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之際，中共抗戰史觀在中國大陸出現微妙變化。過去被中共指為「不抵抗」的蔣介石及國軍，已在大量的中國大陸媒體中以正面形象出現，從肯定國民黨「正面戰場貢獻」的《國殤》，到電影《血戰臺兒莊》、《鐵血崑崙關》，都肯定國軍奮勇抗敵的精神；一些地方的抗戰紀念館以強烈的「鄉情」取代官方口徑的「國情」，大量宣傳國民黨部隊的正面貢獻。同時在連戰、宋楚瑜訪北京後，中共對臺部門為了對臺灣民眾統戰，也瞭解「抗戰牌」是凝聚兩岸民心的重要力量，在某個程度內還原歷史，讓蔣介石的形象從國共之爭的囚籠中解放出來。
但更重要的是台獨的興起與臺灣「去中國化」的力量，使國民黨在抗戰的歷史地位更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美國退役將軍陳納德的「飛虎隊」率領志願空軍赴華助戰，締造中美獨特情誼；美國史迪威將軍與國軍將領孫立人緊密合作，在印緬戰區重創日軍；以及蔣介石在開羅會議與邱吉爾、羅斯福並列於國際舞臺，展現中美英反法西斯的團結力量，都是今日北京當局可以反擊台獨及美日臺圍堵中國的歷史資源。
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日，一股「抗戰熱」席捲神州大地。從各地相關的抗戰紀念館紛紛翻新，以及媒體推出的以抗戰為主題的專題報導，可以看出中共有關抗戰史內容和觀點已發生微妙變化。
長期淡化國軍戰績
長期以來，中共強調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戰，即使有個別國軍抗戰也是受了共產黨的「感召」。過去整整三十年的抗戰史教育中，中國大陸民眾知道的是毛主席在延安領導全國抗戰；八路軍活躍於華北，新四軍縱橫於蘇、皖；地道戰、游擊戰、宣傳戰、大生產等等，這些名詞都是耳熟能詳的；電影《平原游擊隊》中「李向陽」的英雄形象更早已深植人心。至於正面戰場則往往隻字不提，或者以負面的角度描繪國軍節節敗退，比較例外的是有反蔣色彩或與蔣若即若離的非黃埔系將領，如張學良、十九路軍的蔡廷鍇、二十九路軍的宋哲元、張自忠等人。事實上，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對上述國民黨將領均曾高度肯定。受到政治因素影響，一九四九年後關於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唯一作為正面事例提出的，一是蔡廷鍇領導的「一二八戰役」以及宋哲元指揮的「長城抗戰」，不過這兩個事例的宣揚不僅在表現中國軍民的英勇，同時也在凸顯蔣介石的妥協與怯弱。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抗戰史的尺度逐步放寬，原因一是向臺灣示好，以局部肯定國民黨的抗戰拉攏臺灣。二是歷史力量的本身，即經由民間記憶的自然浮現以及政權道德基礎的演變。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揭開序幕的是電影《血戰臺兒莊》。這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會戰前中國軍隊的一場勝仗，由李宗仁部對南下日軍磯谷師團一次成功的截擊。電影裡中華民國與國民黨旗飛揚，國軍官兵前仆後繼的英勇形象令人耳目一新。當時許多國際媒體都認為是中國國情變化的重要象徵。但李宗仁畢竟於一九六五年由美國返回中國受到毛澤東歡迎，他死後骨灰與中共開國元勛朱德、彭德懷、賀龍等人同置一室，非其他國民黨人所能比擬。《血戰臺兒莊》之後，正面戰場的史實並未進一步開放，許多抗戰英雄仍困於「歷史問題」而不見天日。
不過，雖然中央有既定的抗戰史觀，而社會逐步開放的性質卻使得民間的、地方的自發性力量無可阻擋。抗戰英雄無論其黨派歸屬，都受到故鄉百姓的崇拜，引為當地的莫大榮譽。此外，正面戰場的發生地，戰況慘烈，民間慷慨助戰，以一九四四年秋的滇西大反攻為例，參戰犧牲的官兵多為雲南當地子弟，大批後人均在，先輩英勇的事跡早為地方的驕傲。因此，儘管中央仍堅持「以我為核心」的抗戰史觀，但各地方在建立本鄉抗戰光榮史、修建紀念碑、紀念館、出版相關書籍、宣揚本鄉抗戰英雄等等努力之中，實際上正面戰場史實已以某種零散的方式重建起來。譬如上海的淞滬會戰、廣西崑崙關戰役、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滇西戰役、芷江受降等等，都有紀念館，至於南京地方政府不時以「民國首都」自居，重慶地方人士更經常把「戰時陪都」掛在嘴上，更不在話下。
