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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金庸的幾篇舊文

 2005-05-09 13:39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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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 月,金庸對北大教授嚴家炎說:「40年代在陳向平主編的《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上也發表過散文」。他指的就是《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黃花瘦》、《千人中之一人》三文。今天讀過這幾篇舊文的人恐怕已寥寥無幾。不久前,我瀏覽浙江省檔案館收藏的殘缺不全的《東南日報》(微縮膠卷),發現了這三篇塵封已久的文章。 1937年11月,嘉興淪陷前夕,13歲的金庸隨學校跋涉千里,流亡到了麗水碧湖,在聯高讀一年級時,因在壁報發表《阿麗絲漫遊記》一文,諷刺國民黨派到學校的訓育主任,因言罹禍,面臨被開除失學的危險,在老校長張印通和同學余兆文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才轉入衢州中學。那時衢州中學為躲避日機的轟炸,早就從城裡搬到了20里外的鄉下石樑鎮。金庸就讀的高中部設在石樑鄉靜岩村,一個僻靜的小山村。當年的衢州中學有一個令莘莘學子難忘的優秀的國文教師群,如作家王西彥、語言學家方光燾、詩人何植任等都曾在這裡任教,其他國文教師陳康白、陳友琴、袁微子等也都有真才實學,他們經常在《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上發表文章,同學中也文風很盛,自辦了《駝鈴》旬刊。酷愛寫作的少年金庸彷彿如魚得水,文思泉湧。
  
  「一事能狂便少年」
  
   1941年9 月4 日,金庸在《東南日報》副刊「筆壘」(第874 期)頭條發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署名「查理」,這是老師給他起的筆名。文章從訓育主任教訓他的一位同學的一句話「你真是狂得可以!」說起,題目用的是他的同鄉前輩王國維的詩。請看這篇短文:
   「狂氣」,我以為是一種達於極點的衝動,有時甚至於是「故意的盲目」,情情願願地撇開一切理智考慮的結果。固然,這可以大闖亂子,但未始不是某種偉大事業的因素。像我們不能希望用六十度的水來發動蒸汽機一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要以微溫的情感、淡漠的意志來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夢想。我要這樣武斷地說一句:要成就一件偉大的事業,帶幾分狂氣是必需的。
  因為事業的夠得上稱一聲「偉大」,一定是「與眾不同」,在開始時,在進行中,頑固者固然看了不順眼,優柔寡斷者也未嘗會贊同。於是:勸告來了,嘲笑來了,責罵來了,干涉禁錮也來了。如果不帶幾分狂氣,蔑視別人的意見,不顧社會的習俗,這件事準得半途撒手。假使帕理不是憑(字跡模糊)著一股狂氣,或許到現在,「北極」還沒有在地圖上出現;愛迪生沒有對工作的熱狂,這許多造福人類的發明,恐怕也不會由他開始吧!
  在現在,固然那些假作疏狂、裝裝才子風流的像晉代的縱酒傲世、披髮箕踞的也未始不有,但那已經不值得一哂:就是如陶潛的潔身自好,阮籍的明哲保身的消極狂態,也遭遇到它們的沒落了。我們不需要溫德莎公爵、安東尼的「不愛江山愛美人」的狂,拿破崙、希特勒的征服全世界的狂,因為這種狂氣發泄的後果,小則使世界動盪不安,大則將使全人類受到禍害。
   我們要求許許多多的,像法國大革命時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馬志尼、加富爾的復興民族的狂,以及無數的科學家、藝術家、探險家等對於真理,對於藝術,對於事業的熱狂。
  這篇《一事能狂便少年》,便是他的文字第一次公開見諸報端,算得上「處女作」。少年金庸出手不凡,「筆壘」編輯陳向平對這篇文章很欣賞,不久,他從金華到鄰近的衢州出差,專門到石樑鄉下來看望這位作者,他沒有想到此文竟出自一位十六七歲的高二學生之手。兩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是投機,成了忘年交。
  
