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村家庭的30年「黑戶」人生

1958,降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被蓋上了印章,自由遷徙從此終結,農村與城市被一個本本隔斷。突然間,「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城裡人」、「鄉下人」不再僅僅是一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嚴格的法律概念。人們的命運被組織化、凝固化了,由出生到死亡。

1958,「大躍進」的年代,那場風風火火的烏托邦試驗以失敗告終被歷史淹沒。但是,這一年1月,毛主席簽署一號主席令確立的另一項制度--戶籍制度卻保留了下來,直到今天。

戶口是生活的依託,戶口是權益的保障,戶口是進入城市的通行證,戶口還是子女的搖籃。有了戶口,人生就有了可能,沒有戶口,你萬萬不能。「盲流」、「黑人」 這類的詞語被創造出來,揹負這類詞語的人不僅僅要承受精神上的羞辱,更要忍耐生活上的艱難。本文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這些被檔案遺忘的人,他們都是共和國的公民。

李秀珍的屍體躺在北京市管莊醫院冷冷的太平間內。生前困擾她的問題,身後也仍然纏繞著她。因為沒有戶口和身份證,醫生不肯給她開「死亡證明」,殯儀館也拒絕為其火化。

36 個小時過去了,時間指向2005年8月10日上午10時,她的家人在多種努力都失敗以後,不知所措了。李秀珍的長女李貴秋坐在屋內的椅子上痛哭,她看見自己的丈夫在一旁焦急地踱步,父親李殿洲則呆坐在床上,眼睛直直地望著對面桌上母親的遺像。屋外,李貴秋的二哥正用被單蒙頭倒著一動不動,他已經一天多沒吃東西了。

李貴秋突然變得憤怒起來,她從椅子上跳起來……火化的難題最終得到瞭解決,在她母親逝世後的第四天。事後和記者談起此事,李貴秋仍有掩飾不住的悲憤與哀傷。她說:「我媽是死不瞑目啊!」

李秀珍一家都是「黑戶」,在中國森嚴的戶口登記和身份證管理制度下,她們作為一種異類在城市的夾縫中生存。這讓她們艱辛備嘗。為了身份問題,李秀珍生前不停地尋找說法,她得到的答覆一般都是「回去等」。「等得我們都心寒了。」李貴秋還記得她母親為此落淚的樣子。

李秀珍一直等到去世。她一共等了30年,全家還是「黑戶」。這時她最小的孫子已經11週歲了。

文革時期

「單干戶」被打成「黑包工」

1975年3月10日下午,李殿勤在黑龍江省雙城縣火車站裝卸貨物。她並不知道,她的大弟李殿洲全家已經被遊街三日,而此時,雙城縣縣委通知了她的居住地--工農街的街道辦事處,李殿洲一家被安排到她家暫住。

李殿洲是個皮匠,這個不善於田地勞動的農民靠自學成了一個手藝人。1971年,他和妻子李秀珍攜5個孩子,從雙城縣前進公社勝發大隊遷入公正公社康寧大隊。李殿洲說,他的工作是為本公社各大隊做皮帽、車馬套、皮鞭等物,每年要固定上繳康寧大隊500元錢,此外的收入就歸自己所有。在本大隊的工作做完之後,他還拿著康寧大隊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到外縣攬活。這項收入使他成了大隊裡先富起來的人。不過,他的麻煩很快就來了。

在1974年秋天的一次隊部會議上,「單干戶」李殿洲被打成「黑包工」。大隊領導說他是「社會主義的攔路虎、絆腳石」,要「一腳踢出」。李殿洲說:「那時正趕上割資本主義尾巴,也沒有反駁的餘地,說啥是啥。」接下來分口糧時,屬於他全家的那一份就被大隊扣下了。