抗戰圖志呈抗戰全貌
上海文化人楊克林、曹紅經過近十年努力蒐集史料並詳加整理，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三冊的《中國抗日戰爭圖志》，是中國大陸人士首次以詳盡的圖文呈現抗戰的全貌，還請蔣緯國將軍題詞，這套書對大陸知識界有廣泛的影響。九十年代中以後，網路興起，打破了通訊的界線，大量的抗戰研究文章甚至原始文獻灌進了各種歷史和社會科學網站，幾乎任何資料一搜索就可取得，對於有心瞭解抗戰的任何人而言，資料已不再是找不著，而是到處都是。另外，四川成都一名抗戰史料收藏家樊建川，自資興建各種抗戰紀念館，今年八月十五日他一口氣為九間抗戰紀念館開幕，其中就包括了「國民黨軍抗戰紀念館」。
可以說，無論是史料本身還是研究者的開放態度，以及地方人士的熱情，包括正面戰場在內的完整的抗戰史的重建，其社會和文化土壤均已成熟，目前的問題僅在於中共中央如何看待自己在民族完整歷史重建過程中的角色。由於正面戰場會凸顯出國民黨的英勇形象，而共產黨革命的正當性正建立在國民黨的軟弱與腐敗不仁，兩者之間有矛盾。邏輯上，前者的強化會造成後者的弱化，從而削弱了共產黨的權力基礎，因此必須受到限制。
不過，歷史也有難以割斷的延續性，過去改朝換代歷史中也存在一種必然現象，即新朝一開始均以革命者自居，將舊朝人士貶為逆賊，不過三代人以後，新朝又會以舊朝的繼承者自居，宣揚其光榮的功績。理由是，新朝初立，根基不穩，舊朝思維依然活躍，因此必須強力否定舊朝的任何正當性，藉以鎮壓舊朝遺老遺少，等到八十年、一百年後，新朝統治穩固，舊朝遺緒消失殆盡，為了深耕典章制度以求長治久安，新朝必須將自己設定為某種歷史道統的繼承者，以再創「萬世盛德」。
就今天的中國大陸而言，共產黨最終無可避免要提升蔣介石、宋美齡在抗戰中的地位，尤其宣揚飛虎隊的重要貢獻以及「開羅會議」的光輝，否則將無以繼承中美兩國親密的歷史關係，以及今天解決臺灣問題的國際合法地位。這就是新政權由「革命者」向「繼承者」轉化的內在歷史邏輯。
中國大陸官定抗戰史的逐步重建其實也帶著這種性質，不同的是，今天世界的潮流畢竟不同於從前，民主為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其核心精神正在於建立開放的社會，拒絕政治權力壟斷言論市場，以多元豐富的知識和觀點培養理性、成熟的國民，以確保國家民族的健全發展。因此，只要中國穩健地走向民主，完整的抗戰史也必將逐步出現，精神上是發自人心，形式上也是由下而上、由民而官，雖然偶有摩擦，最終必將是水到渠成，其意義與內涵自非過去封建王朝堪與比擬。
因此，今天中國大陸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就抗戰史實呈現上，就帶著新舊論點交錯的特色，地方的抗戰紀念幾乎「只問省籍，不管黨派」，中央仍強調八路軍和新四軍等共產黨部隊在抗戰中的作用，宣傳部門也再三要求傳媒不可過度報導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不過由於近年大量抗戰史料問世，尤其宋美齡去世後，大陸媒體大量報導宋美齡抗戰期間在美國國會演講以及蔣、宋與美、英元首並列，中國國際地位大幅提升的史實，有關「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戰」等過去常聽到的話，如今比較不容易說出口；相反地，具有指標意義的蘆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仍強調共產黨抗戰的部分，對正面戰場或輕描淡寫，或隻字不提，不過在一個模擬南京受降的場面上，現場掛著中、美、英、蘇等同盟國國旗時，中華民國國旗赫然出現上方，令人眼睛為之一亮，這是迄今中國大陸國家級抗戰紀念館在尊重抗戰史實上，最亮麗的表現。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人物蔣介石一生中有兩項演說被視為經典之作，一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的廬山抗戰演說，二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重慶抗戰勝利演說。兩個演說皆與抗戰有關。抗戰演說強調：「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是統帥不容抹煞
