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清華大學高材生的命運

我的一位忘年朋友給我看了一封寫於1977年的申訴信,那封信是用複寫紙複寫的,想來當年不知抄寫了多少份。我看到的這一封是用圓珠筆抄在A4大小的白紙上的,由於年久,紙已發黃,有的字跡已很難辨認,看完這封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想讓世人都知道這個1950年代清華大學的高材生,一個完全有可能為我國科學事業做出更大貢獻的科學工作者,就因為一位高幹的兒子頂替了他的出國深造名額,為此不滿而提了點意見就被打成了右派,其後厄運不斷,而那位高幹的兒子雖然出國了,可我們並不知道他為國家的科學事業做出了什麼貢獻。這個大學生並沒有自暴自棄卻在逆境中有所發明,有所創造,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這個大學生名叫葛運凌,出身於資本家家庭。據我的朋友講,文革中其父母忍受不了批鬥的屈辱而自殺。

  1977年初,葛運凌通過胞妹找到我的這位朋友,給了他兩封同樣內容的信,求其多方找人為之申訴,不為別的,只要有個單位,能吃上一口飯就行。一封信我的朋友轉給了當時中國科學院的負責人胡克實,就在科學院決定落實政策前葛運凌患癌症死於醫院,死時還欠醫院2000元住院費,由其弟妹承擔。他的悲慘命運讓人深思,令人氣憤。

