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退黨精神感召如乾柴烈火

退黨徹底否決中共 文明行動使中國未來平理性

　　這種事情在歷史上也有過，比較緩和的，或者說比較類似的有印度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對當時的殖民統治者，他們不搞武裝暴動，不搞秘密活動，而是當局所有的命令，強加的社會秩序、鎮壓措施不予理睬，不合作，這實際也是一種退出；89年許多人通過匈牙利，繞道奧地利逃出共產體制國家，整個共產世界大出血，大批的人才逃亡，使得這個體制不能維持下去，最後導致10月9日的柏林牆的倒塌。

　　這些行動還有很多例子，對靠高壓、謊言和暴力維繫的專制統治，如果不採取以暴易暴，不採取歷史上反覆循環的以一種暴力推翻另一種暴力，而是採取否決性的行動，否決它的基本秩序，否決它的統治命令、統治方式，這樣一種方式是相當文明的表現，同時使得往後的變遷比較平和及比較理性化。因此，這個週末在紐約舉行的百萬退黨遊行是一種精神上的用腳對中共投否決票，它將打開中共政權倒臺的一個缺口。

退黨是國人精神成熟 表達覺醒和選擇 積累中達瓜熟蒂落

　　89年六四屠城後也有過一個退黨潮，雖然當時群情激憤，但運動沒有持續太久，很快就偃旗息鼓，然後中共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整肅，開放經濟，使退黨潮不了了之，沒有形成一個重大的潮流。

　　一個事件如64當然非常重要，但如果當時整個社會的精神土壤並沒有達到某種程度的話，那麼這個事件所起的作用就是有限的。89六四時的學生確實沒有推翻共產黨的企圖，他們只是想幫助共產黨在政治領域深化改革，大部分的想法還是補臺，而不是拆臺。

　　經過六四，經過這十幾年的變遷，雖然中國的經濟提升了，但整個中國人的精神層面，整個社會的腐敗層面，問題都日益加重，人們對北京統治者的認識也深刻多了，很多人對這個支配中國人命運的利益集團採取了徹底否定的態度，大家已經看到，對共產黨這個政權，要想按照過去的方式，寄希望於體制內一些人的補臺行為，使中國社會實質性地融入世界主流是枉然的。

　　因此，現在每個人精神覺醒的程度和89年不同了，雖然當年有一個流血事件，而現在並沒有這樣的刺激事件，但在普遍的精神程度上，人們是相當成熟了，只要有一個契機，慢慢積累，它可以把覺醒和選擇表達出來，最後達到瓜熟蒂落。所以說，突發事件有時候會產生某種奇蹟，但它不是非常實質性的東西，整個社會的精神成熟度才是最重要的。

民族劣根性無道理 臺灣是中華文化 制度才是關鍵

　　我不讚同魯迅提出的民族性、國民性的問題，中國民族的一些缺陷，在很多國家，很多民族，在那些民族的某個時期，多多少少都存在著。

　　在某種意義上，所謂的民族性是中國某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包括和西方文明在空間上接觸以後，反映出來的一種現象，並不是一種非常的、凝固化了的中國民族性，也不能簡單地把它歸結為中國文化固有的，永遠不可更改的特點。

　　像就醫一樣，好像只要找到病根，弄一副治文化的藥吃了以後，中國人才會真正的站立起來。實際上精神和道德價值層面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制度層面。我們看到的中國文化所在的地方有臺灣，新加坡、香港,都是中國文化，這個民族劣根性的說法是不通的。

中共最大戕害是國人的道德和精神

　　這次退黨等於大浪淘沙，洗滌人們的精神，起到一個淨化的作用，回歸人性。

　　共產統治對中國最大的戕害不在經濟建設上，也不在所謂的政治制度方面，這些將來還可以變過來，它最大的戕害是把人變壞了。從毛時代、鄧時代、江時代、到現在，把幾代人害得完全沒有是非感，沒有正義感，沒有基本的道德感，哪怕你有那麼一點，你就要失敗，就被社會邊緣化甚至被淘汰、迫害。即使將來建成了新的社會體系，但構成這個社會的人壞掉了怎麼辦？這是非常悲哀的。