隨著國民黨正面戰場史實在中國大陸逐步獲得平反，作為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抗戰角色是否也將難以迴避？或者進一步說，蔣介石作為全中國抗戰領袖此一事實是否終獲確立？由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全面抗戰剛好十年之久，這是蔣介石逐步鞏固權勢的時期，中國國運依舊坎坷，內有大規模的「中原大戰」以及共產黨革命，外則是日軍持續對中國鯨吞蠶食，從「九一八」、「一二八」、「長城抗戰」、「綏遠抗戰」等，可說是內外夾攻，無一寧日。無怪東京大本營（參謀本部）評估一旦戰事爆發，只要兩、三個月即可徹底解決「支那事變」。這樣的評價是從日軍歷次侵華行動中所得的結論，即日軍發動強烈攻擊，中國軍隊迅速潰敗，中國政府接著又在談判桌上迅速妥協。中國的反應模式確實使得日本得到一個印象，即中國人貪生怕死，中國政府軟弱可欺，因此只要日本大軍壓境，只要兩、三個月，中國政府就會豎起白旗。
日本對中國軍力的評估或許與事實相去不遠，不過對中國人犧牲的決心卻嚴重低估，其誤判實源於日本帝國主義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殊不知中國的退讓不過是在爭取內部整合與發展的時間。日本竟看不出，中國每一次退讓都在爭取多裝備幾個現代師，多訓練幾千個人才，多增加一點經濟實力。這是中國悠久歷史與遼闊領土所形塑的慣性思維，戰術的退讓往往代表著戰略的進取，戰術退讓的終點就是戰略進攻的起點。
從今天揭露的歷史文獻顯示，「蘆溝橋事變」爆發乃至「八一三淞滬戰役」時，日本對中國制定全面作戰的計畫，尤其淞滬戰役隨著戰事的升高，日本被迫不斷增兵、不斷易帥，直到佔領大上海後，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才向大本營建議直取南京，不過中國政府旋又遷往武漢、重慶。由此可見，儘管中國軍隊在淞滬戰役與南京保衛戰的末期，因上級指揮不當，出現潰敗混亂的憾事，但基本上戰爭的地點、時間和節奏，卻是由中國決定的。一九三零年蔣馮閻軍閥「中原大戰」結束、全國大抵統一後，蔣介石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德國軍事顧問團除了帶來新式武器和訓練之外，更重要的是協助中國以中國地理環境為基礎，制定了長期的作戰計畫，亦即充分地探討在絕不投降或談和的前提之下，如何對日本打一場長期的、全面的戰爭。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的爆發，幾乎全是依照中國預先演練的作戰計畫進行的，儘管十年新練的中國精銳部隊全部潰於淞滬戰役，但卻也向日本充分證明了侵華戰爭絕無短時間解決的可能；易言之，日本雖派出強大的軍隊主動出擊，但在戰爭的進程上卻是被動的，一步步被拉進中國預先設好的「持久戰」泥淖中。
至於國共合作，抗戰初期雙方的搭配十分密切。共產黨事後指責蔣介石無合作的誠意並不公允，最明顯的證據是周恩來受邀成為國府軍委會政治部副主任，其第三處要職多由共產黨員擔任，使得周恩來可以利用合法的地位，大肆擴張共產黨的文宣隊伍，使得共產黨部隊的活動即使侷限在華北和蘇皖一帶，但是其文宣和政戰人員卻活躍於全國範圍。如果說蔣介石完全不信賴共產黨，怎麼會把一部分最關鍵的意識形態部門交由共產黨掌管？至於八路軍和新四軍當時屬於國民革命軍，領國民黨軍餉，其軍事活動受到國府軍委會的指揮與節制，其不斷自行增建隊伍、擴大地盤的做法自然會受到上級的責難。
儘管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一連串政治與經濟的失策，使得共產黨的革命迅速壯大，從而取代了國民黨的執政地位，但這並無法改變抗戰史實以及蔣介石作為全國抗戰領袖的地位。尤其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透過同盟國的密切合作，蔣介石更代表了中國的形象躍升為世界級的人物，這正是中國擺脫百年桎梏的關鍵時期，一九四三年初「中美新約」、「中英新約」的簽定，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解決了租界問題，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決定了臺灣、澎湖歸還中國，乃至參與成立聯合國，使得中國成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參與戰後國際新秩序的主導工作。這每一個影響中國至深的國際事件中，都可看見蔣介石鮮明的身影。事實上，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發揮影響力的最大國際舞台聯合國，以及解決臺灣問題的國際法基礎「開羅宣言」，都是建立在蔣介石的政績上。