李殿洲說,他妻子李秀珍多次去康寧大隊要糧,還到公正公社反映問題。到了1975年3月6日,康寧大隊革命委員會乾脆把他家的戶口給遷了出去。當時農戶手中沒有戶口本,只是在大隊有個戶口登記簿。按照當時的政策,如果有農戶要遷出,需要先有遷入地的准遷證。

四年前,李殿洲先是得到康寧大隊的准遷證,再拿到公正公社蓋章,然後前進公社勝發大隊開出遷移證。經過這樣的程式,李殿洲一家算是落戶到了康寧大隊。但是這一次,康寧大隊把他家戶口註銷,讓他們「回原籍」--前進公社勝發大隊時,李殿洲並沒有得到前進公社的准遷證。李殿洲說,被逐出康寧大隊後,勝發大隊並不接收,他們開始成了「黑戶」。

3月8日,李殿洲全家開始被抓到一輛農用車上遊街。趁著農用車開到縣委大院休息的空隙,他偷偷找到縣委領導申訴。在遊街的第三日,縣委領導決定把他們一家暫時安住在李殿勤那裡。

李殿勤是個寡婦。丈夫在十年前去世,她含辛茹苦將5個孩子撫養大,生活相當艱苦。當她從火車裝卸站走出時,看見一輛停在門口的農用車上有她的弟弟、弟媳及5個侄子(女)。她被告知,李殿洲一家已被公正公社康寧大隊逐出,縣委決定讓他家先暫住在她家。她猶豫了。「那時我連自己的5個孩子都顧不過來,不願意讓弟弟搬過來。」李殿勤說:「但有兩個人說,是縣委派來的,三天後肯定搬走。我就答應了。」

三天後,縣委並沒有解決李殿洲一家的戶口問題。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沒有解決的跡象。李殿勤家的土坯房是此前中蘇關係緊張時興建的備戰工程房,非常狹窄,她們一家6口居住已顯逼仄,李殿洲一家7口搬進以後,更是擁擠不堪。李殿勤於是和鄰居一起,幫李殿洲在附近的空地上建了間房。

「說是房子,其實就是一個小棚子。」李殿勤的鄰居王君義說,「用土坯壘起來的,棚頂用些破草袋子、廢油紙一蓋就算完事。屋裡再搭個小土炕,支個小火爐。」夏天下雨的時候,屋裡也是一片水世界。

票證年代

沒糧票只能吃野菜

吃完野菜後不久,李殿洲的女兒李貴秋的身體就有了反應,全身浮腫,眼睛腫得瞇成一條縫,臉色發紫。鄰居王守民得知後,立刻背著李貴秋去了鐵路職工醫院醫治。李貴秋那時剛剛六七歲,這次野菜中毒讓她吃了些苦頭,好幾天吃不下飯,行走時因看不清路而跌倒,一直到半個多月後才康復。

那時中國還是票證年代,購糧要糧票,買布要布票,此外還有肉票、煤票、油票,甚至買干豆腐時都需要豆製品票。在被註銷戶口之前,李殿洲一家就沒有了口糧和各種票證。他們失去了生活來源。他家的幾個孩子經常到村外的空地上挖野菜吃。「就連灰菜都吃。灰菜一般是餵豬的。」鄰居王守民的妻子李春芝說, 「我們也只在三年災害期間吃過灰菜。除非特別沒吃的了,否則不會吃灰菜」。

李殿勤和鄰居會給他家以幫助。李殿勤有時偷著給李殿洲家送些玉米麵。她家的糧食也不夠吃,常常喝粥。她二兒子那時有十六七歲,在鐵路裝卸站從事重體力勞動,經常吃不飽,知道母親給李殿洲家送糧食後非常生氣。李殿勤說,二兒子為此越來越焦躁,日積月累,患上精神疾病,一發作即破口大罵。

李殿勤和鄰居也不富裕,他們的接濟無法滿足李殿洲家的需要,孩子們就去附近的飯店撿食客人們吃剩下的飯。這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時飯店均為國營,他們撿飯時常被服務人員攆。李春芝還記得,有一次,李殿洲的長子李貴鋒被飯店拒之門外,還挨了打。

