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為何總是君子鬥不過小人?

中國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徵,是它的專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為了坐穩寶座,消彌任何動搖自己地位的威脅,總是有意識地製造各種政治陷阱,營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圍,以便於操縱權柄,上下其手。這樣一來,那些品質卑劣、心術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機會曲意逢迎,興風作浪,以售其姦了,這時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誣陷的圈套。而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達到的效果。於是乎,競相告密者有之,賣主求榮者有之,蓄意相誣者亦有之。功臣宿將在這一問題上稍有不慎,便會身陷絕地,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遭遇厄運。輕則被剝奪權力、廢黜官位;重則陷身囹圄,授首刑場,誅滅九族。

「惟闢作威,惟闢作福」,身處權力頂端的君主,頤指氣使,作威作福慣了,最喜歡的就是有人處處曲意逢迎,給他吹喇叭、抬轎子,讓他充分感受君臨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會有姦佞小人瞅準機會,投其所好,緣夤而進,從事政治投機,騙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嗎,你辛辛苦苦殺敵建功,踏踏實實理政治事,到頭來遠不如那些姦佞之徒一個諂笑、一記馬屁能讓坐在金鑾寶殿上的君主開心受用;你煞費苦心在君主那裡培植起來的一點好感,姦佞之徒輕飄飄一句讒言,就可以讓它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君子萬一惹犯了小人,雙方真的針尖對麥芒鬥將起來,結局絕大多數可以預料:小人贏而君子輸。這也許是中國封建政治機制運作上的一個特點。

歷史上這樣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像戰國晚期趙國的名將廉頗、李牧,當年曾戎馬倥傯,南征北戰,為趙國的強盛立下過多麼大的功勞,可是讓趙王身邊的寵臣郭開、韓倉等人一玩手腳,便處處碰壁,大禍臨頭,一個倉皇逃命,流亡到異國他鄉當「寓公」,在百無聊賴中鬱鬱而終;另一個不幸遇害,抱恨終生。又如燕國名將樂毅,統帥五國聯軍伐齊,攻克齊國城池 70餘座,幾亡齊國,為燕國一洗昔日遭齊入侵之國恥,功勛蓋世。可是讓燕惠王身邊的小人一挑撥、一搗亂,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沒奈何只好逃亡趙國,其徹底平定齊地的夙願就此付諸東流。再如唐代名將高仙芝、封常清,在 「安史之亂」爆發後受命扼守潼關,針對叛軍兵鋒甚銳、來勢凶猛的實情,持重待機,堅壁不戰。這在當時形勢下,應該說是正確的戰略部署,如能貫徹,則潼關或許可保,唐明皇或許不必「千乘萬騎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幾個姦佞之徒一攪和,唐明皇居然給高、封二人安上喪師失地、畏葸不戰的罪名,殘忍殺害,結果造成軍心動搖,大勢盡去,並逼得繼任者哥舒翰為避免蹈高、封兩人之覆轍,而投降了賊酋安祿山。潼關終於不守,京城長安終於落入叛軍之手,局面糜爛,不可收拾。小人亂政、姦佞受寵的惡果一至於斯!

其他像曹魏名將鄧艾之死,是他的同僚、無恥小人鐘會陷害的結果。鄧艾率敢死將士翻越人跡罕至的崎嶇陰平,出奇制勝,兵臨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這讓身為主帥、卻頓兵挫銳於劍閣的鐘會感到十分沒有面子。這個當年曾經誣陷過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場的惡人,此時妒火中燒,竟給鄧艾父子安上「謀反」的罪名,擅加誅殺。所幸的是「天道有常,報應不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鐘會自己也沒有獲得好下場,不久就死於心腸更歹毒的司馬昭之手,罪名與鄧艾相同,也是「謀反作亂」。而南齊名將、時任南兗州刺史的王敬則之死,則是他的東床快婿、著名詩人謝朓告密邀寵的結果。當時昏庸凶殘的齊明帝對功臣王敬則頗有猜忌,王敬則忠而見疑,不免乎牢騷太盛,雙方關係由此而日趨緊張。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倫、佳詩如泉的謝朓詩人,為了擺脫干係,從皇帝那裡討一份殘羹剩湯,遂不惜出賣親情,向朝廷告發其岳丈大人「懷有異志」,致使王敬則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謝朓卻用岳丈大人的鮮血從朝廷那裡換回一頂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為尚書吏部郎。這位能寫「二百年來無此詩」的大詩人,雖然才華橫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卻不無污點,同樣沾染了中國封建政治的惡習劣行--寡廉鮮恥,損人利己,投機鑽營,落井下石。

由此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君子與小人鬥法,結果多是小人贏而君子敗。因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雖無一技之長,卻能憑著八面玲瓏、搖唇鼓舌而飛黃騰達、左右逢源。會做事的不如會做人的,有功勞的不如沒功勞的,英雄豪傑、功臣勛將四處碰壁、歷盡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無能之輩、姦佞之徒春風得意、稱心如願,或當大官,或撈大錢,這可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歷史悲劇。正因為這個緣故,歷代的經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為人處世的,卻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們所要向人們提醒的,就是只要會做人,就等於擁有了一切,否則你能力再強,功勞再大,貢獻再多,也是白搭。中國封建政治條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齊,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攏。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齊,按照小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規範行動,則不復是君子了。這正是中國封建政治沒有希望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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