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 在1989年6月4日凌晨一點

我本來是個極膽小怕事的小女人，然而這一天，我卻因這非比尋常的「不要上街」的北京市政府的嚴詞警告，而想入非非了。為什麼不許人們上街？今天的京都大街，天安門、軍事博物館、木樨地……這些有大學生們在為爭取中國民主的明天而靜坐、絕食、抗爭的地方，會發生什麼？以編輯兼記者職業的我，想去街上看看倒底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從未想到過這是一次赴死之程。沒有聽從家人的勸阻，就騎上我的自行車，從我居住的翠微路去往距家三站地的木樨地了。或許就因為那「不要上街」的政府的嚴令，反而使更多的人湧上了街頭，人們挨挨擠擠，看據說是撞傷學生的軍車，看站在車上演講、呼籲民主反對腐敗的年輕人，或者有些人僅僅就是出門納涼、散步、看熱鬧。天漸漸黑了，長安街上不很明亮的路燈發著淡黃色的光輝，映照著排列在軍博至木樨地間的學生大軍。各種各樣的消息，在人們之間傳遞。軍隊已經從西面的「老山」「五棵松」開過來了的消息，也傳進了我的耳鼓。又過去了不知道是一小時、兩小時，我向木樨地橋西走去，在便道旁找到自行車，我想回家了。

然而，在握住車把的那一瞬間，我看見長安街上的人海，忽然整體地向後狂退了幾步。主路上一定發生了什麼！我擠出便道上的人群，在主路邊，我看見了一條分明的「楚河漢界」……

軍隊已經到達木樨地橋西，長安街上已滿佈黑□□的裝甲車。坦克、軍車在馬路中央，而軍車兩側是橫向站立、各面向路南路北手持步槍的士兵。裝甲車前，則是一個面朝東方的武裝士兵的方陣，這個方陣不同於兩側士兵的是：除了烏黑的鋼盔、瞄向前方的槍刺外，那個方陣的首排，人手一支大棒。與那一排大棒相距很近，在「楚河漢界」之間，是一名手握一桿紅旗、頭纏一條紅帶的學子。紅旗之後，便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兩陣相逢，使學生和市民狂退幾步的，便是那殺氣騰騰的軍人手中的大棒。不斷有受傷的學生被市民們準備的板車拉走。

我不再想到我的家了，我的一腔熱血像長安街上千萬人的熱血一樣沸騰！我聽到響徹夜空的怒吼聲：「不許打人！不許打人！……」我聽到由學生方陣發出呼喊和木樨地兩旁千萬北京人對學生的呼應：「人民萬歲！人民萬歲！不許打人！不許打人！人民萬歲！人民萬歲！……」

我知道我已不能在那時那刻返回家人－－木樨地以西已全部被軍隊封鎖；我也知道我也不能在那時那刻離開那些面對坦克、大棒的學生方陣，他們正在手挽手、肩併肩為著中國為著北京吶喊著、流著血，他們需要長安街兩側，長安街大槐樹下那千千萬萬「人民」的支援。雖然市民和學生手無寸鐵，雖然我的支持只能是「聲」援，只能是那千千萬萬人發出的悲壯高亢的聲聲納喊－－「人民萬歲！人民萬歲！」

人民憤怒了，北京沸騰了！在進進退退的與大棒進行的拉鋸戰中，人們喊著、喝著，憤慨地甩出手中的飲料瓶，挖出木樨地馬路兩旁便道上的九格方磚，砸向坦克……

為保衛在天安門廣場上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大本營不被侵犯，全北京頑強地阻擋著軍隊開向天安門的路途。

為了看清楚這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我緊緊跟隨著學生。我被這個幾千年來遭受種種屈辱和悲慘的民族終於發出不屈的「人民萬歲」的吶喊而心靈震顫，也被直面所見的中國當權者以坦克、機槍、野戰軍逼向自己的學生、子民而震驚心寒，我看著，我想著，接下去倒底會發生什麼？

在午夜十二點整，忽然我感有什麼不對了！我正在木樨地橋西馬路南側，我周圍突然空空蕩蕩起來，學生大軍不在了，市民不見了，只有「□□啪啪」的類似爆竹聲。在沉沉暗夜的昏黑中，在殘淡昏黃的街燈映照下，我看見向東奔去的大批人流。人流距我已經有了一段距離。我仍然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本能地感知到危險，惶竦之中，發現便道南側、北京鐵路局院外，是一片灌木叢，有人向那兒跑去，我也趕快進入灌木叢，我聽見有壓低的聲音說：「快趴下，軍隊開槍了！」