在李殿勤和鄰居的記憶中,這幾個孩子都餓得皮包骨,沒有力氣,有時要扶著牆走路。李殿洲夫婦也蒼老了很多。因為飢餓,李殿洲得了嚴重的胃病,經常痛得叫出聲來,走路時拄著木棍,30多歲的人看上去像個老頭一樣。

1979 年8月2日,除了長子留在雙城讀書外,李殿洲一家第一次來到北京。除了戶口問題,他的妻子李秀珍也申訴自己的工作問題。李秀珍原為雙城縣蘭棱畜牧廠工人,後被辭退到農村,她認為自己受到了打擊報復。關於工作的申訴在60年代就斷斷續續進行了,「文革」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運動,讓李秀珍心中有了一種堅定的希望。李殿洲也一直以為,只要妻子的工作得以恢復,全家人的安置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1979年9月26日,李殿洲一家回到黑龍江。1980年春,第二次進京,1982年春,再次返黑。1982年秋,第三次進京,從此流落於斯。

流浪生涯

「盲流」最怕「整頓市容」

走了足夠長的路,李秀珍和他的丈夫李殿洲回到住處。李秀珍的臉色蒼白,流著汗,走路有些踉蹌。女兒李貴秋察覺到有些不對勁,上前詢問,她的母親在說完「我兩天沒吃飯了」之後,就哭出聲來。李貴秋立刻拿著她的飯盒--那是一個經過清洗的大油漆桶,向外跑去。

那一段時間,正趕上北京階段性的市容整頓。雖然年紀小,但「影響市容」的說法還是深深印在李貴秋的腦海裡。習慣於在附近飯店撿飯的她們,為了防止被收容,也很少在外活動了。飢餓由此產生。

李貴秋來到北京站旁邊的一個飯店裡。不到十分鐘,就撿滿一大桶飯菜。在回去的路上,警察逮住了她。在附近的派出所登記之後,傍晚時分她被拉到功德林遣送站。

功德林遣送站位於北京德勝門外,是那個時代的符號性場所,專門用來收容外來流動人口--當時叫「盲流」。按照規定,被收容的流動人口要被遣送回原籍。李貴秋一家是個例外,因為她們沒有戶籍。孩子如果徹夜未歸,李殿洲夫婦就知道他們被收容了,就去商業部信訪處開個介紹信,前往功德林遣送站把她接回 來。

李殿洲的孩子幾乎都有被收容的經歷,包括他最小的女兒李貴娟。李貴秋說,在李貴娟三四歲的時候,有一次不聽話獨自走到附近的飯店裡要飯,剛剛拿到一根油條吃,就被警察帶走了。「有人告訴我,有個小不點,(長得)黑著呢,被警察帶走了。」李貴秋趕快跑去告訴媽媽。在李貴娟送到遣送站之前,她的媽媽就在永定門派出所把她接了回來,並且狠狠地打了她一頓。

剛來京的時候,他們一家住在永定門護城河附近。「鞋就是枕頭」。李殿洲說,沒有行李,開始時全家露宿街頭,或住在水泥管子裡。再後來,他們就撿塑膠布搭個小棚,鋪上撿來的草墊子、塑膠布和別人給的舊衣服、毯子等物,住在裡面。那時永定門護城河附近有很多這樣的塑膠帳篷,構成外來流動人口的駐京群落。

住在帳篷裡最怕的是下雨。「一下雨裡面全濕了,有時半夜被淋醒,我們就躲到附近的門樓裡。」李殿洲的二兒子李貴仁說。他記憶最深的是,有一次接連下了幾天雨,三弟又趕上那時感冒,全家人非常狼狽。