重大事件刺激下 精神有升華可能

　　人的精神，包括人的道德感，也不是絕對不會變化，在一些重大的事件的刺激下人的精神會有升華的可能性，你看89年六四期間小偷都罷偷了，人們自覺的遵守人倫道德規範，這不是用暴力強制的，而是人自然進化了。在一個大的潮流、大的犧牲精神、大的事件前夕，人們有一種宗教所說的精神復甦，或者說重生。

　　很多重大的宗教，他們殉道者的鮮血、殉難對其宗教精神的弘揚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很難設想如果沒有耶穌在十字架殉難的感召力，基督教會在全世界取得這麼大的成就和地位。將來整個中國全面的精神提升、進化都會與各種各樣宗教性的活動有關係。我們希望當中國將來的社會有許多犧牲精神、犧牲事件出現的時候，會推動全民的道德進化。

退出中共形式很重要 中共統治基礎就是隔絕人心

　　退黨這個形式很重要，它是一種精神上的相互感應。在中共的體制下，人與人之間不可能真誠、徹底的精神交流，每個人都不知道對方、同伴、親戚朋友、甚至家人在想什麼。中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人們互相隔絕，互相不信任的基礎上。因為一個人的想法如果得不到別人的確證，共鳴，他就會陷入一個自我懷疑的怪圈，不能自拔。我非常想提醒各界的朋友，把你的想法說出來，包括這次退黨的事情，你根本想像不到這對其他人的精神鼓動作用有多大，只要你的聲音被別人聽到，就會起到鐘鳴震撼的作用，產生多米諾的骨牌效應。

　　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說話，就等於是默認中共的統治，中共就會把這種沉默當成人們接受它、擁護它的對外的說辭，所以必須要有一些基本的行動，來表達對這個體制的否決，退黨就是象徵性的否決行動。

　　回過頭來談，很多人開始大家覺得退黨有什麼用呢？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十個、百個、千個、萬個他覺得我退了也不會怎麼樣，不會身家性命都喪失掉，也不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89年六四事件發生，胡耀邦逝世之前，人們好像毫不關心國事，談戀愛、出國。但是在關鍵的時刻，有這樣一個契機，形成巨大潮流，退黨傳播非常快，它不會是線性增長，而是走向幾何指數增長。這種精神的感召有乾柴烈火效應。

知識份子示範作用對社會覺醒很重要

　　對中國的知識份子，很多人覺得他們的表現不盡人意，這些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得出來，這和中共非常高明的手段，通過收買知識份子整體利益的一部分，人們要獲得生活的安定、富足，在大棒和胡蘿蔔兩重統治下，很多人就沉默了。

　　但他們畢竟比一般人看得深入一些，到了一定時機，他們同樣可以出來，出來後起的作用會更大。現在站出來的知識份子人數雖然很少，但不可輕視他們所起的示範和影響作用，這樣一批人出來，然後在知識界形成一種革新，逐漸擴展，對整個社會的覺醒將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不要畏懼 最恐怖的是恐懼本身

　　剛剛去世的教皇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不要畏懼」，所有的中國人，無論在中共體制內還是在中共體制外，不管國內的還是海外的，我們設想很多很多可怕的經驗，實際上最恐怖的是恐懼本身，只要我們做起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要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會走到我們的目的地。

　　陳奎德簡介：1946 年生於江蘇南京。1985年獲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留復旦大學任教，「復旦大學理論工作者聯合會」首任會長。後應邀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兼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1989年6月5日應邀赴美，任美國波士頓學院訪問教授。自1990年1月起，陳奎德應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並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人文學部常務協調人，《民主中國》雜誌主筆等。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出版有專著《懷特海哲學演化概論》、《新自由論》、《懷特海》、《煮酒論思潮》、《海耶克》，主編有專書《中國大陸當代文化變遷（1978─1989）》以及多種論著。傳記分別收入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主編《世界名人傳記辭典》及《Who's Who 知識份子卷》。 ◇

(大紀元記者鹿青霜郭若採訪報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