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終於憋不住熱淚長流

按年初約定,「五、一」七天長假期間,我去成都參加大學同學聚會。

參加聚會的30多個同學中,大部分混的還算不錯:在學校任教的,都是高級職稱了,加上兼課、兼職的收入、或開辦公司的創收、或寫東西的「潤筆」等等,日子過的都很滋潤;下海經商的是四個,由於都是中途轉行,也都沒有什麼背景,雖然成不了什麼「氣候」,但比起內地一般工薪層來說也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們是學經濟的,且不說學的那種「經濟學」究竟有多「經濟」,但畢業後也是混官場的多--有20幾個吧,大多數都春風得意,一大半混到了處級,其中四人官至廳級。

畢業後留成都工作的同學最多,有二十幾個;也混的最好,多在官場走動。同學聚會,自然是他們操辦了。

同班同學,天南海北,多年不見,偶爾聚會,自是隆重。在成都的所謂「富人區」--南郊一個「XX湖休閑度假莊園」包租了兩棟別墅。在成都讀了四年書,哪兒的景點沒玩過?所以哪兒都不去,就窩在「莊園」裡,吃大菜、喝美酒、玩麻將、鬥地主」(自然都是有鈔票刺激的),擺「龍門陣」,瞎聊「時局」,破喉嚨爛嗓子的亂吼卡拉OK,自然還少不了照像、攝影留紀念的……。

就這樣,我們不分晝夜、有天沒日頭地折騰了整整三天。

臨了,自然是按慣例相互祝福,依依話別。

以上所述,不是在記流水賬。它與我隨後的所見所聞形成的強烈反差,讓我感受到心靈的震撼,以至於讓我這個素來被人稱作「冷麵人」、數十年眼中沒流過水的漢子熱淚長流……。

那是5月8號的下午,由於節後我在成都有公務要辦,同學聚會惜別後,我即轉住進市區一家賓館。一杯茶、一包煙,懶洋洋地倚靠在沙發上養神。打開電視不停的換臺,40多個頻道多是「大辯子」電視劇和俗不可耐的廣告。

轉到「四川電視臺」4頻道,剛好開始一個30分鐘的記實節目:成都一個夫妻雙下崗的四口之家,丈夫長年臥病在床無錢醫治自生自滅,妻子受街道辦事處照顧承包一個收費廁所,一早一晚還要兼做一段街道保潔工,除了上繳各種費用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幼時遭車禍落殘疾的大女兒正在讀初中,因此而准生的二胎是個一身稚氣的男童。

電視畫面回放:

--區環衛局要收回那個收費廁所:「我們很同情這個家庭的不幸遭遇,但我們自己的職工也要吃飯,實在是愛沒能助」。妻子(上述四口之家唯一能掙錢養家的主婦。下同。)淚流滿面,不知所措的自言自語:「這可咋辦,這可咋辦……」。

--把親生兒子送進兒童福利院:妻子涕不成聲:「我大女兒就是因為我們送不起幼兒園、也無法照看才出的車禍、落的殘疾;我不能讓小兒子再落這樣的下場。我也養不起他,更沒法兒讓他上學,不能眼看著孩子餓死」。「看誰家能收養他,也給孩子個活路。」她雙手緊抓福利院緊緊關閉的鐵門悲痛欲絕,眼看著只有四歲的孩子一步一回頭撕裂心肺的哭喊:「媽媽,媽嗎……」!

--女兒丟自行車挨媽媽打:放學回家的女兒流著淚說:「媽媽,我今天犯了大錯,自行車被人偷了」。媽媽:「啊!怎麼得了,怎麼得了。這是我們家最值錢的東西,還是居委會XX阿姨給你買的……」一掌又一掌的抽打著殘疾的女兒。

--「不想爸爸,他們要賣我」。記者問被送進福利院的小兒子:「想你爸爸嗎?」孩子兩行熱淚:「不想爸爸,他們要賣我」。在家裡,女兒聲嘶力竭的對著媽媽哭叫:「弟弟那麼小,你們把他送人,太狠心了」,「生的起養不起,生他幹嘛」,「要走該我走」……。媽媽熱淚盈眶,無言以對。

--「媽再不賣你了,再不賣你了」。妻子不時去福利院,雙手扒著大門、望眼欲穿,試圖看到牽腸挂肚的小兒子,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揪心的哭泣。終於下決心要回兒子。她雙手緊抱著孩子聲淚俱下:「媽媽再不賣你了,再不賣你了」……。

