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不一樣的葬禮，不一樣的時代 從孫中山和趙紫陽的葬禮談起

2005-03-30 08:32 孫中山是北洋政府心目中的「敵人」，死後仍然得以享受國葬的榮譽，三十萬普通民眾能夠自由地參加其葬禮，各大報刊能夠詳盡報導其逝世的消息及葬禮的安排。中共政權對於其前任政府首腦和黨魁趙紫陽，即便去世也要給予最後的羞辱，不允許其生前同事和部下自由去弔唁，還明令不准將遺體告別儀式的「入場券」發給大學師生、上訪民眾、基督徒等「敏感人群」。不同的葬禮，背後折射出不同的時代特色及不同的政治制度。孰優孰劣，簡單作一對比即可知曉。

民國元老、教育家馬敘倫在回憶錄《我在六十歲以前》中寫到了當年孫中山在北京的葬禮。當時，孫中山到北京與段祺瑞政府談判，希望能夠達成南北統一、恢復約法的理想。雖已下野多年，活動區域也多限於廣東及上海租界，但孫中山在國民心日中的地位決非段祺瑞輩掌握實權者所能企及，當年的形勢正如馬氏所描述的那樣：「孫中山先生扶病來到北京，北京的青年，沒有剩了一個，都湧到東車站，要見孫先生的顏色，市民也瘋狂似的擠在正陽門前，路也不易通過。」馬氏時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還兼任了一個國務員的身份，便和內務總長龔心湛等人到孫中山專列停車的地方恭候。車到了，馬氏上車去看望孫中山，「我在頭等車臥室裡找到了孫先生，看他滿面病容，著實感動，他是為什麼？」

北洋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
孫中山在北京並未完成其政治理想，很快身體狀況便急劇惡化。如果孫中山不死，南北和談達成，則民國的歷史會是另一種寫法。然而，死神沒有給孫中山留下時間，也沒有給中國政治制度的和平轉型留下時間。孫中山在北京突然去世，其葬禮對北洋政府來說是一個難題。北洋政府非常擔心孫中山的葬禮成為國民黨在北方收拾民心的絕好機會，卻也不得不為之操辦喪事。馬敘倫是這一歷史事件的冷靜觀察者：「十二日有國務會議的例會，我正要看段祺瑞的態度，到了段宅。那時，國務會議都在他的家裡開的。曉得國務會議為了孫先生過世，停開一次，這是前清『輟朝』的例子。看見大家都在段祺瑞書房裡，我也走了進去。……段祺瑞拿出他做好送孫先生的輓聯來，叫大家推敲，特別對李思浩說：『讚侯，你是進士出身，你斟酌斟酌。』李思浩自沒說話，也就商量到孫先生『飾終典禮』，不過『照大總統在職病故例治喪』，派內務次長王耒辦理。」孫中山的葬禮一天都沒有拖延。軍閥們還是有這種最基本的智力：葬禮拖得越久，就對自己越不利。孫中山的遺體定於第二日下午二時入殮，段祺瑞原說要來送殮的，臨時卻說腳痛不來了，馬氏的推測大致是可靠的：「他是害怕革命黨和成千上萬的青年。」果然，首都有三十萬國民自發為孫中山送葬，其靈柩移往西山碧雲寺時，人群從中山公園一直延伸到碧雲寺。葬禮之後，段祺瑞最害怕的情況發生了：雖然官方盡量遷就民間的輿論，但是段政府的聲望還是跌到了谷底。

對於北洋政府來說，孫中山是一名被數次通緝的「叛賊」，他以廣州為基地發動了多次「武裝叛亂」，南北雙方慘烈的內戰大多與之有關。但是，北洋政府仍為孫中山舉行了「在職總統」規格的國葬。這固然是因為孫中山是民國的開國元勛，在國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更是因為北洋政府畢竟是一個初具民主憲政模式的政權。