李貴仁記得:「有一天晚上,來了100多名警察,那些帳篷就被燒了。」流動人口大多都被遣送回原籍。李貴仁一家沒有戶籍,所以經過審查之後,每次還能繼續在北京街頭流浪。

拾荒歲月

孩子撿垃圾落下殘疾

那個破碎的啤酒瓶隱藏在草叢中,穿著一雙破爛涼鞋的李貴才一腳踩下去,幾乎整個腳心都被玻璃橫切進去。鮮血直流。

李貴才是李殿洲的三兒子。在飯店討飯之外,他也和兄妹一起到永定門附近的垃圾堆撿垃圾換錢,那時紙蓋每斤2分錢,碎玻璃渣每斤5分錢。李貴才的大妹李貴秋還記得,他的腳被縫了好幾針,並留下了很大一塊疤痕。

相比起來,李貴才的二哥李貴仁所受的傷要更嚴重。1980年9月6日下午4時許,15歲的李貴仁在右安門外二條廢品收購站門前撿廢品時,一位李姓司機開動了 130汽車,右前輪將他的右腿軋傷。經醫院診斷,李貴仁「右股骨幹骨折」。後經治療,李貴仁右腿骨折處錯位癒合,落下殘疾。這場交通肇事案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確認責任由李姓司機和他所在的單位承擔。李貴仁獲得出院後治療費、生活補助費等共1400元的賠償。

1982年秋末,李貴仁的腿浮腫,聽說北京雙橋附近有個老太太會治腿病,一家人就搬到這附近居住。他們開始租了間房,每月7元,房東看他們可憐,前兩個月沒收錢。

幾個孩子手裡拿個小棍,棍頭上綁個鐵絲鉤,繼續到附近的一個大垃圾堆撥拉破銅爛鐵、磚頭、塑膠和紙殼,撿了去賣。在那個垃圾堆被挖坑填埋之後,幾個孩子開始撿車票。

李秀珍給孩子每人每天1元的生活費,幾個孩子每天沿著不同的公交路線,走上一個來回,在各個站點將人們扔棄的車票拾起來,然後賣給來京出差需要報銷車票的人。那時的車票是每張5分錢,100元的車票最低能賣5元,碰上運氣好,可以賣到十幾元。

大女兒李貴秋每天領著妹妹李貴娟,早出晚歸一起撿票。到了公交站點,她們就在地上搜尋車票,有時還要到車上撿。作為對允許上車撿票的一個回報,李貴秋要經常幫助售票員打掃車上衛生,擦玻璃。一天一個來回下來,要走四五十里路。每天她倆會撿幾十元到二三百元不等的車票。

童年

不讀書沒文化識字少

李貴娟想讀書。她是李殿洲最小的女兒,生於1978年9月,還不滿一週歲時,就隨父母進京漂泊。她沒有進過學校。8歲的時候,看見同齡人背著書包去學校的樣子,她好羨慕。

李貴娟纏著媽媽要上學。媽媽說,你如果有心,就站在一年級的門外面聽。李貴娟也去試過,不過學校看大門的人根本不讓進。李貴娟有個要好的同齡朋友,家裡還有個小黑板。放學後,有時李貴娟就向她學習。房東有個親戚是小學教師,有時也會教些東西給李貴娟。李貴娟學得還不錯,以至於有時還可以幫鄰居小朋友寫作業。

不上學的李貴娟有自卑感,怕人瞧不起。每天早上出去撿東西時,她都在身上背個斜挎包。別人問起來,她就說去附近的通縣上學。

又過了一年,在她的纏磨下,媽媽終於開始答應她。「我媽說,讓老師考考你,如果老師的問題都能答出來,就讓你上學。」李貴娟說,媽媽帶她去了學校。沒上過幼稚園的她輕鬆回答了老師所提的幾個問題。當時學校的教材已經發完,這位老師讓她去王府井書店購書。