我終於明白發生了什麼。趴在地上，屏聲斂息，那一刻，我突然感覺北京城變得非常地寂靜，沒有了人聲鼎沸，沒有了口號和歌聲。雖然來自木樨地「噠噠，噠噠噠」的槍聲響亮而密集，但是從未聽見過這種子彈組成的恐怖交響樂的我，反而出現了神經的錯覺：沒有聲音！北京非常非常地寂靜！不知趴在地上有多長時間，突然，我聽見來自軍人一面的大聲喊叫：是好人的出來！是好人的出來！……那喊叫一遍一遍地重複著。思維迅速進行了一次推算，我知道鑽出灌木叢面對的就是槍口，但是不出去，就可能是更可怕的結局。我起身輕輕地慢慢地走回便道，面對持槍向我的士兵。他們的身後，黑□□的空間是東不見首西不見尾的坦克車、軍車。

之後我與軍隊有了相當一段距離，是不是就留在這裡等待可以返家的時機？終於還是因了恐懼，沒有在廊沿下久站，我又向南走去了三四十米。這時在路東側兩幢高樓之間，已出現了人群，我便停駐在了那裡。也許知道軍隊已到達西單、天安門，這個地方已不是他們攻擊的目標。

一段時間後，空曠的北蜂窩北口又充塞了市民，因這一場屠殺而激憤的人群，又進行了萬眾一致的呼喊，此一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他們呼喊的已不再是勸告那曾被稱為「人民子弟兵」的人「不許打人」，他們舉著拳頭，他們一遍又一遍齊聲高喊的是：「強盜！強盜！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強盜……」

絲毫沒有危險來臨的預感。

突然，我的腳向左後跳了一步！是的，不是我，是我的腳！本能的後跳是因為一聲轟擊我頭顱的震耳欲聾的巨響！是一顆在我耳邊嘯叫爆炸的子彈！是轟響的槍彈使我猛然後跳！後跳的一瞬間，我看見一個挨近我的穿花格襯衫的男子，正在像一包被推倒的糧食口袋那樣，直直向後仰倒！並沒有一點兒掙扎的動作，也沒有任何由生至死的過度，他像是被推倒的無生命的大口袋一樣倒在了地上！

子彈擦過我的左耳（那是使耳膜感覺到了疼痛的子彈的衝擊！），射中了我身後的男子。

六月四日凌晨三時，軍隊在視野中消失，我走上了返家的路途。我看見在北蜂窩北口東側那個我曾停留片刻，遲疑著是否留在那裡的商店門廊下，一片血漬。我走上長安街，那裡的景象令人心悸！那是大地震後；水災沖刷後；泥石流爆發後，日本鬼子掃蕩後……一般的被洗劫，被虐殺，被摧殘、蹂躪過的長安古道！我看見，破碎了的扭曲著的水泥隔離礅，瓶罐杯碗鞋帽衣衫，倒地的變形的數不完數量的自行車，以及曾經被人們充作武器以反抗法西斯暴行的那些石頭瓦片長枝短棍……佈滿了這條曾經美麗寬闊的大道，以及，在以後明亮的白天，我才看見的長安街兩旁建築物上比比皆是的纍纍彈孔。在公主墳地鐵東北角出口外的平台上，我看見了又一處血漬，它足有一平方米大小，那麼鮮紅！那麼刺目！一個人的血只有流光了才會佔據那麼大的一片吧！

幾天以後的清晨六點，照例打開我的短波收音機。做為被永遠封鎖著耳目的中國知識份子，聽「美國之音」「法廣」「BBC」是他們唯一知道真實世界的途徑－－我聽到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女士講述她失去了十七歲的愛子蔣捷連，他被打死在木樨地東北角被稱作「27號樓」的地方。以太中，傳來這位痛心母親的啜泣，和著溢滿我雙頰的淚水，我的思維迅即地回到了北蜂窩、軍博、木樨地－－我和小捷連曾經多麼的相近！我活著，莫非是在另一世界的夢境裡？不是麼？那一顆子彈明明在我的耳邊爆炸，卻為什麼死的是身後的男子而不是我？十五年來，我曾無數遍地回味分析著那一顆擦過左耳的子彈……

那個士兵站在高高的裝甲車上，他已得到了上級准許他向人群開槍的指令，雖然那一刻他並未受到任何威脅，他只是要顯示一下他擁有對圍觀群眾生殺予奪的權利，或者只是因為他太年輕，只是出於好玩，他遊戲一般扣動了手中的扳機，那顆子彈居高臨下，成弧線越過靠近坦克的千百人頭，落向我和穿花格衫的男子……若是士兵再晚一秒鐘兩秒鐘扣動那只槍的扳機？若是裝甲車的履帶再向前一個兩個厘米？若是面北站立於北蜂窩的我的雙足再向西側三分五分……

我死了！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