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畹町先生，兩進監獄（勞教四年，判刑七年），在身心都受到中共邪教國莫大摧殘之後，依然不屈不撓地堅守自由民主追求，無悔選擇坎坷民主之路，真鐵骨錚錚的男子漢。為此，唐子首先向任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跟任先生相比，唐子晚半輩，屬於民運中兵，長期以來一直靜悄悄地追逐在魏京生、任畹町先生身後，近來才露頭。我很欣慰地關注到魏先生對退黨大潮的熱切關注和積極推進，也細緻地注意到任先生對退黨潮不咸不淡的態度，不由地想跟老任說幾句話，概要為：坎坷求民主光無悔還不行，敬請為退黨（團、隊）吶喊。
一、為退黨潮搖旗吶喊，是真切實踐「中國人權同盟」之路。
任畹町是老資格的民運人士了。1978∼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被鄧小平強權鎮壓，魏京生被重判入獄。當時唐子還在讀大學，而任畹町則不僅是魏京生的戰友，而且起草《中國人權宣言》，組建「中國人權同盟」，豎立起與民主政治媲美的自由人權大旗。這非常有眼光。沒有自由的民主，走到古雅典民主就到頭了。
古代民主和文革民主，沒有人權基石，暴政以人民名義實施－－殺人只要台下齊聲喊「該殺」，一條人命就情緒化、無理性地被奪去；特權借人民名義享用－－毛澤東四處住行宮、姦美女，都被當作人民要他幹的。如此民主政治，社會秩序反而不如貴族政治甚至帝王政治。近現代民主政治所以能全球化地得到推廣，因為自由挑戰了奴役，使民主人治晉級為公民憲政，結束了小人．奴隸制度。
自由確立個人權利和政府許可權，在獨立且公正的司法制度尚未建立之前，依法行政和依法維權都將是問題。如果農民遷移、工人跳槽、軍人轉業、市民經商、民族自決、信仰選擇、結社組團等自由，當事人都各求各的或互相反對導致謾罵、打架、廣場爭鬥，那麼政府實行強權甚至極權政治就會成功。上個世紀義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和中共黨政府都是因為通過極權建立了秩序，贏得了當時的人心。
如果有中國人權同盟，就可以避免極權政治出現。今天你為別人爭自由，明天別人或者為你爭自由，或者跟你併肩爭自由。例如，工人為農民進城喊開門，進城的農民自然也支持打工自由。聲援別人發起的某種自由運動，成果是多重的。比如法輪功主導的「三退」，一旦除掉全民對中共的恐懼心理、喚醒良知、解體中共，法輪功得信仰自由，民主黨任畹町得言論自由、楊春光得寫作自由。無黨派人士唐子則三種自由都可以享用，多好啊。自由又有序，誰要極權政治？
任畹町組建「中國人權同盟」剛開頭就結束了。而法輪功主導的退黨潮十個月了還勁頭十足，匯聚了任畹町的戰友－－民運領袖魏京生，也匯聚了若干唐子般「三不在」（不在宗教團體，不在共產黨，不在民主黨）文化政治行者。三退者轉眼就470萬人了，多大的自由人權運動大同盟啊。外國人都在聲援，老任你幹嘛了？
不光是任畹町的問題。三個月前，楊春光被中共清理門戶後自述身心感受：「感覺我自己真的異常輕鬆得如同飛向明媚藍天的雄鷹一樣，一切都是那樣高遠、蔚藍而輝煌無比！」楊春光很不願意被共產黨除名，但除名卻收穫的是爽！很顯然這是神在用這種爽的感受告訴他：三退是好事，去推動它，你的親友和受你影響的高官黨員、開明派黨員需要你幫助。在《中國政黨如何能贏中共－－兼評楊春光被中共清理門戶》一文中，唐子講了這個理。但楊春光不這樣解讀退黨。他不是加入這一中國人權同盟，而是抓緊出詩繼續以自我為中心，結果他出世界了。哀悼之餘，中國民主黨的任畹盯、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劉曉波，難道不該深思嗎？
二、不熱切關注、不積極推進退黨潮，很難走出民主坎坷路。
任畹町先生，多年求民主路坎坷，原因諸多，沒能跳出黨文化設置的思維陷阱是其主要的心智原因。從任先生對大紀元記者的談話中，可見明顯的中共思維：
共產黨是得農民心而推翻腐敗的國民黨專制政府建立大陸政權的，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新生的共產黨。但是中共取得政權後，「高喊的追求自由民主反獨裁反專制卻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共產黨成為一個獨裁專制政體」。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是一次中共內部「你死我活的政權之爭「，見證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君主制度的復辟」和「官僚專制政體在中國最黑暗的一頁」，見證了國民黨時期的「軍政府獨裁」。
