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盡可以對當前的國學熱，對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對儒學的作用發表意見和爭論，但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讓鄭家棟事件和我們的文化討論發生關係。研究某種學問，信奉某種教義的人何止千萬，其中難免有在道德、操守等方面不合格者或一時失足者，如果個別人的劣行可以傷及那門學問、那種信仰，那麼世界上將不會有任何學術和信念存留。
我同意陳明等學者的看法，鄭家棟事件純粹是個人事件，既與他所在的單位、團體無關，也與他從事的學科、事業無關。我甚至覺得這個道理是如此簡單，連聲明的必要都沒有。他們發表聲明，是因為有錯誤的聯想和批評在前，徐來先生把他們的聲明說成是「此地無銀」之舉，有違事實，有失公允。
我在前不久發表過一篇文章，從「長江《讀書》獎」事件的回顧和教訓中論及知識份子與公共事務之間的關係，我強調，「不能認為被批評者的失誤與其學術觀點和社會文化立場有必然聯繫」。我對那場爭論感到滿意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把對一個事件的批評和事件涉及之人碰巧所持的立場、觀點的評價當成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中進行處理。現在看來，劃清個人的缺失和學術觀點、社會文化立場的界限，實在很有必要。如果我們對某種觀點和立場持批評態度，我們只應該從學理、歷史、經驗事實等方面找論據。學術不是政治，醜聞在學理之爭中不起作用、毫無地位。
鄭家棟事件之所以引起較大關注，我想原因在於案情離奇，刺激了人們的好奇心，還有就是鄭本人也有相當的知名度，在某種意義上算是一個公眾人物。我們不應該用「『儒學大師』鄭家棟如何如何」這樣的語式談問題，實在要說，最好用「鄭家棟事件」之類的提法，以劃清個人和儒教的關係。當然，如果真是一個儒學大師發生苟且之事，那麼對儒學聲譽的傷害就在所難免。臺灣佛教寺廟中發生過和尚對尼姑的性侵犯事件，美國發生過教士對幼童的性侵犯，曾經鬧得沸沸揚揚，對當地的宗教造成了負面影響，但說到底，也就是證明任何事業、任何活動都有不良分子雜入其中，而佛教仍然是佛教，天主教仍然是天主教。同理，出了鄭家棟事件，儒教一如既往地仍然為儒教。
如果鄭家棟真是公認的「儒學大師」，那事情又將如何，我看就很難說了。由此可以明白一個道理，鄭本人以及學術界以前對鄭的地位、成就、名聲持平實的估價，是正確的。想想看，如果鄭已經被炒作成「儒學大師」，現在的局面會有多難堪？說到這裡我倒想對當前倡導國學的學者冒昧建言，如果你們珍惜自己的事業，對之有長遠打算，那麼一定要保持低調，力戒鼓噪；首先而且長期埋頭做學問，把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補課工作做好，至於那些微言大義、事業理想，等以後再說。
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國學熱時興了一陣，馬上被打壓下去，原因是有人(尤其是儒學研究隊伍內部)對國學熱的所謂「意識形態動機」大加追究，而不是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從學理方面提出了疑問與批評。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以為，艱苦、長期、低調的文化建設而非張揚、鼓噪，是復興國學的建設性道路。
新京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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