  以下是信的全文,因字跡不清,我在錄入時只得邊猜邊錄,有的語句不太通順,特別是一些技術術語難免有錯的地方,還請多包涵。


敬愛的--

你好!
  我叫葛運凌,現年44歲。今給您寫這封信,渴望通過您得到黨的指示、關懷和幫助!我於1951年從北京師大附中考入清華大學無線電系。1955年23歲時,以畢業設計答辯「優」級的成績畢業。並榮獲校領導頒發的《學習優良獎狀》。(該屆共計10名獲得者)同年秋,和同班同學曾復(現外貿部長李強之子)一起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核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實習員,從事了核物理電子儀器的研製工作。
  1957年我25歲,在反右鬥爭中由於:
  1.在選派留學生問題上,曾復業務水平不如我,我原被選定留學。但由於家庭關係改換曾,我對此不滿。
  2.中蘇關係:由於我原籍山東沿海。漁民打魚出海到海參崴停泊而蘇聯除強佔我國海參崴外,還侵佔我國大片領土,我認為蘇聯既是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應霸佔我國領土。
  3.蘇聯在「8.15」日本投降後。從我國東北劫掠大量機器設備,我認為應當歸還。
  等原因,我被劃為右派中四級之中最輕的一級,受到「開除團籍」「撤銷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底的工作」的處分。
  以後,由於我未能正確對待給我的處分,未能正確對待群眾對我的監督,對於研究實習員的工作拿見習研究員的工資不滿,對群眾的監督抱有牴觸情緒,因而對前途悲觀失望,思想抑鬱煩惱,為了排遣自己無法解脫的苦悶,也為了在「萬一」的情況下,以修理收音機謀生。我找過當時原子能所的器材組長楊守約同志提出買些試驗後報廢的無線電零件。他告訴我找倉庫管理員王平。王平帶我找出一些,我讓他算錢,他講:反正都是報廢的,要什麼錢,拿走算了!後來,組織上清點由我整理登記的物品中,有一種蘇聯6B8C電子管(當時價值10元左右,今5元左右)我賬上記的兩個只剩下一個,少了一個。這樣,組織上讓我停職反省,大會小會一直追問我這隻管子的下落。對這種管子的登記確實是我做的,但因倉庫鑰匙不歸我管,所以我確實不知它的下落。可是,在大會上有人提出:「不少人看見這件管子不只兩個,有好多,你不承認也不行!」由於我登記時只有兩個,少了一個我都不知是怎麼回事,至於「有好多!」我就更無法說出它的下落了。最後,人事科吳紹澤找我談話:「你的問題沒有交待清楚,現在不能按『坦白從寬』處理了。」當天我即被捕。我認為我的被捕主要是為了那個6B8C電子管。因為在預審期間,一再,反覆,再三追問的重點就是為此。經過反複審問,我確實沒有這個問題,為求得寬大處理,我把家中所有的公私無線電零件全部上交。我當時想:「公安局可以憑藉指紋鑑定真偽,如果零件上只有我的指紋,我可以肯定是我自己買的;而那些還有別人指紋的自然是公家的。」至於我在所裡開大會過程中曾經申明所裡的報廢零件是我向器材組長楊守約要,由王平給我而未算錢一事,則被認為「你那是變相偷竊!」,最後定案時以盜竊公物(即廢零件)價值100餘元,在工作中嚴重失職損壞工具、器材(其中包括有一次我做試驗測量電阻時,不慎正負極短路燒燬的電錶一隻)價值100餘元,共計200餘元,於1961年2月11日判處五年有期待刑。(關於這一處分,新都機械廠領導又告訴我是審查兩年,教養三年)。
  1966年2月10日,我刑滿釋放,根據工作人員給我的「申請就業登記表」,我沒能回原單位而是「自願」留在「北京市實驗科學儀器廠」就業了。
  1966年8月,由於文化大革命開始,該廠奉命撤銷。同年9月我和大家一起並入新都機械廠。
  1968年2月9日,新都廠根據我就業兩年各方面的表現,經過小組鑑定,領導審查,廠教育股批准,依法恢復我的政治權利。
  1969年10月底,叛徒賣國賊林彪發布特字戰備令。廠領導和軍代表開大會,號召,動員報名轉移疏散。我響應號召,報名獲准,與批准人員赴邢臺(河北)隆堯縣學習待分。
  1970年3月底,我被分配到威縣梨園屯公社王喜公大隊插隊落戶。
  臨出發前,集中學習臨時領導在隊前正式宣布,除點名者外,包括我和其餘大多數人在內都沒有任何帽子,下去後和社員一樣待遇。以後國家一定會根據每個人的不同特長給予適當安排。在待分配期間,工資照發,口糧同北京。但下去後,除150元安家費和兩個月工資外,以後工資停發,戶口轉農業,口糧同農民了。
  1973年11月我把戶口由王喜公大隊遷出,欲往內蒙。但由於遷入地也沒有適當工作,戶口至今未落,這就造成了我迄今為止這種既無正式戶口,又無正式工作的處境。
  我萬分痛悔自己辜負了黨和人民對我多年的教育和培養!我從上高中起就在紅旗下成長,於49年5月光榮地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黨和毛主席的陽光雨露滋潤下,我幸運地考入清華,畢業後又分配我到原子能核物理研究所這樣一個重要尖端部門工作。但由於資產階級家庭,由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由於資產階級的惡劣根性,我沒有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而對人民,對黨的事業屢屢犯下嚴重錯誤。我悔恨終生啊!
  現在我痛下決心,在今後的歲月裡,以十倍的熱情,百倍的努力,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工作以贖前愆。為發展祖國的原子能事業,早日實現敬愛的周總理提示的四個「現代化」而獻身!
  由於科研工作的需要,我掌握了日、俄、英三種科技外語,基本上可以不靠辭典進行閱讀和翻譯專業文獻。56年曾編譯日文資料於無線電雜誌發表。
  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參加過研製核物理電子儀器,搞過脈衝技術,搞過核反應爐,中頻譜的「時間分析器。」
  由於工作需要,在科儀廠在62-63年改造期間,我曾翻譯整理了部分日文有關可控硅文件的工藝製造資料。並用我所研製成的硅材料的高頻區域提純設備提純並製成在六十年代初,在北京來說具有相當水平的「區熔單品硅。」
  由於工作需要,在科儀廠我曾參加了由中央四機部直接下達的試制艦艇用國產150交流電動直流發電機的工作。因為中蘇關係破裂後,蘇修妄圖以拒不供應電機組來破壞我國國防和海軍現代化建設,經我們試制並批產的國產150電機組裝到艦艇上後在有名的「8.6」海戰中經受住了激烈戰鬥的考驗,保證了電臺的正常工作,受到了國防部的通令嘉獎!
  由於工作的需要,在就業後,在科儀廠我又參加了醫療電子儀器如:1.矩形脈衝刺激器;2.綜合脈衝刺激器;3.多波形治療機4.間動電流治療機5.10道電子麻醉機的設計工作。
  由於工作的需要,在就業後,合併到新都機械廠,我又在實驗室從事仿提TATrA10噸越野載重汽車的多種有關電動,油壓,和汽動總成機、泵的試驗工作。當時,為了滿足高壓齒輪泵特性測試工作的需要,我曾設計,試制了兩臺數字式高壓齒輪泵特性測試儀,其中一臺可以進行自動顯示,自動測量。
  由於工作需要和生活所迫,我又曾「臨時」在山西長治縣五七廠和山西潞城器件廠先後試製成功:1.幾種不同類型,規格的可控硅調壓器,2.根據用戶要求設計,試制並批產了我國可控硅調壓器典型系列中所沒有的並壓式調壓器,3.在器件廠試制的JE-1型可控硅交直流兩用弧焊機通過73年由晉東南地區重工業局(此處兩個字不清)並有山西省電子工業局參加的鑑定委員會鑑定,結論如下「設計合理,式樣新穎,體積小,重量輕……結構緊湊,使用簡便,焊接電弧穩定…… 適應性強……整機符合一機部頒發的《弧焊整流器技術標準規定》填補了我省電子產品的一項空白。」
  ……
  十多年來,我藉助於黨給我的一技之長,做了以上這一點的工作,是勞動人民養育了我,是黨培養了我,我本應竭盡全力把人民賦予我的知識與技能貢獻給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然而我一錯再錯,終於達到由林賊的特字戰備命令使我竟然連這一技之長也無從供獻給我的祖國和人民了。……
  我痛悔我的過去,我悲嘆我的前生,我錯了,我有罪,我有愧於生我養我哺育我的黨和人民。我現在才44歲,我願用自己的有限餘生,將自己取之人民的技能特長毫無保留地奉獻給生我養我的人民,教導哺育我的偉大的黨!我絕不計較待遇高低條件優劣,環境好壞!而今,我別無它求,唯原在華主席英明領導下我能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出一把力,唯願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能在我這樣一個歷史上犯過重大錯誤,在1968年又恢復了政治權利的人身上得到落實!

此致

敬禮

北京東城大佛寺亮果廠10號 葛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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