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青年路垃圾中轉站。（屬迎澤區環衛局管轄）。
死者與垃圾中轉站的關係：
死者趙永奇。男43歲。河南省鹿邑縣張店鄉趙莊人，在太原市生活有10多年了，事情發生前主要是在太原市三晉國際飯店做清潔工作，前一段時間岳母去世，岳父來太原看腿病，花了不少錢，孩子開學也要交錢，所以一下子感到經濟壓力大了，想多幹點活多掙幾個錢養活家裡老小，經老鄉王連生介紹到青年路垃圾中轉站幹活，主要是壓縮垃圾罐、挂垃圾箱的四個鉤子，擦牆，掃地等，沒有工資，報酬是可以分揀出有用的廢品自己去賣。
事情經過：
7月24日凌晨3：30至4：00，趙永奇在垃圾中轉戰幫助壓縮垃圾罐，完了之後又幫助挂垃圾箱四個角上的鐵鉤，操作起吊系統的工作人員開始吊垃圾箱，起吊過程中垃圾箱突然下落，趙永奇沒來的離開，就被垃圾箱的一邊重重砸到頭上，當場身亡。
當時死者的妻子和14歲的兒子就在垃圾站門口，孫玉蘭講趙永奇同往常一樣幫助壓縮罐，然後挂好鉤子，孫玉蘭聽到垃圾罐咯咯的起吊聲，不久就聽到垃圾箱砸下來的重響，當時垃圾站裡停著一輛垃圾車等待裝載垃圾罐，孫玉蘭一下子也沒有看到發生了什麼事情，就看見垃圾車很快開了出去，然後才有人喊她：快去看看吧，你老頭被砸死了。孫玉蘭跑過去看見丈夫倒在垃圾站的後牆邊，身上滿是鮮血，孫玉蘭搖著丈夫喊：「趙永奇你咋啦，趙永奇你咋了。』』
孫玉蘭和她14歲的兒子哭倒在地，怎麼也不相信厄運就這麼降臨到自己頭上。
接下來是兒子打了110報了警，很快警察就來了，對現場進行了拍照、測量等。孫玉蘭講警察還問了她趙永奇身高，因為垃圾箱砸在牆上的一端剛好是一個人的高度。接下來是120來了，看了一下屍體說不行了。孫玉蘭講不知過了多久，來了不少記者，垃圾站的有關領導阻止記者拍照，並且要把屍體移走，聞訊趕來的趙永奇的弟弟和老鄉們沒有同意。
責任方對事故的處理：
當天垃圾站的責任人就要求對屍體進行處理，面對媒體的詢問稱死者趙永奇是私自跑進垃圾站的，這使死者家屬感到氣憤和不能接受，在這種情況下死者家屬拒絕轉移屍體，買來冰塊放在屍體旁邊，用塑料掩蓋屍體。
記者趕到現場時，孫玉蘭已經哭不出聲來，孩子們很擔心媽媽會在這個時候倒下去（背後是斜砸在牆上的垃圾罐，趙永奇就到在垃圾罐後面的牆下）
律師意見：
死者家屬當天句詢問了律師，律師的意見是：趙永奇雖然沒有和垃圾站簽定任何勞動協議，但趙永奇和垃圾站事實上是屬於幫工性質的勞動關係，所以賠償應該按照工傷這一塊來算。趙永奇在太原市生活已經10多年了，期間長期離開原住地河南老家。這樣死亡賠償金就不能按照農村的標準，趙永奇四個孩子，除大女兒外出務工作，其餘三個都在太原市郊讀書，這樣的話子女的撫養費也不能按照農村學生的撫養標準來算，兩個父母都是70多歲，現住農村，贍養費是按照農村的標準來算，這樣算下來大概是30萬左右，就算所有的賠償項目都按照農村標準，也應該是20幾萬人民幣。
看到垃圾中轉站有關負責人的態度，死者家屬不敢對20幾萬的賠償報有多少希望。
與事故責任方對話：
死者家屬主動找垃圾中轉站的有關領導談賠償的問題，得到的答覆是先把屍體弄走，否則什麼問題都不談，這叫死者家屬感到更加不安。
7月27日晚上10點左右，殯葬館的一個科長突然來到事故現場，要求立刻把屍體轉移到醫院去，當時死者家屬也同意屍體轉移到醫院，只是不同意晚上當即轉移，況且孫玉蘭當時也不在現場，轉移總應該讓她知道吧。等孫玉蘭和家屬同意28日早上9：30分把屍體轉移到太原市264醫院。
索賠為何這麼難：
在責任方沒有任何答覆的情況下，屍體轉移到了264醫院，接下來的賠償商談卻是難以進行，責任方就是不說錢的事，只是說家屬的要求要經過他們單位領導的層層批示。幾天後，在家屬的催促下說這事要等安檢局的責任議定下來後才能談賠償的事，但是律師質疑：安檢局主要是認定事故的性質是機械事故還是機械操作事故，這個認定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在這個認定出來之前怎麼不可以談賠償呢？不管是機械事故還是機械操作事故，垃圾中轉站都存在著管理上的重大責任，造成人員傷亡的全部責任也是不容推卸的。
死者妻子及孩子情況：
對於孫玉蘭和四個孩子來說，現在是天塌了。孫玉蘭體弱多病，已經不能做繁重的體力活，女兒趙曉桃和兒子趙思杭都在太原市城郊棗莊中學讀書，儘管成績都不錯，也面臨著輟學的危險。趙曉桃告訴舅舅，期末考試她拿了班級第二名自己並不是很滿意。6歲的兒子趙亞婷還不更事。還不知道爸爸死了意味著什麼，大女兒還不滿18歲，家裡的擔子她能撐起多少？
如果拿不到死亡賠償金和撫恤金，那麼這個家往後怎麼辦？
趙永奇的屍體移走了，地上還有血跡
垃圾罐四個角的鉤子都挂的很牢，上面的兩個鉤子和鋼絲也沒有問題，垃圾罐突然傾斜墜落到底是機械故障還是上面操作人員的操作失誤？
有關單位要轉移屍體，死者的老鄉與群眾要求「給個說法」
殯葬館的郭科長對家屬的態度很強硬，說：你們影響很不好！
靈車過來拉屍體
屍體拉到太原市264醫院
14歲的兒子很懂事，在幫媽媽整理收回來的廢品，全家的口糧和姐妹的學費全都靠這份低下的工作。
事故發生後的第4天，責任方的態度仍然模糊，死者家屬只有以這種靜默的形式抗議，沒有別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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