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四位叛逃者的自白，他們選擇與中共體制決裂的原因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1，兩大罪惡的衝擊。舉世震驚的六四大屠殺的巨大衝擊，動搖他們以往的信念，開始了對中共政權的懷疑甚至失望。換言之，六四後，推動中國民間權利意識覺醒的主要動力，既是青年學子反腐敗、爭民主的激情，更是穿透年輕生命的子彈刺刀，是碾過血肉之軀的坦克履帶，是官方的死不認罪。
同時，四人都或深或淺、或長或短地參與了對法輪功鎮壓，但他們畢竟良知未泯，政治恐怖的殘忍厚黑使他們厭惡，普通百姓的善良堅韌喚醒了他們的人性，使之產生負罪感。我想，四人必定經歷過極為痛苦的內心掙扎，最終對自身參與其中的罪惡已經忍無可忍，才作出叛逃的選擇。
2，人皆有惻隱之心。人性本身皆有向善的衝動，按照孟子的說法，人皆有惻隱之心。除非十足的惡棍（比如毛澤東、斯大林和希特勒等暴君），或除非陷於道德朦昧之人（比如毛時代的國人），但十足的惡棍畢竟是極少數，人的愚昧也是暫時的。每個人的言行，多少都要受到惻隱之心的影響，參與罪惡的負罪感，也會不同程度地觸動人的良心。
愚昧者的良知覺醒，既可能來自正面啟蒙對人性的觸動，更可能來自反面罪惡對人性的刺激，特別是在那些參與製造罪惡的人，當他們面對巨大的罪惡之時，負罪感會促使愚昧者的覺醒，覺醒的良知必然選擇逃離罪惡。
在幾位叛逃者的自我陳述中，他們都曾懷有「懲惡揚善」、「保衛百姓」、「維護穩定」的良好願望，本想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除暴安良」的成績，如若不是鄧小平對八九運動的鎮壓、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過於殘酷，恐怖政治的手段過於厚黑，即便他們在干髒活，大概也不會產生日甚一日的「我感到有罪」的負罪感，更不會有洗刷負罪感的道義衝動－－放棄優厚的既得利益且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的衝動。正是他們親歷的殘忍和厚黑，從反面喚醒了他們良心，使之作出叛逃的選擇。
3，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環境激勵。在中共體制內，四人的具體職業及級別不同，但他們幹的活卻具有共性－－與鎮壓法輪功和異見人士有關。這類職業，表面是 「維護社會穩定」和「保衛國家安全」，而實際上是製造恐怖秩序和人權災難的工具。在六四後的中國，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和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逐漸形成了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儘管中共迫害人權的惡劣本性沒變，卻沒有毛澤東時代大肆聲的底氣，而主要採取秘密警察式的黑箱操作。政權的專政工具們，雖穿著正規的官服，干的卻是見不得天日的勾當，理不正、氣不壯，甚至按照中國現行的法律，也多有執法違法之處。所以，「干髒活」的職業一直遭遇到國內外的道義壓力，承受著這種壓力的良知未泯之士將產生自我愧疚。在此意義上，四位叛逃者以切實行動響應了民意壓力和自身良知的呼喚，完成了從罪惡的參與者到罪惡的揭露者的轉變。
有人會說，四位叛逃者的動機絕非像他們自我表白的那樣高尚，肯定還有難以出口的個人原因，但我以為，這類對私人動機的道德置疑，說明的恰恰是置疑者的心理陰暗。事實上，對於他們個人來說，選擇叛逃是涉及到他們後半生的重大決定，絕非可以輕易做出，期間所經歷的進退猶豫、利益權衡、風險評估、代價預期，甚至恐懼畏縮等等內心衝突，皆屬人之常情。
就說當下國人最愛講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吧。如果僅僅從既得利益的角度講，留在體制內，他們可以享受特權及其利益優惠，而叛逃國外，顯然是得不償失的選擇，從國內到國外，也是從體制內特權人士到毫無特權的打工崽，這種物質利益的巨大差別，甚至就是由高峰墜入深淵。在越來越惟利是圖的當下中國，僅僅為了逃脫罪惡和奴役，就選擇了放棄優厚的既得利益而投奔自由，還不足以證明四位叛逃者的良知未泯嗎？
再說了，對自由的嚮往和對奴役的厭惡，是人性中最平實的本能欲求。所以，叛逃者大可不必自我高尚和自我感動，旁觀者也不必誇張叛逃者的微言大義，難道為逃避奴役而投奔自由，為洗刷負罪感而追求陽光下的健康生活，還不足以構成他們叛逃的人性理由嗎？
在此意義上，這四位曾經在中共體制內佔有不錯位置的人士，他們放棄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而選擇叛逃的最大個人動機，不必是為正義、為祖國、為公益等高調理由，而僅僅出於最平實的人性本能追求，已經足夠！
儘管，幾位叛逃者的政治避難申請，不可能一帆風順，甚至要經歷反覆的磨難和漫長的等待，但我相信，只要假以時日，一個自由國家不可能將獨裁國家的政治叛逃者遣返。
2005年7月5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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