趙紫陽葬禮讓國人心寒
相比之下，此次趙紫陽先生的葬禮卻讓國人倍感心寒和絕望。趙紫陽擔任過兩屆國務院總理並擔任過中共黨魁的高位，死後官方居然連生平簡歷都不予發布，其葬禮亦不允許普通民眾參與。小規模的遺體告別儀式拖了十二天才得以舉行，會場外邊如臨大敵，密佈數千名號稱「維護國家安全」的警察。一個被幽禁至死的老人如何能「危害國家安全」呢？果真如此，這個號稱「太平盛世」的「泱泱大國」是否也太脆弱了呢？一些粗暴的警察毆打那些希望進入禮堂表達哀思的上訪民眾，使得本來相當低調的葬禮成為一次赤裸裸的「國家暴力」展示會。由此可見，這個政權哪裡有什麼「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國」可言，它心胸狹窄、刻薄寡恩，比之北洋政府當局真是大大退化了。

故意顛倒的歷史
民國初年的中國，如今常常被概括為「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人們以為這就是歷史的真相，其實這是一種故意顛倒的歷史表述。學者唐逸在《中國問題與中國思想》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民國初期的憲政民主實驗，雖屬幼稚，困於軍閥和腐敗，但畢竟是中國歷史自發走上的正確道路。……我們今天之看不清民國政治的先進性質、只知道那是軍閥混戰、腐敗無能，是由於北伐以後先後建立的兩套權力話語徹底改寫了這段歷史，否定憲政民主，為獨裁或極權設定合理性。醜化民國的目的其實是醜化憲政民主。」民初的歷史遭到了國共兩黨共同的改寫。尤其是中共建政之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一直在教育和宣傳領域不遺餘力地對其進行「妖魔化」。實際上，民初的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皆蒸蒸日上，彼時的中國如逢春之病樹，呈現出勃勃生機。在政治上而言，「軍閥政權」並不足以全面概括民國政府，如唐逸所論：「民國政府不等於軍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國，乃是民意選擇的政府，其政體是多黨議會憲政。有識之士參加這個政府，如黃興、蔡元培、梁啟超、顏惠慶諸人，是為憲政民主、收回主權、復興祖國而工作，不是為軍閥工作。當時的社會輿論和思潮皆以憲政民主為中國的希望。」在經濟上而言，當時的經濟增長，不僅超過了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國民黨政權統治時期的「黃金十年」，也超過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深為中共當局自誇的「經濟奇蹟」。有詳盡的資料顯示：從辛亥至北伐，中國工業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八至九，發展之速，令人瞠日。而貢獻出這一增長率的，多為民營企業、自由經濟。在此背景下，公民空間逐漸擴大，公民社會初具雛形，如唐逸所論：「自由企業，公民社會，空前茁壯。晏陽初於一九二O年開始的農村調查，一九二三年在京成立的中華平民教育總會，僅為一例。各地商會、工會、同業公會、學生自治會、專業學會、研究會等民間組織，遍地出現，如雨後春筍。一切結社、報刊、出版、成立公司或政黨，無須政府審查批准。地方自治，盛況空前。」

兩個時代，優劣分明
因此，彼一時代，政府在相當程度上遵從民意，孫中山這一段祺瑞心目中的「敵人」，死後仍然能夠得以享受國葬的榮譽，三十萬普通民眾能夠自由地參加其葬禮，各大報刊能夠詳盡報導其逝世的消息及葬禮的安排。在得知段祺瑞在葬禮上缺席的消息之後，民眾甚至能憤而砸毀段祺瑞政府的「善後會議牌匾」。而此一時代，中共政權卻罔顧民意乃至強姦民意，對於趙紫陽這個不遵守中共以殺戮為最終解決手段的遊戲規則的前任政府首腦和黨魁，即便去世也要予其最後的羞辱，強調其反對屠殺民眾即是「犯有嚴重錯誤」。官方不僅不允許其生前的同事和部下自由去弔唁，還明令不准將遺體告別儀式的「入場券」發給大學師生、上訪民眾、基督徒等「敏感人群」。在中共內部傳達的所謂「不准參加趙紫陽追悼會的十三人名單」中，年紀最大的是已經八十六歲的胡績偉老人，年紀最小的正是剛剛三十出頭的筆者本人。由此可見，彼一時代，政府尚有「君子之腹」，此一時代，政府僅存「小人之心」。