上述話語其實都是中共政治書和歷史書裡的，很多錯誤，用來反中共根本無力。任先生答記者問說「九評共產黨我看過了」，一句話就跳到「共產主義理想完全就是空殼子、空招牌」，兵還沒過河他就喊「將君」：「共產黨否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後，他們最終的結局就是從歷史上消失。」《九評》關於中共是邪靈附體農民、學生的邪教組織和流氓團夥，搞暴亂、騙人民，反民族、反人類、反宇宙等認識，本可給任先生超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營養，但老任根本就沒吸收。
所以，有民運思想領袖之稱的任畹町先生談及退黨，也根本沒感覺，說完「一些老黨員和年輕的黨員在這種空想的烏托邦式的理念被徹底否定後，提出退黨是值得慶幸的事情是好事」之後，話就沒了。
跟楊春光披著共產黨員外衣做民主黨的事情一樣，任畹町先生的上述言論也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求自由民主卻不反馬克思主義，這如同想享用充足陽光卻足不出戶一樣，自由民主路能不坎坷並充滿荊棘嗎？在任畹町的思維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並沒錯，只是暫不適宜貧窮落後的中國土地而已。
任先生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是「一體協調、協作、合作」，「是比資本主義更優越，全社會所有，更加分工合作的，更加一體化的制度」。在貧窮的中華土地上，跟中共爭解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專利權，怎會不遭鎮壓？工農民眾憑什麼相信你的共產主義會更好？如此民主路想不坎坷只有進書齋。
看任畹町，1944年生於經濟學者家庭，1966年肄業於北京建築工程學院。除了善良和正義從其人性中來，思想觀念基本上全是中共紅色學校給的。任畹町把國、共兩黨混為一談，把今日共產黨看作昔日國民黨，不辨正邪。老任企望揚棄「中共的共產主義」，而實現自由民主追求，這難度何異於鋼絲上跳芭蕾？
三、將自由民主的不撓追求與退黨結合，走出一條神賜的寬路。
任畹町對自由民主的不撓追求是無可置疑的。老任勞教之後，1989年發動「政體改造」民主運動，發起紀念民主牆10週年運動；1991年，在法庭上作題為《89民主改革與主權在民──駁反革命煽動罪》的辯護演講；1994年，獲羅伯特．甘迺迪人權獎，被譽為人權民主活動家；1998年創議組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1999年，參與組創中國民主黨聯合委員會，任顧委主席；新世紀裡，出版了《任畹町文集》、《任畹町文集新編、選編、補編》。對此，唐子充滿敬意。
儘管任畹町還在黨文化設置的思維陷阱中，但也有其超越中共思維的真知灼見：
中共實行的經濟體制，口頭上說是「社會主義大家庭」，實際上卻是各地政府的一種封建性的壟斷－－河南省宣稱「凍死不燒山西煤」，山西省鼓吹「餓死不吃河南糧」。人民公社的經濟體制是原始村社＋現代國家農奴制的結合體。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是同情走資派的人攻擊四人幫。
1978∼1979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並無所謂正確路線，「中共仍然錯誤的堅持強調鞏固人民公社這樣一個制度」，全會公報根本沒有「改革開放」四個字，改革開放是1978年∼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中的青年改革派、民主派提出的，是中共竊為己有。
任畹町先生用親身經歷見證了中共計畫經濟時代的封建性乃至原始性，揭露了中共貪人民之功為己有的無恥嘴臉，將反中共的自由民主運動起點正確地立在1978∼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這些都很對。但任先生整個思維的基點似乎是：反中共，卻不反共產主義；批列寧主義，卻不批馬克思主義。老任如此之思想不像是為中國民主黨提供的，倒像是為中國社會民主黨提供的。
歷史上俄國共產黨和德國共產黨都是社會民主黨的兒子，俄共、德共、蘇共都是正經八百地在實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工人專政的思想。而西歐、北歐的社會民主黨所以能夠在議會政治中謀求到重要位置，完全是因為他們拋棄了階級鬥爭和工人專政的思想，也就是說拋棄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英國工黨所以路越走越寬，是因為完全用公民社會的理念淘汰了階級社會的理念。
