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的信息壁壘之外圈
據筆者的瞭解和觀察，中國的信息壁壘之外圈大約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不許西方記者和學者自由地進入中國從事採訪或學術交流。中共建國後的20多年裡，中國境內幾乎沒有西方記者。那時，老百姓的真實狀況究竟如何，國外媒體幾乎沒有來自中國的第一手報導。同時，國內民眾也不知道西方社會是什麼樣，還真的以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著「革命」的中國去「解放」。改革開放之後，西方記者可以進來了，但並不是各國媒體想派記者到中國來就都能在中國開設記者站。哪些西方媒體允許進來，哪些不允許，要經過有關部門的政治挑選。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西方媒體，如《紐約時報》、路透社、《讀賣新聞》之類，若不允許進來「國際影響不好」，所以一般會放行。其他的媒體能否獲准，就要看這些媒體對中國當局的態度了，只有那些對當局比較「友好」的媒體才准許進入。而事實上所謂的「友好」媒體，常常是那些只圖商業利益、不講新聞職業道德的媒體，或者準確地說是新聞職業道德讓位於商業利益的媒體。它們首先考慮的是在中國大陸擴大其覆蓋範圍。進入中國的海外媒體基本上都要過這道良心關。
中國當局也嚴格審查外國學者的學術觀點和研究領域，凡是它認為對中國「不友好」的學者，就拒絕給予入境簽證。例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先生是哈佛大學的中國史博士，美國漢學家中屈指可數的中國通；1972年中美「乒乓外交」時，他是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訪美時擔任中文翻譯的人之一；1989 年「六四」之前他在北京擔任美國科學院中國辦事處主任。中國外交部長期以來將他的姓名列入拒絕入境的黑名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先生也是此名單中人。我還知道有另一位美國教授也被列名其中，2000年北京大學新聞學院籌備組曾邀請他來中國參加該院的成立慶典，外交部「政審」時發現該教授「對我不友好」，遂拒絕批准。不僅如此，外交部認為，北大新聞學院邀請這樣的學者來中國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結果北大新聞學院被推遲一年成立，成立時再也不敢邀請外國學者了。後來據說這是一個誤會，該美國教授實際上並不像外交部掌握的那麼「壞」。2004年12月我到《紐約時報》社拜訪該報的著名專欄作家、中國問題專家吉思道先生，他告訴我，中國駐美大使館拒絕了他的簽證申請，因為他最近寫的專欄文章「有問題」。至於國外的非政府組織、特別是以推進人權為志業的各種非政府組織，被拒於中國國門之外就更屬常見之事了。
第二，對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採訪施加諸多限制。例如，駐北京的記者不能隨便出京採訪，要採訪什麼專題必須向有關方面申請；若出京採訪，必須有地方政府外事辦的工作人員陪同。總之，按照中國的規定，外國記者在中國沒有任何自由採訪的餘地。連採訪突發新聞也必須事先申請，儘管這一規定很荒謬。結果，駐中國的外國記者如果不想只轉報新華社的消息，就必須煉就一身「真本事」，比如，採訪正面的、不太有時效性的新聞時就寫報告申請採訪，而採訪負面新聞時就只能「偷偷摸摸」違規行動了。一位日本記者告訴我，去年秋天他去江西省瑞金地區採訪，一切按中國的規定行事，先向瑞金市政府外事辦申請。該外事辦答應了他的採訪要求，但提出的要求是只許採訪5天，外事辦要收費8千元人民幣。結果他在瑞金採訪期間，每天有3個外事辦的官員陪他走動，還只能在瑞金城裡活動，不能下鄉。後來，這位日本記者又想去河南開封採訪劉少奇的死亡地，那裡為此新設了一個紀念館。他到鄭州後與省外事辦聯繫，省外事辦告訴他，這個紀念館未開張，不能去。結果這位記者以遊客的身份去了一趟開封，在開封看到那個紀念館早就對訪問者開放了。
為了防止外國人到中國瞭解真相，中國政府又把全國劃分為「開放地區」和「非開放地區」，外國人包括外籍華人都不能進入非開放區地區。繁華的都市當然屬於「開放區」，而貧窮落後的地區（如河南的愛滋病村）就屬於要對外國人封鎖的「非開放地區」了。
