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五月份爭鳴雜誌羅冰報導，四月初，中辦（中央辦公廳）、國辦（國務院辦公廳）就社會各界的反日運動，下達過三次文件，召開過三次電話會議，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也開過三次會議。
報導說，四月八日，中央成立了非常設的對日工作小組，操控反日活動，由羅干任組長，副組長有劉雲山、周永康、王剛、李肇星。這五人小組就事態發展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報告。（請注意：這個小組不是處理國際關係的「外事小組」〔中共有常設的「外事小組」〕，而是針對國內，專為操控反日遊行而設的。組長羅干是專管公檢法，專門對付「敵對勢力」的。）
報導說，四月十二日，溫家寶發表了強硬的對日講話，這等於間接給反日大遊行下了動員令；再加上在各地請示對遊行的態度時，中央的指示是「愛護、關懷、指導」，而不是禁止，於是，全國各地反日潮一 浪接一 浪。
報導說，中辦、國辦召開電話會議，發出有關指示、指令：（一）四月二日下達：不搞社團間串聯、聯署，不搞跨地區、跨界、跨部門活動；不搞全國性、跨地區性的集會、遊行。
（二）四月八日下達：要限制、控制、勸阻參加遊行；要控制、勸阻下崗、失業人員參加；要控制、勸阻黨政機關幹部參加；要控制、勸阻國家事業、國有企業職工參加；要控制、勸阻中學師生參加；要控制、勸阻社會、團體發動、號召。
（三）四月十日下達：不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新華門等國家機關、廣場集會、遊行、示威；不准在外國使館區域集會、遊行、示威、過夜。
（四）四月七日、四月十二日，二次電話會議上都強調：公安、武警未經請示、批准，不准動用驅散人群的工具，發生衝突，不准動用武力，不准對參加遊行、示威人士以某條例拘捕。又強調：要警惕不良份子混入煽動搞事，要警惕境外敵對分子煽動，製造謠言，製造事端。
於是，「六四」以後中共從未允許過的遊行示威，在中國各地合法地出現了。
報導說，四月十八日，國辦通報：至四月十七日為止，全國有二十五個城市先後舉行了反日集會、遊行、示威，有二百八十多個團體、單位，一百零七所大專院校、四十一所中專技術學校參加。整體活動是正常、平和的，發生了十多次個別較為激烈的行為。至四月十七日，各網路上聯署達二千八百二十三萬多人。
這場反日運動興起之後，世界輿論紛紛指出，對遊行示威一向都要「消滅在萌牙之中」的中共，如今忽然允許大學生上街，這肯定是官方有意識煽動起來的。事實果然如此，上述中辦下達的指示正好證明了這一點。其實，中共當局更害怕的是：走上街頭的群眾實際上是心裏有「氣」要發泄，這「氣」有多大成分是不滿日本，有多大成分是不滿中共，中南海是清清楚楚的。萬一這「反日」之「氣」變成「反共」之「氣」，那事情就沒法收拾了，所以到了四月下旬就迫不及待地鳴金收兵。於是「黨的喉舌」趕緊發布說教：要「以大局為重」啊，要「相信黨中央」能處理好中日關係啊，等等。原來對日本橫眉怒目的姿態一 下子變得和藹可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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