不同的葬禮，背後折射出不同的時代特色及不同的政治制度。孰優孰劣，孰「先進」孰「落後」，只需簡單作一對比即可知曉：彼一時代，政府僅能控制部分公民生活，尚有許多領域是政府「鞭長莫及」的，如報館、商會、大學等，均以獨立的身份發唁電、發宣言；此一時代，政府控制所有的社會生活領域，將權力延伸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媒體、企業、大學等都仰其鼻息，故而對趙的逝世只能「萬馬齊暗」。彼一時代，多元文化、多元價值共同存在，新聞出版和宗教信仰相對自由，傳統社會的溫情尚有保留，此一時代，罷黜百家、獨尊毛術，官方壟斷意識形態的闡釋權，官員帶頭破壞社會的倫理底線。彼一時代，被目為「軍閥」的國家元首，多兼有文人習氣，如大總統徐世昌乃是前清進士，臨時執政的段祺瑞亦是飽讀詩書的秀才。因此，徐世昌方能屈尊向五四學生低頭，段祺瑞亦在其侍衛開槍擊殺十餘名學生之後向國民道歉並承諾由司法機構進行獨立調查。而此一時代，最高決策者皆是在閉關鎖國的毛澤東時代完成其大學教育，並形成其基本的價值立場。「政治輔導員」的出身，使他們除了僵化的意識形態之外一無所有，甚至連工程師的技能也不具備。封閉的視野、畸形的教育和險惡的官場鬥爭，使得此一時代的領袖們只能較量誰更「左」、誰更殘酷、誰更熟於權謀厚黑學，哪裡會有一分同情與寬容？他們不懂得妥協的道理，也不會有向民眾道歉的雅量。政治對於他們來說，就是鬥爭哲學和暴力信條。因此，他們仍然把死去的趙紫陽看作危險的「敵人」──所有可能對他們的面子和實權造成威脅的人都是「敵人」。在此意義上，所有渴望成為公民、享有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的中國人，也都是他們的「敵人」。

思考此一時代的絕佳視角
孫中山和趙紫陽都將在歷史上享有各自的地位。今天當政的袞袞諸公，活人給死人嚇倒，可見其心胸遠不及段祺瑞寬闊。那些剝奪趙先生自由的人，歷史終將把他們跟「恥辱」這個詞語聯繫在一起，那些企圖藉此次葬禮再次羞辱趙先生的人，最後羞辱的只是他們自己。導演這一醜劇的人，讓我有了一次觀察和思考此一時代的絕佳視角。

對於趙紫陽先生來說，葬禮早已不重要了，我謹以以下的詩句來表達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你選擇了苦難，而非罪孽，你的離開是如此平靜，你的離開讓你重獲自由。

你早已原諒了世人的健忘，以及世態的炎涼。所有的選擇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空空如也的廣場，空空如也的帝國，空空如也的記憶，而你的告別喚醒了歷
史。

你不需要隆重的葬禮，以及官方字斟句酌的悼詞，你惟一的需要便是此刻的寧靜。

你與約伯一樣，以無罪受難來獲得榮耀。你如那棵主目青的大樹，靜靜地長在溪水邊。

在塵土與爐灰中，你望見了通向故鄉的道路。故鄉在千山萬水外，而回去是必需的。

今天早上，一切都已經結束，一切卻尚未結束。你淡淡地微笑著，與未來相擁而眠。

二OO五年二月六日，四川成都

(爭鳴)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