  「人比黃花瘦」
  
   三個多月後(1941年12月7 日),金庸又以「查理」的筆名在「筆壘」(第954 期)版首發表《人比黃花瘦---讀李清照詞偶感》一文,提出了自己對「人比黃花瘦」這一名句的獨特看法和聯想。
   這又是一篇精彩的短文:
  由於對弱者的蔑視超過憐憫,由於習慣了用嚴峻的眼光觀察一切事物的內在,我對李清照那傳誦一時的名句:「帘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可以說是反常地,保持著一種十分不愉快的感覺。它總使我想到一幅很淒楚的圖畫:一個瘦小的女人弱不禁風地站在一叢菊花前。因而引起了許多近乎是無可奈何的聯想。它使我強烈地意識到李清照在這句子中是故意顯示自己的柔弱,而目的在引起別人的同情。她深深地浸沉在自我憐惜中……
   因為在這裡我不是來非難李清照,企圖用什麼她不應當承受的言詞來侮蔑這位我們要給予同情的作家。在從前,女子處在被保護者的地位,求得別人的同情常常是一種有效的達到她目的的手段。我是對現代一切吟風弄月,缺乏戰鬥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議,我控訴那種自我憐惜的心理。
  人類的精神狀態總是處在人性與獸性的衝突下,高貴偉大等等是人性勝利的結果。孟子性善的學說支配了中國幾千年。但現代心理學家的意見,人類的本能卻大部分是醜惡得使人不能正視的。求得別人同情與自我憐惜也是這種本能之一種。兒童希望得到慰藉,則顯示自己的創痛,或甚至自己傷害以得到充分的悲憐,即使是成人,也不致減少一些這類的衝動,不過因了教育與經驗,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罷了。李清照這詩句是這種形式的技巧上的完成,而把自己的痛苦誇張到荒謬絕倫的程度是這類性質的絕頂。比如乞丐們故意毀壞身體以作為生存的手段,他們巧妙地利用了人類的弱點。
   對於這些病態的心理,我們要求制止。
   李清照以「人比黃花瘦」為得意,而抗戰的巨潮並不曾完全奪去這種思想。為了有些近乎肆意謾罵我不願引用,否則,韓愈的一句批評似乎是頗適宜的:「搖尾乞憐」。
   有些人常常以得到別人的同情而驕傲,但我卻認為是一種羞恥。因為,無疑的,人家的同情只能(兩字模糊)證明你是一個弱者,失敗者。
   ……
   我不是對「同情心」有什麼否定的意見。相反地,對於真正不幸者的同情我以為是最高貴的一種感情。但故意的做作卻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人類的弱點應該得到同情,但這同情不應該由這弱點的保有者故意地去求得。
   堅強地忍受吧,我們不要怨嘆與訴苦。如果你還能夠思想,能夠行動,你所說的不幸實在是對真正不幸的侮辱。
   這是一篇有失偏頗的文字。但在當時抗戰的大背景下,實際上他是在批評「一切吟風弄月,缺乏戰鬥精神的思想」,以及「自我憐惜的心理」。他的觀點不一定都對,其中對弱者的蔑視顯然不無少年人的偏激,但無疑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作出的獨立判斷。
  
