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重蹈民國初年亂世覆澈，有志於結束中共專制統治、創建民主中國的仁人志士必須吸取的最大教訓是：
必須竭盡所能地促使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
在所有的變革當中，這是一條發生動亂、復辟可能性最小、老百姓犧牲最少的道路，也是當前及其虛弱的中國最急需的道路。中華巨人目前已經元氣大傷、步履蹣跚，很難再走那崎嶇艱險的險路。
只有促使胡錦濤推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才能避免軍隊（解放軍）地方化；只要軍隊還在中央手裡，不被地方諸侯勢力抓取，即使中共專制統治驟然瓦解，中國仍然能避免民國初期各自為政、軍閥割據、政局失控的亂世局面。
但就目前來看，走上這條路又相當困難，因為胡錦濤的所作所為越來越顯示出：此人是一個當代載灃，毫無新思維，滿腦子是共產新皇權主義……毛澤東思想。胡錦濤的類載灃式的保守本質，決定了光採取一般的曉之以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勸說、上書是根本無法促使其轉變的。那麼，這是否意味著胡某人絕無可能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當年滿清攝政王載灃，同樣思想反動保守，但由於他是弱勢領導人，無力左右局勢發展，在革命形勢的逼迫下，為了保住權位，也能作出君主立憲的決策。與載灃相似，胡錦濤同樣集保守反動和弱勢於一身；胡錦濤更是一個不擇手段的嗜權狂，當年為了權力，胡錦濤可以違心地投「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所好，又在僵賊泯淫威下韜光養晦十幾年，忍辱負重功夫可謂了得。今後，如果面對體制外抗爭、體制內分裂的越來越巨大的壓力，為了保住權位，胡錦濤轉而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沒有可能的。
胡錦濤與鄧小平、僵賊泯都不同：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罪魁禍首，自知罪孽深重，為了防止被清算，鄧矮子絕對不會容許民主化改革；僵賊泯有偽造身世欺騙中共、充當日偽漢奸、前蘇聯間諜陰暗史，從頭到腳見不得半點光。僵賊泯兼是鎮壓八六年學運的急先鋒，又在八九民運期間，率先打壓新聞媒體，罪惡昭彰，作為鎮壓民運地方上最兇惡的打手、六四屠殺的最大受益者，僵賊泯做賊心虛、色厲內荏。以上種種，決定了僵賊泯不僅視民主自由為洪水猛獸，甚至不敢正視胡耀邦、趙紫陽作為中共高級領導人的歷史，而要千方百計加以掩蓋。在獨裁統治期間，僵賊泯又犯下對法輪功等氣功信仰人群進行群體滅絕的罪行，罪加一等、罪惡彌天、震驚世界，受到全球追訴，極其巨大的畏罪感，使僵賊泯已經絕無實施民主化變革的任何可能，只能一條路走道黑。
相比之下,胡錦濤的罪惡輕得多：胡錦濤早年沒有醜聞、沒有身世醜聞、在「十七年」及文革期間，沒有害人整人的醜聞、在後文革的近三十年裡，沒有貪腐醜聞，他唯一的罪惡是在1989年三月指揮鎮壓了拉薩藏民示威遊行，打死藏人約六十人。對那次慘案，胡錦濤當然負有直接的罪責，因為他力主鎮壓，但是總的罪責卻不在他，而在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軍委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因為，若沒有中央軍委的批准，謹小慎微的胡錦濤是決不敢下令開槍的，胡錦濤當時只是西藏黨委書記兼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若不是李鵬簽署了戒嚴令，胡錦濤有什麼權力下令在拉薩戒嚴？
「拉薩平亂」死了幾十人，數目遠小於鄧小平犯下的六四殺人數目，也遠小於僵賊泯犯下的害死法輪功信徒的數目，並且，六四和「揭批法輪功」的罪魁禍首要犯李鵬、羅干、僵賊泯、陳希同、楊百冰等壞人俱在，為胡錦濤作墊底；還有超級貪腐罪犯賈慶林、黃菊、李長春、賀國強等流氓為胡錦濤作墊背，相比之下，胡錦濤在西藏背上的那點包袱又算什麼？