除了設限防範外國記者自由採訪外，還禁止中國公民自由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外國記者向大陸民眾採訪的內容通常是負面信息，因此外國記者一接觸中國民眾，就令官方本能地緊張。對本國民眾施壓自然比控制外國記者容易得多，久而久之，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幾乎都不敢接觸外國記者，避之如「瘟神」。即便是教授學者也都聞外國記者的電話而悚然，不敢輕易接受採訪。據一位法國駐京記者稱，中央黨校外事辦甚至規定，該校學者一律不得自行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一位「美國之音」 駐香港的記者告訴我，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不敢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就任何話題所作的採訪，說這是清華大學的規定。
第三，封堵外國電臺、電視臺的音像訊號。1978年以前，境外一切電臺（包括歐美、臺灣、香港的電臺）都被稱為「敵臺」，中國大陸的民眾收聽這些電臺被官方稱為「偷聽敵臺」，那是可以置人以死罪的。改革開發以後，不對「偷聽敵臺」治罪了，但改用強力電波對境外電臺的訊號施行干擾，讓國內聽眾無法正常收聽境外電臺的中文廣播。衛星電視出現以後也被納入封堵範圍。廣播電視部曾下達明文規定，四星級以上賓館和司局級幹部才可以收看境外衛星電視。
第四，國際網際網路出現以後，封堵網際網路成了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日常工作。封堵網際網路的辦法五花八門，其中包括屏蔽境外網站，用關鍵詞過濾在網上傳送的信息，隨意關閉國內的網站，隨意干擾電子郵件通信的自由等。凡是在國外上過網的中國人都有體會，什麼才是真正自由的國際網際網路，因為只有在中國以外才能體會到網際網路提供的自由──什麼網站都可以上去，什麼關鍵詞都會有回應──真是覺得「新舊社會兩重天」。而在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2004年12月21日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過一條新聞：「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名學生因為登錄境外中文網站多次，遭學校網站老師警告。該名被警告的學生表示，他與北大負責網路管理的老師並不相識，但上月，該名老師竟然叫出他的名字，並警告他說，不要以為在網際網路上說甚麼都行，因為學生的一舉一動都在學校監督之下；還明言，他不應該再關心政治，不要因為一時心血來潮而耽誤了前程。該名被警告的學生起初並不為意，繼續登錄境外中文網站。結果，班上的老師直接在課堂上點他的名。上週，他再次登陸境外中文網站，翌日，他被叫到學校教導處，被教導主任嚴重警告，並威脅他說，若再屢教不改，將開除其學籍。有關北京大學監控學生使用網際網路的消息並不罕見。今年九月，北京大學學生討論區『一塌糊塗』，在發布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官員腐敗情況的內部文章後，被校方勒令關閉。此事引起校內老師和學生的關注。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更發表致北大校長的公開信，指責校方的做法。不過，『一塌糊塗』討論區至今仍未解封。」顯然，在中國不僅是職業的網路警察在承擔著封堵網際網路的任務，更可怕的是，每一個網站管理者，哪怕是大學裡負責網站管理的老師，都必須奉命承擔「網路警察」的責任，成為看管和控制他人精神世界的黑手。網路管理者全體成了網路警察，就像新聞從業者全體成了新聞檢查者一樣，是中國特色的體制之產物。
第五，嚴格限制國外書刊在中國的自由流通。首先是在海關設卡，禁止攜帶「敏感」的出版物入關。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初成立時，臺灣幾位新聞傳播學老教授給該院捐贈一批圖書，這批贈書竟然在海關被扣留了大半年之久。同時嚴格限制訂閱國外的報刊。大學圖書館本應是信息蘊藏量最豐富的地方，可是中國各地的圖書館內國外報刊極為有限，許多學校的圖書館裡甚至根本沒有任何國外報刊。即便是北京大學這座中國最好的大學裡，它的圖書館裡訂閱的國外報刊也少得可憐。北大圖書館的期刊閱覽室裡，來自香港、臺灣的刊物只有十來種，可能不足10種，《明報月刊》、《開放》都沒有。
在中國，國外報刊被劃分成中國式的「政治待遇級別」，什麼級別的單位能訂什麼「級別」的境外報刊，均有明確的規定，境外報刊的「級別」越高，國內訂數就越少，其影響範圍也就越小，而個人則禁止訂閱任何國外報刊。1996年，我到《中國文化報》工作，報社閱覽室曾訂有《明報月刊》，但1997年以後卻看不到了。據閱覽室管理員解釋，香港回歸以後准許訂閱《明報月刊》的單位級別提高到部級單位了，《中國文化報》報社只是個司局級單位，因此1997年以後就不能再訂了。據說，是因為《明報月刊》在香港回歸問題上的態度不能令中國當局滿意，所以就提高了它的訂閱級別。