將自由民主的追求跟三退的全民活動相結合，顯然可以開出一條中華公民社會的寬路。《九評》用「殘暴、欺騙」和「反民族、反人類、反宇宙」等鐵的事實，給中共作了「邪靈、邪教、流氓、殺人狂」的道德判決。三退活動是在喚醒全民的道德覺悟、激活國人的公民意識。越多的人越早告別中共邪教、惡黨，自由民主便越早到來。棄魔從神使中華眾生成為神民。人爭自由民主艱難，神賜卻容易。
四、發表退隊、退團公開聲明，放下身架，超越自我。
任畹町顯然跟楊春光一樣腦子裡沒有「中共是邪教組織和流氓團夥」的認識，沒能認識到三退是和平、非暴力解體中共政權的最佳路徑。楊春光明知退黨是「舍生取義」，卻以不退「對中華民族向民主化轉型」能起更關鍵的作用為由而拒退，明確主張中共黨員尤其是「有重要職位的、久經考驗的民運自由知識份子和極少數改革開明派」韜光養晦地「留下來的」。侷限於人間表象上看中共，使楊春光的政治心智一直被無神論和進化論操控，幻想用人的心智去降伏邪魔。人智跟魔智鬥法，結果是：中共牛魔王根本就不給春光孫悟空變蟲子進肚子裡的機會了。
為什麼聰明和善良如任畹町、楊春光會看不懂《九評》的思想和退黨的意義呢？
楊春光退黨心爽卻寫詩而腦溢血去世，用無神論觀點解釋雖可把罪責都卸給中共，但這除了嘆天不佑好人而心生無奈、增添恐懼，還能給活著的民主黨員和獨立作家什麼樣的精神資源？可這事用有神論的觀點來解說，反思在中共最為恐懼《九評》和退黨之際，反中共的民運人士卻在做看客、間接地幫助中共延年益壽的愚笨行為，幡然悔悟棄學魯迅憤世，先退黨救自己再度人，自由民主的世界陽光是不是就可以早日來到神州大地，遵從神旨照耀神民呢？
難道任畹町真的就不存在退黨救自己和救人的問題嗎？唐子以為並非如此。老任電話裡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在文革中是一個狂熱的紅衛兵，跟別人整來整去，很痛苦，逐漸覺醒地認識到中共復辟了「秦始皇官僚專制帝國」之後，才「斷然跟文革的思想分道揚鑣」。但老任斷然跟中共和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了嗎？
如果任畹町讀《九評》不僅僅是「看過了」，而是看懂了中共之「邪靈、邪教和流氓」的本質特性，那麼看中共就會由「秦始皇官僚專制帝國」的政治現象外層，進入到中共褻瀆神靈－－反民族、反人類、反宇宙－－的精神基地內層，透過中共的作惡特點－－通過黨文化教育傳播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依附在每個受過它影響的人的心智裡起作用－－發現自己還在幫中共。發現這一點之後，任畹町就會對自己沒有聲明退出紅衛兵而感到異常不安。唐子今年三月細讀《九評》後，就是這樣的，再無早看透中共、早跟中共決裂的自傲，先後兩次兩退。
誰只要有正邪觀念，又不能證明中共不是邪靈、邪教、流氓，那麼他就會對自己曾經加入過中共及其相關組織而深具罪感，對自己（加入宣誓）上了賊船至今還未（聲明毀誓）下賊船而真切地懺悔，而不會尋找任何理由繼續留在中共組織內。
任畹町如果把退黨僅僅看作是那些「烏托邦式的理念被徹底否定後」的「老黨員和年輕的黨員」的事，只為他們退出而慶幸，而自己不作聲明，那麼他就還未能放下「西單民主牆時期人權旗幟的旗手」身架，還呆在文革時期紅衛兵領袖慾望的心獄裡。任畹町不聲明退出共青團、紅衛兵，身居高處不為退黨這一正義的事吶喊，不僅自己不能得救，而且身邊的親友和仁人們，也將因為看著他（受影響）而猶疑，錯過退黨（團、隊）自救救人、救國家救人類的良機。
結語：以神州神民的謙卑心態為退黨吶喊。
民運人士尤其是先行者對退黨的冷眼旁觀不介入的姿態，絕非任畹町、楊春光、劉曉波等幾個個案，據唐子所知，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表現出中共無神論思想對中華獨立精英的毒害和操控至今猶在。放棄這樣的姿態，關鍵不在智商在心態。
魏京生放下了「西單民主牆時期民主旗幟的旗手」的身架，與法輪功修煉者攜手。該老任選擇了。任先生對中共早已厭惡在心，可至今未見旗幟鮮明地為法輪功聲張正義。任畹町身患重病，也不應只歸咎中共殘害。中華每位被中共邪靈附體過的帶獸印者，退黨並非只是修煉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趕快退黨除獸印。
不管退黨是誰發起，由誰主導，退掉恐懼、退出爽感、退垮中共總是大好事。天亡中共，信則靈。群聚高喊，中共失人心而被確認，必然和平解體，是天意也是人願。天亡中共須要人作選擇。選擇有神論，中共少了人的附體，惟有回歸幽靈。
唐子敬請任畹町，拋棄無神論，以神州神民的謙卑心態為退黨吶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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