中宣部維持舊史觀
當然，今日中共抗戰史觀的微妙變化，也引起中共中宣部的警惕。最近中央電視臺拍攝三十集《抗戰》記錄片，片中一些「太正面」強調國民黨部隊英勇事跡的描述都被刪去，並壓縮至十二集。官方媒體並為此發表評論文章，繼續向國人強調「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民間學者認為，當前中國大陸平反抗戰正面戰場的趨勢中，蔣介石的抗戰領袖角色的平反最終也將難以迴避，曾任《南方週末》總編輯、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大陸學者錢鋼表示：「目前大陸學者在寫書時已經常提到蔣介石作為抗戰領袖，不過官方全面平反蔣介石的抗戰地位目前還不可能，因為共產黨裡還有一些老人跟蔣介石打過仗，等到這一代完全過去了，我相信對蔣介石的客觀評價遲早會出現。」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演說中所說：「我全國同胞們自抗戰以來，八年間所受的痛苦與犧牲雖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戰必勝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強；尤其是我們淪陷區的同胞們，受盡了無窮摧殘與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這幾天以來，各地軍民的歡呼與快慰的情緒，其主要意義亦就是為了被佔領區同胞獲得瞭解放。」
蔣介石說：「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他還說：「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難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納粹軍閥國家受過錯誤領導的人們，我們怎樣能使他們不只是承認他自己的錯誤和失敗……承認公平正義的競爭，較之他們武力掠奪與強權恐怖的競爭，更合乎真理和人這要求的一點，這就是我們中國與聯盟國今後一件最艱鉅的工作。我確實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築在人類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愛互助的合作基礎之上，我們要向著民主與合作的大道上邁進，來共同擁護全世界永久的和平。」觀諸今日惡化的中日關係，蔣介石的這段談話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無論如何，整體而言，今年中國大陸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的一系列活動，在行禮如儀之餘，也展現出民族自我探索、自我內省的活力，充滿著進步的意義。尤其民間的力量更令人刮目相看，就如上海知名畫家李斌以巨幅的「崑崙關凱歌」作為參加抗戰美展的作品，這是一幅表現國民黨將領杜聿明指揮第五軍與日軍血戰崑崙關的史詩巨作，李斌收集了大量有關崑崙關戰役的歷史照片，模擬戰後廣西山嶽的悲壯場面，將中國人深刻的民族感情灌注在油彩上，這幅以正面戰場為主題的畫作不一定能獲主辦單位同意參展，不過李斌並不介意，他說：「我必須表達我的感受，為抗戰作出貢獻的，無論什麼黨派，都是中國人，歷史應該是公平的，民族才會有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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