中國大陸大學裡新聞專業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幾乎都沒見過外國大報。2004年上半年，一位法國駐北京的記者告訴我，他訂閱的一些英文報紙看過後可以寄給我一些，這樣北京大學新聞學院的學生們就可以看看那些國際性大報是什麼樣的了。可惜，我只收到過兩次，然後這位法國駐京記者寄給我的報紙就總是被退回，退件的理由是在北京大學新聞學院「查無此人」，然而我在同一地址收到的其他郵件卻從未中斷。顯然外國報紙被退件的真實原因不是北京大學「查無此人」，而是北京大學新聞學院「查無」有資格接觸國外報紙之人。
中國大陸各圖書館負責圖書採購的人士也面臨一系列政治約束。中國知名學者徐友漁最近寫道：「我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圖書館，和國圖、北大圖書館一道被稱為北京社會科學圖書館的三大重鎮，但我幾年來研究西方政治哲學，幾乎全部英文書不能借到，全靠我自己在國外購買。舉兩個例子：羅爾斯的原著，我在本單位一本也沒有借到過，馬克斯．韋伯再經典不過了，現在每個大書店都擺著中譯本，但我院圖書館大半沒有；相反，唐浩明的《曾國藩》，以及許多內地作家的小說，除了內地版，還有港臺版。我們知道，港臺書貴得多，為什麼要這樣使用採購資金呢？[2]」顯然，關於西方思想政治的經典著作，圖書館採購人員是奉命盡量少買，而小說雜書則多多益善，因為在中國大陸圖書館往往不是幫助思想啟蒙的場所，而是引導讀者少關心政治的場所。
國內的出版社翻譯出版外文書籍，都要經過嚴格的意識形態把關。首先是有諸多禁律，例如，有神論的、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反共產主義的、暴露中國真相的書不能翻譯出版。《聖經》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遺產，慈禧太后60大壽那一年她還接受過一本由全國女性信徒募捐特製的作為壽禮的《聖經》，然而過去50多年來中國卻從未出版過《聖經》。中國的出版社即便是翻譯出版嚴謹的西方學術著作，也要在前言裡交代一句，要讀者「有批判地」閱讀云云。例如，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每一本書前面的「出版說明」就專門寫道：「要用正確的分析態度去研讀這些著作，汲取其對我有用的精華，剔除其不合時宜的糟粕…。」
二、中國的信息壁壘之內圈
西方記者往往不理解，為什麼中宣部對新聞機構的控制那麼有效。例如，金正日訪華期間，中宣部規定不許發消息，於是全國沒有一家媒體敢發一個字；金回國後中宣部宣布說，可以發消息了，於是鋪天蓋地般全國的媒體都報導說，金正日前兩天來了。四川發生「漢源事件」時，境外媒體有大量報導，可是中國大陸的媒體卻沒有一家吭聲，對國內的信息封鎖確實做到了滴水不漏。西方記者常常發問，為什麼有時中國的媒體也會發表一些「出格」的報導呢？我的回答是，因為「長官」的手還沒有伸到那「出格」的地方，即便「長官」一手遮天，總還有遺漏之處；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只要是宣傳部明確宣布不許報導之事，就絕不會有媒體加以報導，在這一點上是絕對「令行禁止」的。如果要問中國改革開放這些年來新聞自由的發展程度如何，我想，就中宣部命令的不折不扣的權威性而言，幾乎沒有任何改變，與「文革」時一樣，根本沒有新聞自由。
在國內設置的信息壁壘是與集權體制熔為一體的，置身其中的國人可能都不覺其怪。首先是黨對新聞媒介的全面控制。在人事權方面，媒體的社長和總編都必須是共產黨員，要由各級宣傳部和組織部考察和任命。一旦發生重大新聞或敏感新聞，就按規定通知全國各媒體一律採用「新華社通稿」統一「宣傳口徑」，禁止媒體用自己的記者採寫的新聞稿。這樣的宣傳確實是高效率的，只要通過新華社一家捏造或扭曲新聞，全國媒體就都跟從了。除了日常性控制之外，還有對突發新聞的緊急控制機制。一旦發生負面新聞事件，從警察系統到各行政部門會立即封鎖事件發生地，不讓各地趕來採集新聞的記者們接近現場。據一位法國記者朋友說，四川的「漢源事件」發生時，他以訪友的身份前往當地，結果那裡的武警提著衝鋒槍圍追堵截他，把他在漢源縣公安局扣留了一個晚上。其實，國內的記者遭遇地方政府封鎖消息的經歷是常見的。重慶「萬州事件」、四川「漢源事件」發生時，官方為了封鎖現場信息，甚至採用阻斷電話、手機、手機簡訊等方式構筑信息圍城。
國內信息壁壘的另一個側面表現在出版界。新聞出版署統一掌管每家出版社的出書計畫，通過發放「書號」來限定每家出版社出書的數量。2004年下半年有關部門再次重申，出版社除了必須申領書號外，還必須把擬出版的每本書的書名和大致內容上報新聞出版署，經其審查同意後方可出版。一本書能不能出版，首要的問題是政治上「正確」與否，只要政治上「沒問題」，其內容再骯髒，總能找到出版社；可是，如果書的內容被認為政治上「有問題」，不管其學術含量多高，思想意義多大，也不管作者如何努力，磨破嘴，跑斷腿，出版社都不敢接這種書。而政治上究竟「正確」與否，並沒有事先明定的標準，完全得由出版社編輯根據各自的感覺 「把關」。正因為掌握了這種「把關」權，出版社編輯們經常對作者的書稿按照政治標準任意砍削，我在中國大陸出版了5本言論集，每一本都被出版社編輯刪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