再說，胡錦濤在拉薩「平息」的是藏獨運動，帶有反分裂的性質，屬於民族矛盾範疇，這與鎮壓內地地民主運動有所區別。因此，胡錦濤背的包袱與鄧小平、僵賊泯背的不一樣：鄧小平、僵賊泯主要害怕中國民主化，因為一旦民主化，這兩人的貪腐罪行、鎮壓民主運動、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反人類罪行就會被清算；胡錦濤主要害怕少數民族地區獨立，因為西藏一旦獨立，他當年開槍鎮壓藏人的罪行就會被追究。
相對於鄧江，胡錦濤不僅沒有鎮壓民主化運動的污點，甚至還有一個不惹人矚目的亮點：1986年，作為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以與大學生共餐對話的方式溫和解決了貴州省學潮，這與同年僵賊泯以法西斯警棍手段解決上海學潮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因此可以斷言，胡錦濤對於民主化，並不像鄧小平、僵賊泯那樣恐懼。胡錦濤對民主化的主要恐懼在於：民主化使他喪失來之不易的最高權位，像戈爾巴喬夫那樣，親手將俄羅斯民族從斯大林模式裡解救出來，卻落得黯然下臺的下場；其次是，民主化造成中國混亂，少數民族地區乘機分裂獨立，他胡某人當年鎮壓藏人的罪行會受到追究。
從個人素養及特點上看，胡錦濤比鄧、江更不具有可塑性，但卻更具突變性：
一個人在專制社會官場這種物慾橫流、紅塵滾滾、充滿腐化墮落誘惑的超級名利場中，能夠三十年如一日的巍然不動、謹小慎微、忍辱負重、深藏不露，做到沒有任何貪腐醜聞，沒有信仰是不可能的。當年正是由於心懷戈式馬克思「民主社會主義」強烈信仰，戈爾巴喬夫才能夠艱苦奮鬥、謹慎克己二十多年，終於入主克里姆林宮。胡錦濤也是這種有強烈信仰的人，只不過他信仰的是落後反動毛澤東主義。胡錦濤頑固地死抱毛澤東主義，這是胡錦濤比無理論、無信仰的流氓實用主義、機會主義者鄧小平、僵賊泯之流更不具備可塑性的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如同戈爾巴喬夫一樣，胡錦濤對理論問題持較嚴肅的態度，不像鄧小平、僵賊泯那樣輕視理論、私慾熏心、玩世不恭、不擇手段，一副純粹的市井流氓癟三無賴德性（由是，鄧江具有「在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態，理論建言不可能見效），在巨大的統治危機壓力下，走投無路之際，如果得到適當的點撥，胡錦濤未嘗沒有可能發現毛澤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中的民主思想的諸多悖離之處，從而忽然轉變。這又是胡錦濤比鄧、江更具突變性的方面。
三十年來，民運界有關自由民主憲政的論述和建言汗牛充棟，但是，作為毛澤東主義者，胡錦濤是不可能聽得進「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理念的，那麼，最能作為 「適當點撥」的著作有沒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當年作為「民主牆」運動的旗幟，現在卻被很多人誤以為「過時」的《特權論》。作者陳泱潮老先生在《特權論》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胡錦濤聽得懂、停得進的語言，深刻準確地論述了蘇、東，中國等共產黨國家產生統治危機的根源，以及預測了這些國家必然、也必將發生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如果胡錦濤能夠讀到《特權論》，很可能翻然悔悟。
綜上所述，如果面臨越來越緊迫的統治危機的壓力，又獲得了一整套在保住自身權位前提下的平穩實行民主化的方案，胡錦濤轉變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現在，中共的統治危機持續增長，要促成胡錦濤轉變，關鍵是要有一整套胡錦濤能夠接受的平穩實行民主化的方案。可欣慰的是，這樣的方案恰巧這幾年產生了：它就是陳泱潮老先生於2002年創造的新五權虛君民主憲政方案（詳見www.tianyao.org)。
因此，儘管近期中共鷹派核戰爭叫囂，中國「和平演變」的前景依然光明。
曾節明 星期四 2005年8月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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