「出了校門,我媽就變卦了,說我們現在飯都吃不上,你考慮下。」李貴娟說,「我哭了好幾天,後來想想媽說的也有道理。就不再提上學的事。」

李貴娟纏著媽媽要讀書的時候,她家的生活已經不是剛來北京時那麼窘迫了。她的姐姐李貴秋在上學年齡時,每天忙著撿飯和拾荒,根本連上學的念頭都沒有動過。

兄妹中最有文化的,是排行老大的李貴鋒。李貴鋒最初沒有隨家人來京,他留在姑姑李殿勤家,高一輟學後又在黑龍江省北安市的叔叔家務農五年。李殿勤和鄰居還記得他是一個學習非常優秀的學生。李貴鋒說,初中時他的成績時常排在學年第一,文革後恢復高考,他的班主任還替他報名參加高考。「老師說我應該沒問題,我初中學的東西比文革中長大的那些人學得好。後來因為高考報名時需要登記戶口,我就沒參加。」

李貴鋒失去的是一次可能上大學的機會,他的弟弟妹妹則因識字少而時常面臨著生活中的尷尬。2003年6月,李貴仁因膀胱癌需要動手術,醫生要他寫上「同意麻醉」並簽名。他不會寫。護士後來把著他的手寫下了這四個字。

寫字對他們而言是一項艱鉅的工作。李貴寶說,「一般的大字就不認識,走到哪都要現問人家。長大幹什麼都不行。」他曾經在北京古觀象臺工作過。剛去時,他就為填寫簡歷發愁。碰到不會寫的字,即去問別人,別人就笑話他這麼簡單的字都不會寫。這之後,他的簡歷都讓別人幫助寫。

李貴秋13歲開始到汽水廠打工。領工資時,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她最後想出的解決之道是,讓車間的一位四川大姐幫她領工資,她幫四川大姐幹活。在這位同事離職之後,她又讓班長代領。

成人

找工作難結婚生子更難

李貴寶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膠合廠做臨時工。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貴寶說,「因為沒有身份證,我去求職的時候,總是碰一鼻子灰。都說很同情,但是沒身份證無法登記,不敢用我。」李貴寶後來是在熟人的介紹下才進了膠合廠。李殿洲的幾個孩子,大都是通過房東或其他熟人的介紹,才得以進廠做臨時工。

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李貴寶又到了一家燃機廠,和三哥李貴才一起在綠化隊工作。李貴才是綠化隊的隊長,還在一次智斗歹徒的過程中保衛了集體財產,獲得廠領導 200元獎勵(《北京市交通運輸報》曾報導)。李貴寶說,他們住在工地,幹活勤快,經常受到領導表揚。工作了幾年之後,有一天行政科的領導把他和李貴才叫到休息地,說領導正考慮為他們轉正。「我們當時就和他說了,沒有戶口。他說那就難辦了。」

幾年後,這家燃機廠裁臨時工,李貴寶和李貴才都失去了工作。李貴才是兄妹6人中最「能幹」的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成了一個搞裝修的包工頭。但在1998年的一場凶殺案中,李貴才被殺死。

李貴寶的大哥李貴鋒,1985年在中建一局五公司做臨時工時受傷,右手腕靜、動脈血管和神經局部割斷,大出血。雖經治療,右手還是落下殘疾。李貴鋒現在和二弟李貴仁、大妹李貴秋一起,在住所附近的一家農貿市場賣小百貨和服裝。

李殿洲聊以自慰的是,經歷了這麼多的磨難,他們家人沒有走上犯罪的道路。

李殿洲家現在還有兩個光棍:次子李貴仁和長子李貴鋒。李貴鋒今年42歲了。他曾經談過一次戀愛。那是1987年,他和一個女孩相處了一年左右。李貴鋒說,「她的父母對我們家的遭遇也都很同情,但後來還是覺得沒有戶口以後難以生活。她家人反對,我們就分手了。」

李貴鋒的妹妹李貴秋有了伴侶。她和付勝虎已經同居了7年,因為沒有戶口,無法辦結婚證,也就一直不敢要孩子。2002年,在婆婆的要求下,李貴秋決定生一個孩子。在這之前,她曾流產了兩次。