即便作者的書著本身政治上「沒問題」，但只要作者因某篇文章被中宣部「盯上了」，從此被列入「另冊」，他就休想再出書了。筆者的經歷即為一例。2004年初我完成了兩部書稿，一本是《回望農民》，是近年寫的為農民呼籲的言論集，幾乎都在國內報刊上發表過，另一本是關於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湯若望的影視劇本，這兩本書都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天津和上海的兩家出版社也簽了出版合同。可是因為我後來在網上發表了「討伐中宣部」一文，這兩家出版社都毀約了。我另有兩本言論集原定去年出版，也因此「泡湯」了。
國內信息壁壘的另一種形式是對文史檔案嚴格保密，許多歷史真相被有意掩蓋。從各圖書館到各單位的檔案室，對查閱檔案資料的人之身份和資格都有嚴格的要求。如果查閱者不是專業研究人員，就很難獲得查閱有關檔案資料的方便；他如果達不到某一專業職稱的級別，甚至就「享受」不到查閱某一類圖書或檔案資料的權利。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就嚴格限制北京以外來的讀者之查閱範圍，對低學歷的讀者也有許多歧視性條款。
與此同時，國內媒體對史實的報導也受中宣部的嚴格控制，哪些歷史問題不能提，中宣部都有明確要求。學者若要研究這些受限制的題目，就會遇到重重困難，比如無法接觸史料，得不到研究經費，不能出版研究成果等。
學術自由本來是興辦大學的基本前提，可是中國大陸各大學的學術活動（特別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都受到政治的嚴格控制。連學生們自己組織小范圍的學術探討，也要學校的團委、黨委層層審批。如果中國的大學生像美國的學生一樣，自行邀請演講者並組織討論，會被中國大學的校方視為「非法」，學生事後至少會受到指責和批評。
在中國大陸，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科研項目也必須「堅持」政治上「正確」，而且按照政治「重要性」被分成三六九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照例被列為「特級」學術研究項目，研究經費寬裕，一些人就在這些「特級」課題裡煞有介事地編造些似是而非的「學問」，卻頗受青睞，實惠多多。當局就用這樣的「專家學者」誤導公眾，以達到操縱輿論的目的。每有大事發生，官辦媒體會組織這類的「專家學者」發表點評。專家點評本身並無可非議，但媒體卻只許出現中宣部認為「正確」的聲音，其目的無非是封鎖不同的觀點，鉗制受眾的思想。這就是為什麼在許多國內國際的重大問題上中國受眾的表現常常不可理喻的原因，他們為恐怖主義叫好、為「9．11」拍手稱快，是因為長期以來被中國的媒體和「專家學者」們引導著按照中宣部的「韻律」起舞。
這種充當「御用」的「專家學者」正如費希特所抨擊的，他們「既不重視正義，也不重視非正義，既不重視神聖的東西，也不重視瀆神的東西……（他們）喪失了對於正義和非正義的任何理解，……把賢明變成謀取自己利益的狡計，把職責變成他們滿足他們貪婪的手段，……（他們）在屈辱中尋找自己的高尚，在羞恥中尋找自己的光榮，……本來應當成為民族的教師和教養者的人們，淪為甘願敗壞自己的奴隸，本來應當對於自己的時代發出明智和嚴肅的聲音的人們，謹小慎微地聽命於最專斷的愚蠢和最專斷的惡行所發生的聲音……他們喪失了最後一點預感能力。」「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那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3]
【作者說明】 此文系根據筆者2004年12月初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和洛杉磯分校講演的內容擴充而成。
【註釋】 [1]張宏良編，《改變人類命運的八大宣言》，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 [2]徐友漁，「國圖軟體比硬體重要」，《新京報》，2005年1月3日。 [3] [德]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當代中國研究》 [2005年] [第1期(總第88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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