  「千人中之一人」
  
   1941年12月隨著珍珠港事件爆發,太平洋戰爭打響,日寇加緊了進攻。1942年5 月,日寇相繼攻陷金華、衢州。衢州中學撤離石樑,遷往偏僻的山區,為減輕負擔,校方決定讓金庸他們提前畢業。
   離校不久,金庸寫了一篇六千字的長文《千人中之一人》,大談他的友誼觀,從9 月3 日到9 月8 日的「筆壘」分五期連載,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連載發表的文字。
   ……
   「真正的友誼是一個靈魂存在於兩個軀殼中,」亞里士多德說;雖然我厭惡他那種冷漠的感情,懷疑的鎮靜,過分崇尚理性而俯視人類的哲學態度,但因了這個定義,我就懂得為什麼那個最奇偉最有魅力的思想系統,是由這個心靈獨力彙集的了。因為我們尋找不到其他適宜的語句來敘述這種關係---這種你與你「千人中之一人」(假如你幸而已經找到)間的關係。
  中國似乎是一個特別注重友誼的民族,朋友是列為五倫之一,「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變成一句處世的信條(雖然其中帶著一些功利的臭味);必要時來一下大義滅親或許還可以得到社會的讚許,但對於出賣朋友,沒有一個人不是深惡痛絕的。要離殺妻子報知己,最多不過說他一句不近人情,如果殺知己以報妻呢,中國人不會相信有這種事情的,在許多類似的小說中,表現了對人類精神範疇的理想,使我們看到了情操中最完美的形式……
   ……在他面前你覺得更迫近永恆,你意識到了人的存在與世界的美好。在他面前你的生活會幾乎是純潔得近乎神聖,一種神明的精神充沛了你的思想。在他面前你因感謝他讚美他而令你卑視最偉大的王國,為了尊敬他---相互的尊敬是完美的友誼的必要條件---所以即使在最親密的戲謔中也保留著一些宗教性的嚴肅,一些希臘式的寧靜……
   人生中假使沒有友誼,我真不知道生活將變成如何地醜惡的一個東西。你想哪,一個沒有花兒的春天,一朵沒有色香的花兒。生活中失去了主要的精神享受,我們靠著什麼的支撐來面對這苦難的人生呢?西塞羅以為這簡直是如從宇宙中摘去了太陽。
  有人認為,凡在浪漫戀愛最有力之熱情流蕩的地方,古意義之友誼(表現於同血統之兄弟形式)是沒有什麼地位的,因為現在一切最高尚的情操已趨於所愛的對象了。或許是由於我沒有戀愛過,或許是我過分重視友誼,以致不能想像在友誼之外還有什麼更高尚的倫理的與美的情操。縱使是經過了真誠的努力,縱使是對於權威學者的尊敬,也不能勉強我自己來接受這種意見。因為我總覺得友誼中沒有如戀愛中那樣道德上法律上的狹隘與限制的意義;友誼不像戀愛那樣必得受性別、年齡等的影響,友誼不必如戀愛那樣必需藉婚姻制度來固定那種易於消滅的情緒。
   愉快地為他作任何方面的犧牲:地位、權力、財富、生命、名譽、信仰與愛情,以及其他任何物質上精神上的東西……
  永遠地真實,絕對的真誠。我們可以用幻想來娛樂自己的心靈,卻不可為要使他歡喜而說謊。他歡喜的是你真實無隱地忠告他,責備他,而不是溫情地縱容他的弱點。因為一個愛朋友的人先想到朋友自身,其次方是他對你的愛。所以只要這忠告確實是對他有益的,雖然有損於友誼,也當直言無隱,所謂益者三友,「友直」是第一。古代的倫理觀念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已隨時代而大有變遷,只有兄弟與朋友之間似乎仍舊沒有什麼改變(兄弟與朋友實在有許多地方是共通的)。二千年前孔子認為對朋友當「忠告而善道之」,二千年後的我們仍舊是很熱烈地擁護他這個主張。
   ……
  拉洛布夫谷說:「友誼只是一種集團,只是利益的互相調節,禮儀的交換,總之是自尊心永遠想得便宜的交易!」培根甚至非常令人驚異地說:「朋友主要的是一種獲得權力的工具。」這種友誼確是有的,只是亦不是我這裡說的那種「真正的友誼」。真正的友誼與利益的計算是不兩立的,如「愛生於愛」一樣,友誼生於友誼。在友誼中我們的確可以享受到許多利益,但這僅僅是伴附的意外產品,而決不是友誼的動機,友誼的目的物。
  不要因了作者的知識與年齡而輕信這是一種對友誼過分天真的理想,也不要以為僅僅是熱情而沒有世界的青年人可以這樣,在情感的宇宙中,是沒有任何社會條件的區別的。一個能享受到這種友誼的人真是幸福!一個能有「千人中之一人」愛他的人真是值得最高的艷羨!你無論走到那裡,他的友誼永遠不離開你,你成功了,他會比你自己更快樂。你失敗了,他會比你自己更難過。「所以你永遠是不會失敗的!」他始終瞭解你,信任你,鼓勵你,扶助你,為你做他所不願為自己做的事情(如傷害了自尊心而為你去請求別人之類)。你不會再畏懼命運的憤怒,物質的凌虐,人類的惡意。在他面前你會覺得這正是你所祈求著的永遠不變的狀態。你求得了生命與生命律令之間的和諧,得到了真、善、美至高理想的實現。這樣的友誼中包含了人所企求的一切---光榮、愛、和精神上的快樂。你窮,其實是富的;你弱,其實是強的:因為「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誼是一宗最大的財富,最大的權力。
   「這樣的人,我們去尋訪罷,即是20年也算不得苦!」因為馬太福音中寫著:「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一個17歲、高中剛畢業的少年,他心目中友誼是何等神聖,在戰火紛飛,前途茫茫的時刻,他一氣呵成,寫下他對友誼的認識,他對人類最純潔的友誼的嚮往與追求。歲月流逝,60年後驀然回首,不知道金庸這一生是否找到了「千人中之一人」?60年後,他眼中的友誼是否還如此純淨、具有超越一切的地位?
  因為當年的《東南日報》不因人取文,兼收並蓄,所以一個無名的少年學子的習作才得以倖存下來。無論如何,這些文字為解讀金庸的人生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探尋他少年時代的足跡,我們可以看到他作為一個報人、小說家成長的脈絡,是那樣的清晰。那是大時代裡走過的一代人,即使在其少年期,就對人生、社會已經有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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