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我看中共奴的小人儒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希景賓先生對斯德葛爾摩綜合症之中華特色細微的分析，給唐子頗多啟迪。唐子此文想沿著希先生的現象分析遞進，剖析中共奴之斯德哥爾摩特色現象的原因。

一、正氣匱乏，投機逢迎。這是因為暴政和騙政之下，儒家「修、齊、治、平」傳統萎縮為「修、齊」之傳統「保、私」版。

中華歷史上，南宋是個末落皇朝，漢人亡國卻有文天祥的《正氣歌》流芳百世。一國丞相身囚北庭，卻心憑「浩然正氣」人仿「良椎武節」，堅拒了元朝高官厚祿的勸降，使「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了千古佳句。
文天祥有如此情操，跟中華當時流傳了1700百年的君子儒傳統密切相關。儒士世代師生相傳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謀求人正家和、國泰民安。「修、齊、治、平」傳統下，儒生文人最看重德行：達則兼治天下，貧則獨善其身。貧則獨善其身，所以文天祥能不為元朝威逼利誘，堅守其對宋朝對儒文化的忠貞。
但是在中共不給人留絲毫尊嚴的暴政下，「正氣」在中共口裡被拿來騙人，成為其騙政內容，讓幼稚的「革命」青年罵人不以為粗、打人不以為暴，硬拿邪氣當正氣，至今依然。淫威之下，看重今生的文人明哲保身，但求苟且偷生。
馮友蘭通曉古今中外學識，是非、好壞、正邪無疑分得清爽，被騙是不可能的。但殘暴政治環境下，他失去了浩然正氣，不敢效仿張良和蘇武，堅守民國遺民身份，捍衛所講的孔學真理。不僅如此，馮友蘭反而逢迎中共求生存，由尊孔大師成為批孔名槍。這時候以馮友蘭為代表的文人，早沒達則兼治天下的期望了，但求在毛共暴政下還能站講臺被人尊稱為老師，就知足地感謝中共強盜開恩了。這種斯德哥爾摩現象是高智商多見識卻骨頭軟的文人特有的萎縮式人格分裂症。

二、充鯁有忠貞，以沽名釣譽。這是因為暴政和騙政之下，儒家「禮•利」、「禮•誠」、「君•師」傳統惡化為「為公、伐暴」之「偽、頌」版。

儒家仁政禮治傳統中，萬事都不可逾禮，必須遵守家國倫理、政治等級規定。以禮謀利之「禮•利」傳統，是利益分配藏在家人、國人的禮制中，例如弟弟讓哥哥選大梨，大臣多妻不可超過皇帝，等等。以禮率誠之「禮•誠」傳統，更規定了兒女不可在父母面前叫喊辛苦，智臣在蠢君面前也得經常點頭說「陛下聖明」。「以君為核心」之「君•師」傳統，更讓太師在皇帝面前、教師在父母大人、官大人面前不得主動顯露或過分張揚才智。禮治傳統講等級特權，扼殺自由民主。
在儒家禮教中，仁愛和仁政對孝治、禮治是一種修正，享特權者被教導以仁義德性去匹配，這對父母、兄長和君王、大臣的特權有一種軟性限制－－殘暴受譴責，謀利、顯貴、示威有道德底線和恩情節制。所以總有忠貞、重譽的儒士出現。
但中共暴政和騙政下，忠貞者被迫害致死致殘，重譽者側重侮辱。這種情形下，「禮•利」、「禮•誠」、「君•師」傳統下培育出的一定的虛偽性、虛榮心和面子感，被推向極端。這時的斯德哥爾摩現象便表現為言不由衷地不計個人得失或歌頌中共「偉光正」。這一方面是因為明哲保身，另一方面就是企求得到賞識和重用。就這樣，就有了馮友蘭晚年頌揚毛「一手振中華，百年扶崑崙」，把儒家尊崇的「為公」和「伐暴」傳統逆轉為「偽公」和「頌暴」的文人標本。

三、以眼下個人得失為標準，不計其餘。這是因為暴政和騙政之下，儒家「憂先樂後」的君子傳統完全失傳。

儒家倫理和政治固然因為講等級特權，但由於相當看重個人的仁義德性，並明確地把仁義置於利益之上，在道德和政治理念上把家庭、國家和天下擺在個人之上，這就賦予了古代文人一種寬廣的胸懷，身處逆境也不轉變志向。所以范仲淹受貶，依然會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而樂」，並為名士所讚賞和效仿。
但中共暴政和騙政之下，儒家的仁義道德傳統曾經遭到徹底的破壞，誰對受政治迫害的人講仁義、忠孝，包括父母、兄弟、夫妻、上司、下屬等，等待你的就可能是撤職、開除，是夫妻反目、父子決裂，是踩著上司陞官、拋棄下屬避難。而且當仁義道德被當作封建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天天惡貶時，堅守者被當作階級敵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世人給之的也多是斜眼、冷眼，人便惟有生命最可貴了。
如此生存境況下，「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甚至「落井下石」都成自然和正常狀態了，活著（有吃喝、有住處）就是幸福，再有政治上的安全保證和榮譽，那當然要大謝特謝中共了，至於他人、國家、民族和人類蒙受什麼災難那就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了，先留得青山有柴燒再說，管他燒的什麼火？馮友蘭所代表的文人就這樣丟失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而樂」的君子傳統。

4、頭腦簡單，不識中共真面目。這是因為暴政和騙政之下，儒家「寬以待人」、「既往不咎」之君子美德萎縮為「不問是非」和「難得糊塗」。

儒家君子仁德長期倡導「寬恕」情懷，主張在人際紛爭中待人以寬，不計較得失、譭譽，大人大量地包容他人的一些過失、缺陷甚至罪惡。農業社會、國度的家族、宗族、官場的矛盾通常就這樣去調和，盡量以吃虧的恩情去化解矛盾，維護和諧。
儒家之仁有智德輔助時，寬恕並非無原則，還是要講是非的，尤其在大是大非上是不能含糊的，所以古代才有魏徵、于謙等仁人「智」士，而且儒生都好讀書。
但中共暴政和騙政下，受迫害首當其衝並最為殘酷的就是智士，例如林昭、張志新等。而且中共要追求的效果又是要讓智者噤聲、裝傻甚至就神經錯亂。曾一度還在中華大地上讓所有讀書人都去農村勞動，更讓工農兵管理學校，還越愚忠越給好的政治待遇。如此愚民政策之下，讀書無用論盛行，大多數文人覺得知識成為包袱，鄭板橋的「難得糊塗」寬恕術被當成了「自愚」術。
不少人不到三十歲就不看書了，尤其不看中共不准看的書，真是「非黨不問，非黨不視」，漸漸還真有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思維上完全黨化了，用黨的思維去思考一切，反右當時不反不行，六四當時不鎮壓不行，法輪功不迫害不行。惟有黨不問及的領域，例如今天的情愛、婚戀等，才有正常的人性表現出來。

綜上所述，斯德葛爾摩綜合症之中華特色是中華暴政和騙政所致的小人儒現象。
中共暴政和騙政使大陸儒家思維小人化：小氣、邪氣擠壓正氣，擋不住投機大潮，偽君子和真小人成為時尚，生活方式到活著和安全層次便不求上進，甘願被中共洗腦。小人儒是一批不問是非、不講善惡、不辨正邪的文人，知識不是其抗暴和御騙的力量，而是其屈服和受騙的牢籠。
中華禮教下的弱善者被強暴和被欺騙，必然成為小人儒式的認知分裂症，以君子學識行小人之事，不問是非、不講善惡、不辨正邪地對強盜感恩以維護私利。(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