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家王先謙
王先謙,長沙人,字益吾,號葵園:室名虛受堂,辛亥革命後署名。他幼習經史,1865年(同治四年)中進士,授國史館編修、翰林院侍讀、國子監祭酒等職,先後典試雲南、江西、浙江,任江蘇學政。l889年(光緒十五年)辭官歸里,主講長沙思賢講舍、城南書院、岳麓書院,還任過師範館長、學務公所議長、省咨議局會辦等。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湖南巡撫岑春將他所著的《尚書孔傳參正》等4部書籍奏上,朝廷賞以內閣學士銜。終其一生,他很少擔任實際的政務官職,主要以學術名世,尤其在湖南聲望極高,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鬥。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他治史的方法大體遵循乾嘉學風,注重校勘。其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注》。該書旁採諸家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家評為「王氏所作補注、集解諸作,都是校注書中標準的著作。」《十朝東華錄》是王先謙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東華錄》本是清代的一種編年體史料長編,因國史館在清富東華門內而得名,先有蔣良驥編成自努爾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 朝《東華錄》。王先謙任職翰林院和園子監時,嫌其過於簡略,特詳加增訂,並加修了乾隆、嘉慶、道光3朝,後果增修咸豐、同治2朝,合稱《十朝東華錄》。該書取樹廣泛,不僅取自《清實錄》,還廣採《方略》、《會典》、《御製詩文》、《大臣列傳》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鴉片戰爭之後,隨中西文化逐漸交流,中國學者開始著述外國史地,主先謙也順應時代潮流,於光緒年間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探討日本的政事學術和治亂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閉目塞聽的中國能急起仿效。書中還用一定篇幅輯錄明代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資料,反映出作者的愛國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謙花4年時間辛勤編纂而成的,書中薈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圖籍,對歐美各主要國家作了較詳細的介紹。一個原先遵循乾嘉舊規的學者,能睜眼看世界,輯成世界地理書籍,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作為一名學術大家,王先謙深知版本校輯的重要,他強調「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研版本為重。」他獨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齋讀書志》、《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魏書校勘記》、《鹽鐵論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錄學者的重視。其中《鹽鐵論校本》被郭沫若、楊樹達著書時參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經注》集乾嘉以來《水經注》研究之大成,為近百年來的獨特通行之作。
王先謙是史學大師,又是經學大師,他曾花費半生心力,成《尚書孔偉參正》一書,書中探討《尚書》原委,旁證歷代諸儒訓釋;博採《史記》、《漢書》、《論衡》等材料,對偽托之處詳加辨正。今文經學大師皮錫瑞評價它「兼疏今古文,說明精確,最為善本。」他並繼乾嘉年間的大經學家阮元之後,博觀慎取,解釋和考訂經書,集資匯刻了卷帙浩繁,於保存文獻,發展學術非常有益的《續皇清經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獻學家劉錦藻評價:「維持文獻之功,阮氏而後為推先謙矣。」他還撰有《詩三家義集疏》等經學著作,從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經學史上的地位。
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王先謙也頗有造詣。東漢時劉熙曾作《釋名》一書,以辭音求義,來推究事物名稱的由來,清代畢沅又作《釋名疏證》,對《釋名》加以註釋論證。對此,王先謙又特意撰寫了《釋名疏證補》,對畢沅此書再加補證。此書擷取江浙和湖湘學者精英,所校所釋,頗為全面而有系統,後人認為它超過了畢沅的《釋名疏證》,於訓訪、詞彙、音韻學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貢獻。
此外,王先謙一生所作詩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觀。他文宗秦漢,效法韓愈,筆力遒勁,氣魄雄渾,詩宗杜甫、蘇拭,自成格調,是晚清一大家,與王闓運齊名,人稱「二王」。
王先謙能在學術上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他自幼苦讀,鍥而不舍,數十年來廢寢忘食,孜孜於典籍之中,而且具有博採眾長,嚴謹平實的作風。王先謙治學側重古文經學,但不拘泥門戶,兼採今文學源的觀點,認為今古文經之爭,「輾轉紛紜,徒形詞費」。他輯印的《南著書院叢書》就被人稱作「無乾嘉諸子標漢宋之幟,分門別戶致辨之習氣」。而《續皇清經解》、《尚書孔傳參正》就又包含了許多今文經學的觀點和材料。他在政治上與維新派勢若水火,但卻能稱道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頗有長進」,並在撰寫《五洲地理志略》時多處述引。王先謙在撰述過程中繼承了湖湘務實的傳統學風,重求實,反臆斷,凡遇暫時不明白的問題,並不武斷曲解,總是以「存疑」的態度對待,或註明「無考」,』或注時「未知孰是」,「所當厥疑」。而對自己著述中的錯誤,一經發現就立即糾正。他曾刻印袁本《世說》,當經葉德輝提醒知道袁本「訛謬百出」時,便毅然毀版,請葉詳加校勘後重鐫。他還深刻地揭示中國學人普遍務虛圖名的弊病說:「竊謂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樂務實也。漢學興,則低漢而尊宋,以漢學若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學,能人所難,宜無病矣。然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私。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亦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正由於王先謙痛恨空談,因而自己堅持實事求是,嚴謙治學。他的這種學術態度不僅使自己成為一代宗師,而且啟迪了眾多岳麓書院士生,使他們深涉經史,旁及諸子,趨重實務,接受新學,使這千年學府再度煥發生氣,因而無論是撰述,還是教育,王元謙都堪稱大家。因此可見,當代學者李肖聃在《湘學略.葵園學略》中讚他「上箋辟經,下征國史,旁論文章,用逮譜子。四十餘年,楚學生光。」這並非是過譽之辭,堪當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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