--「今天吃好的了」!回到家裡的小兒子,從鄰居老婆婆家端出半碗剩菜,好像是米粉肉,一蹦三跳,興高采烈。午飯,兩個孩子用筷子在重新熱過的剩菜碗裡扒,媽媽挑出裡邊的肉抹送進孩子的碗裡。

--「什麼時候才能熬出頭」?疲憊不堪的妻子雙手抱著掃把坐在綠化帶的石攔桿上:「我真累啊,每天要干十多個小時,夜晚干到夜深,天不亮干到日出,還要照管孩子和病人。」「他們要把廁所收走了,我們一家靠什麼活啊?」兩行熱淚,涕不成聲:「什麼時候才能熬出頭呢?」

看完這篇30分鐘的電視記實,我良久無語,思緒萬千:

我們喝的那20瓶「五糧液」值七千元錢,除了代來神經興奮,胡言亂語之外還有什麼價值呢?要是這7000元錢幫助了這個家庭會怎麼樣?

我們那每天兩頓的聚餐,滿桌美味佳餚總是剩下大半,這會讓那個不諳人世美醜、剛從兒童福利院裡接回家的孩子會如何地驚喜若狂而又目瞪口呆呢?

如果把這個在成都、在全國還有許許多多境況相似的家庭,與那些動輒貪污受賄成百上千萬、一賭千萬金而面不改色的許許多多的官員們放在一起對照一下,會讓那些「僕人」們多少有些良心的發現嗎?

改革搞了近30年了,國家財政收入從2千多億增至去年的2、6萬億。為什麼一方面我們的基本社會保險體系建立不起來,象徵貧富對立的基尼係數一增再增,已達到和突破了警戒點;而另一方面國家行政支出卻以每年25%左右的增速翻了好多翻,僅去年官員們的出國費和車輛費就達7000個億?

如此這般,各地官府除了官員加薪不段搞,還要競相實行什麼「陽光工程」,比如北京的「3、5、8、1」(科以下加3000,處級加5000,廳級加8000,市級加10000),再搞個什麼 「車改工程」,又加上1000到6000……,花樣百出,自己立規矩給自己加薪,誰來監督、誰來制約呢?

而據國家有關部門測算,將中國農村所有孩子全部免費教育,也就需要100--400個億,為什麼就搞不起來呢?

稍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一次分配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側重效率,產生和拉大個社會階層的差距是必然的:國家財政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也就是「二次分配」,它的分配原則是公正,應該注重教育、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和保障包括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我們的財政「再分配」功能是什麼呢?難道就是各項行政性支出數十年來年年高速增長,越來越多地耗費在官員們的屁股上(車),眼上(公費出國旅遊)和嘴上(巨額餐費)嗎?

所有上述常識性的東西的正確實施,絕不在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主要當權者是否「親民」所能從根本上解決得了的,它需要制度來保障。比如財政預算的編製通過,在民主體制下,是要代表各社會利益階層的議員們嚴格審議、橫挑鼻子豎挑眼才能通過的。教育、醫療衛生基金和社會福利保障基金少一點就會引起喧然大波。再窮和再失業的社會弱勢群體一般不會為吃飯、看病和受教育而不勘重負。如果出了問題,議員們和官員們是要被轟下臺的。致於政府官員們加薪,那是議會審議才能決定的,政府自己決定給自己加薪,在民主體制下就是「天方夜談」。一不小心,議會通過決議要你官員減薪你也不得不執行。我們的體制有這個功能嗎?

議會所通過的預算,要有專門的監督制約機制,也就是審計署、審計局之類的機構。各個國家都有這樣的機構。不過民主體制下它是設在議會的,政府管錢,議會(審計署)管管錢的人,體制外監督制約體制內的,沒事它還想找事呢,你趕亂花錢甚至貪污嗎?在我們體制下,審計機構卻是設在政府的,在同一個省、市、縣長領導下,這個機鉤如果能進行有效監督制約的話,就像一個人的左手能廢了自己的右手一樣,肯定是天大的笑話。

看了四川電視臺這個記實節目,我為這個記者及其編輯的人性和良知而深深感動,在作為「喉舌和工具」的新聞媒體界,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

同時,我又為這個節目對這種越來越常見的社會悲劇,沒有也許是不能透過現象從體制上挖掘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深層次癥結所遺憾。為此,我越來越感到這句話的真諦:「思想與信息的自由流動是自由的生命線」!


九派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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