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我們如何解釋中國 --- 讀胡平新作《犬儒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大陸知識界發起啟蒙運動。八九民運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啟蒙運動的結果。現在的知識界已經不提啟蒙運動了,但是這並不代表啟蒙不再必要。今天,最重要的啟蒙工作就是如何解釋中國。在這方面,旅居海外的胡平做出了值得推崇的努力,具體表現就是他最近推出的新作《犬儒病》(美國:博大出版社 2005。4。)也許25歲以下的年輕一代對胡平的名字已經陌生了,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成長於八十年代的一代人來說,胡平的名字代表的就是對中共的理論清算的最高境界。「如果說,權力是權利者的語言;那麼,語言就是無權者的權力。」這句話用來形容胡平的新作《犬儒病》最為合適。從1979年的《論言論自由》到今天的《犬儒病》,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面,胡平用九本著作,體現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極權體制的不懈抵抗與揭露。
在《犬儒病》中,胡平集中分析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的極權主義的本質特點--犬儒病,即從統治者到民眾,都不再相信宣傳,但又表面上裝作相信,於是假裝服從;非但如此,而且還「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為自己沒有信仰,就常常懷疑別人有信仰」。(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國內外民運人士受到很多人的攻擊)。這種現象,胡平稱之為「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這種危機對民族的殺傷力,借用王爾德的話說,就是「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務的價錢(Price)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Value)一無所知。」環顧今天的中國,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正是這種民族精神的墮落嗎?胡平的分析的意義,不僅在於解釋出中國精神層面的病根,更在於藉此指出民族精神復興的路徑:那就是破除犬儒心態,積極爭取自己的權利,因為我們胡平告訴我們,極權得以維持,只是因為我們自己消沉和故作「玩世不恭」。
中國面臨的挑戰盤根錯節,但是最根本的挑戰是能否重建民族精神和社會倫理,這是時代對中國知識份子賦予的重任。因此,胡平的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對時代的回應。(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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