付勝虎是北京人,在北京鐵路分局某車輛段工作。在李貴秋懷孕三月之時,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單位領導。他的本意是想讓領導幫忙想想辦法,給孩子落個戶。但是他得到的答覆是,必須把孩子打掉。「單位領導說,他們有計生包保責任,如果我這樣有了孩子,他們要受處分。」付勝虎說。

李貴秋已經流產過兩次,付勝虎擔心再打掉孩子會導致習慣性流產,將來無法生養孩子。回家後,他狠了狠心,打算辭掉工作。他的媽媽和李貴秋在一旁掉眼淚,她們擔心,辭掉工作後,生下這個孩子,今後也沒能力撫養。當晚,付勝虎單位的工長又來到他家,叮囑一定要把孩子打掉,不然就不要去上班了。

孩子最終還是被打掉了

李貴秋的四哥李貴寶沒有正式工作,他選擇了讓孩子生下來。1992年,家住北京市房山區的史天芹開始和李貴寶同居。她當時想,戶口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兩個孩子先後出世了,因為無法隨母親在北京落戶,在讀書時,他們向學校交了幾年借讀費。

現在,史天芹的大兒子龍龍已經上6年級了。他說,「每學期老師都會問我,你的戶口辦下來沒有。我說,還等著呢。」明年上半年就要考初中了,龍龍也知道,沒有戶口自己上不了初中。他面臨失學的危險。

都以為他們已經死了

李殿洲一家在北京參加過兩次人口普查,每次他都如實填寫自己的「黑人」身份。來京二十餘年,為了戶口的事,李殿洲找了很多部門。他碰到很多同情他的人,這讓他時常產生樂觀情緒,但希望每次都是很快就破滅。

在北京雙橋附近,李殿洲一家換了近十個住處,只有一次是被警察攆才搬家。他家的境況,附近派出所早已瞭解,平素不會有人來為難他們,多年來,他們甚至都不需要辦暫住證;事實上,沒有戶籍,他們也無法辦暫住證。

沒有戶籍,他們很多事情都無法辦。李殿洲的幾個子女在農貿市場賣貨,他們的攤位都是以李貴秋的伴侶付勝虎名義申辦的。他們甚至無法領取匯款,也不能存款;好在他們沒有多少錢需要存在銀行裡,也沒有人給他們匯款。

李殿洲曾經居住過的康寧大隊,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能回憶起這個曾經的皮匠。李殿洲已經20餘年沒有回家鄉了。到北京後,只有他的妻子李秀珍在 1987年回過一次黑龍江。那一次,曾經對她的工作問題做過調查的省糧食學校原校長丁玉賢,還給她寫了份證明材料,其中提到李秀珍一家「雙城縣的戶口問題、糧食問題、趕出農村等問題」:「她們全家七八口人沒戶口、沒住處,對國家、對社會影響很不好。」李殿洲說,「這之後,我們家的事仍然一點頭緒都沒有。一氣之下,我就不和親人們聯繫了。」

毫無音訊的日子過了近20年。2005年8月24日,依照李殿洲提供的地址,在黑龍江雙城找到了她的姐姐李殿勤家。李殿勤剛好去哈爾濱看望她的母親,她的兒媳說,「我們都以為他們已經死了。」

李殿洲還活著的消息,讓家鄉的親人著實興奮了起來。8月26日早晨,李殿洲接到電話,他聽見自己91歲的母親的聲音從話筒傳來:「殿洲啊!」

「李殿洲說:「我是不孝長子殿洲。」」

李殿洲還活著,只是他的老伴李秀珍和三子李貴才已經撒手人寰。提起過去,他常常泣不成聲。「我已經60多歲了。我有沒有戶口都無所謂了。」他站起來,攤開雙手比劃著,大聲說,「可是我的兒女、孫子,他們需要戶口啊!不然今後怎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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