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成立－－吸蘇共的奶水長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中共成立之初，是蘇俄的亞洲中國支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賣國政黨。
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沒有錢，沒有理論和實踐，更沒有主心骨，加入共產國際是對暴力革命的參與和依附，中國暴力革命和馬克思、列寧階段的暴力革命一脈相承。共產國際是全球顛覆各國政權的總指揮部，中共那時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執行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中共仰仗蘇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都聽命於蘇共，照抄外來非法組織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實行嚴密監視控制。蘇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是由共產國際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據的是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建黨學說，以蘇共黨綱作為重要依據。中共黨的靈魂是蘇共式的外來品。中共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有不同意見，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陳獨秀在1923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一年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用款20餘萬，而中共成績不佳，共產國際責備中國同志太不努力。
據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統計，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為 187,674元，每月共產國際給費用平均在2萬元左右。中共現在的拉關係、走後門、迎合、買通、甚至威脅等方法在早期已經使用。共產國際主管曾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做法，「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瞭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瞭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事務性的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佈謠言，說什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
（二）第一次國共合作－－附體挖心，破壞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蔣介石背叛了國民革命，共產黨被迫武裝起義。
實際上，共產黨發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為了附體於國民革命發展自己，並且在行動中急於奪權發動蘇維埃革命，破壞和背叛了國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因為急於奪取政權，反對與國民黨聯合的意見主導了大會。但是太上皇共產國際推翻決議，指令中共加入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去世以前已經提出領導權問題。如果孫中山沒有去世，中共奪權針對的就不是蔣介石了。
靠了蘇俄撐腰，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大肆抓權：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馮菊坡擔任工人部長全權處理事務的部秘書，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彭湃在農民部擔任部秘書，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軍校、軍隊領導權向來是共產黨關注的焦點：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擔任副主任。周恩來還兼軍法處處長，到處安插蘇俄軍事顧問。不少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軍校政治教官和教職人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規定沒有黨代表的附屬簽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這樣附體國民革命的結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滿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萬人。
北伐革命始於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了三次武裝暴動，最後進攻北伐軍師部，被北伐軍解除了武裝。廣東的總罷工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這樣的騷擾直接導致了「四．一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國民革命軍內的共產黨藉機發動南昌暴動，被很快鎮壓下去。9月發動了攻打長沙的秋收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共產黨開始實行「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的網路式控制，流竄到井岡山地區，建立農村局部政權。
（三）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1927 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流氓起義，與首場著名的共產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義互相佐證。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六十四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勛柱，無不摧毀槌碎以為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可倫比，起義過後，樓臺化為灰土，民眾慘成枯骨。慘酷之禍，古今罕有。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直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敗逃亡
中共把「長征」說成是北上抗日，把「長征」炒成了中國革命的神話：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史實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共農村政權相繼喪失，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這才是「長征」的起因。
向西突圍，曲線接近外蒙和蘇聯是真正的長征路線意圖。當時中共步履維艱，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兵敗則進入蘇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一方面可以高舉抗日大旗爭得民心，另一方面是這一帶安全，沒有日本人，日軍侵佔的是長城一線。一年後共產黨長征逃亡到陝北時，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變－－成功用間，二次附體
西安事變，指發生於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兵變。
按照中共的教科書，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後事宜，在全國各界的調停下，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中共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
越來越多的資料揭示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中共黨員直接策劃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斯大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親自寫信給中共中央，指令不殺蔣介石，要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看到，憑當時中共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吃掉國民黨，殺了蔣介石，共產黨更可能被趕來報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所消滅。中共立刻改變腔調，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六）抗日戰爭－－借刀殺人，擴大自己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有一百七十餘萬軍隊，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各種飛機約六百架。共產黨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內部還爭權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隊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個日軍師團也打不過。中共的眼裡，領導權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於是策劃了「在聯蔣過程中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只能在黨內講，並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的方針。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所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併肩作戰。在滿洲事變宣言中，中共號召全中國人民「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嘩變」，推翻中國政府。
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卻只在後方收編地方軍和游擊隊，除了平型關等幾個屈指可數的對日戰鬥外，共產黨無抗日戰績可言，只是在忙於擴大地盤，在日本投降時搶著受降日軍，把自己擴充成號稱擁有九十餘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戰場則全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戰死疆場的將軍二百多人，共產黨的指揮官幾乎毫無損失。中共教科書一再告訴人民，國民黨不抗日，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七）延安整風－－開創令人聞風喪膽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義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國以後把延安描繪成「革命聖地」，卻不講延安整風的罪惡。
延安整風運動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殘暴的權力遊戲。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黨清洗著人的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價值。整風的第一步，是建立每個同志的人事檔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譜，（3）家庭成份與社會關係，（4）個人自傳與思想變化，（5）黨性檢討。
在檔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後所有認識的人，發生的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反覆地寫。發現有遺漏，就定成問題人物；還要交代參加過的所有社會活動，特別是入黨的經過。重點交代參加活動過程的所思所想。最關鍵的是黨性檢討，主要瞭解在思想意識上，言論上，工作態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黨性的行為。以思想意識為例，要檢查入黨、入伍後是否計較個人利益，是否借黨的工作達到私人的目的。對革命前途是否動搖過，或者戰鬥怕死，想家想老婆。因為沒有客觀標準，每個人都被發現有問題。
審查幹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內奸，必然產生無數冤假錯案。整風時代的延安，被稱作是一座人性的煉獄，傷害了大批幹部。抗日軍政大學進駐了審幹工作組，兩個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臺讓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沒有問題，否則就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
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們不敢與他人交往，各懷鬼胎，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每人都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惡棍因阿諛平步青雲，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們快瘋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飯碗，榮辱尊嚴、同志間的愛都被拋棄得一乾二淨。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這一套做法幾乎不做任何改動，就可作為共產黨中國成立後大小運動的寫照。
（八）三年內戰－－賣國奪權
俄國的二月革命是一個溫和的資產階級革命，沙皇也以國家民族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寧急忙從德國趕回俄國，又搞了一次政變，把推翻沙皇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們殺害，搞起共產革命來，把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扼殺了。中共和列寧一樣，把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摘取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發動了推翻國民黨政府的「解放」戰爭，把中國再次推入戰爭災難。
中共以人海戰術著稱。遼瀋、平津、淮海戰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蠻、最不人道的戰術。圍困長春的時候，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解放軍奉命不許老百姓出逃。結果打長春兵困兩個月，活生生餓死凍死陣地前城門外逃難的國民近二十萬人而不肯網開一面，事後完全沒有一絲愧疚，說「解放長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後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雙方協定蘇共經常供應50架飛機補充中共，將收繳的日本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蘇方控制的東北的彈藥、軍用物資平價售給中共。國民黨一旦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蘇共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蘇聯協助中共奪取新疆控制權；建立蘇中聯合空軍力量；裝備中共11個師。把美國援助蘇聯的130億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中共為了獲取蘇聯支持，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礦產的權利；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並入朝鮮。
（摘自《九評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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