,民國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時許,紅隊隊長鄺惠安率領五個暴徒,在一個內奸的指引下,衝進我們設在上海閘北的一個秘密辦事處,擊死一人,擊傷叁人,辦事處的主持人受傷後倒地佯死得免。距離此案發生的前叁天,該處附近有一供職於紅十字會的會計員被人暗殺。初未在意,嗣後才明白死者的面貌與身材,酷肖該處的主持人,故被誤殺。
  二,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個工作人員經過南市某處,其中有一新轉變分子,他發現某茶館的臨街一張茶桌上,坐著五個紅隊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離開當地,但已為紅隊所瞥見,在走近崗警的地方,紅隊惟恐我們報警,遂開槍射擊,當被擊死一人、擊傷二人,暴徒則在紛亂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個工作人員正奉命前往法院,為一個已經悔悟的共產黨罪犯作證,以便保釋,行至中途,又被紅隊暴徒擊斃。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負責人史濟美,是我一個得力的幹部,於同年六月回京述職,我因上海連續出事,想到他過去的服務成績優異,向忠發和共產國際職工會駐華代表牛蘭夫婦,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經他設計破獲的,斷定共產黨對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調他離開上海,以避風頭,但他不同意這樣措置,堅持仍回到原來的崗位,我□好叮囑他注意安全,讓他回去。不料回滬當天下午,他因欲趕赴一個自己作主人的約會,回到上海一下火車,即逕趨約會地點,就在他下汽車走上台階的時候,被鄺惠安率領六個預伏在該處的暴徒,包圍襲擊,身中七槍而死。
  五,史君死後,我派錢義璋君繼任他的職務。約在二個月之後──八月十二日,錢君到一個旅館裡去會見一個人,正欲登電梯的時候,被預伏的暴徒襲擊身死。
  這一連串的傷亡,尤其是最後兩案,直接傷害我們派去的總負責人,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是經過周密的計算和佈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餘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次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
  現在輪到我們傷腦筋了,史、錢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產黨向我的全體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們的葬身之所,誰要來,就是這個樣子。」而我們內部的問題,經過這兩案也完全暴露了,共產黨對我們的行動瞭解的那麼清楚,真有防不勝防之感。相反的,我們對重新建立後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卻完全茫然,我明敵暗,形勢之不利,可想而知,這一切的問題,經過集體的研究和考慮,最後採取二個步驟:
  第一,重新調整上海的工作人員,凡稍有可能受共產黨利用,或是為共產黨所最忌恨的人,都調離該地,另派負責人並一批新幹部去補充,共產黨已調換了角色,我們也換了新手法去對付他。
  第二,重新確定向共產黨進攻的計畫,這個計畫的重點:一、先解除紅隊給予我們的威脅。二、重新向共產黨上層進行滲透。同時,為了鬆懈敵人對我們的襲擊和戒備,在實行這二個步驟之先,表面上我們佯裝對上海工作作暫時的撤退。
  於是,我們和敵人進入第二階段的戰鬥。


(本文摘自徐恩曾《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轉引自傳記文學《細說中統軍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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