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在脖子上的歷史：細節的真實往往大於歷史的真實

　　我們脖子上掛著的物件的變遷就已在暗示著流年似水。小時候，我們一幫子小孩，脖子上挂的都是鑰匙，家中大門的鑰匙，普遍父母工作繁忙無暇顧及我們，於是乎，在那個年代，我們有了難得的獨立與自由。那串鑰匙在我看來，不僅是開啟家中大門的鑰匙，更是我們通向自由的鑰匙，我們竟能自由支配我們的時間了！放學後可以玩很久，尤其是假期中更是如此，不必擔心那關閉的大門，於是乎我們孩童時的天性在小區內外，池塘江河，郊外山野，夏日樹林、藍天白雲，清風驕陽，黃昏晚霞中任意馳騁。沒有壓力，沒有所謂成長的期望與目標，只有玩樂。兒時的我們都已成人，都獨立地 立於世上。但是對生活的種種壓力，被迫妥協，反而沒有了自由，自由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最大奢侈品，真懷念兒時的年代。自由純真時代！

　　進入學校後，所有的我們脖子上都捆上了紅領巾，彷彿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倘若誰胸前沒有飄揚的紅色，絕對是不合時 宜，缺乏紅色的學生心中也是驚恐不安羞愧萬分的，那時一個政治氣流無孔不入的年代。小學校當然不能倖免，何況我們是偉大紅色政權的接班者。在我們幼小的年齡中便被灌輸的等級與權利觀念，學校有小隊長（一條扛）中隊長（二條扛）大隊長（三條扛）等級分明神采奕奕凌駕於眾人之上，要想自己也加一條扛，唯一的關鍵要聽話。聽，一切能管著你的人的話，幼小的我們在政治上看上去是那麼的成熟，卻又是那麼的幼稚。在政治高壓的時代，那鮮紅的布條真有些宿命的象徵。儘管，當時的我們並不真正明白那意味著什麼。

　　在經歷漫長的學校生活後，我們迫不及待地衝出校門，一頭紮進社會，才猛然發現歷史以飛快的速度進入了重商主義時代，金錢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我們各種各樣的公司，做著各種各樣的變，但共通時，我們在辦公室進進出出。小心地忙碌的時候，掛在胸前的員工名牌正驕傲地翻動著，彷彿明目張膽地告訴世人被這小小名牌捆住的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件件待價而沽的商品，那名牌就是可以交易出賣的標籤。與其說員工名牌使我們有了身份的認同感，不如說在品牌後面我們都是面目模糊，個性消退的大眾化商品，在一個商品認同的時代，面目清晰個性張揚僅僅是又一個短暫的緊俏暢銷商品而已，很快就會被同質化而丟棄在倉庫的角落裡，或者賤價的擺在街邊小攤上，旁邊是震耳欲聾的揮淚清倉，跳樓甩賣的惡俗廣告聲。

　　當「呼機、手機、商務通一個都不能少」的時候，「忽如一夜鈴聲來，千人萬人手機開」時尚的年輕人胸前的手機張揚地搖動著，驕傲地向世人宣布自己已融進入了移動通訊的潮流了。通訊信息技術的容前發展。人們歡呼個性化的黃金時代來臨了，我們可以隨心所欲的溝通交流，超越時空的限制，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如果仔細想想，我們近乎無限自由了，卻陷入無法自由的困境，個性化交流溝通的加深，我們最終驚恐地發現越來越依賴於鍵盤。的紙筆早已榮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埃散發著久遠的歷史氣息。當我們發現我們日益依賴的移動通訊，逐步地被移動、聯通兩大公司把持時，醒悟這只是一個有選擇的個性自由時代。這個時代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悖論：你要想擁有自由，就必須被迫選擇，而被迫選擇卻正意味著你沒有自由。

　　當胸前的手機不動聲急的換成了MP了時，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我們真悄悄地步入一個偷盜時代。偷盜的不是雞零狗碎的小件財物，而是全社會、政府、大公司，公眾正大光明地偷盜著本不屬於自己的權利，而且漸成會使蔚然成風。「竊珠者賊，竊國者諸侯」不幸在我們這個時代變成了現實而且是合理有現實，堅守原則者最終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不合時益的失敗者。翻牆越戶的小賊人人喊打。明目張膽侵吞國家人民利益的公司大益成了改革的英雄。頗具諷刺的是「知識產權」已然是偷盜的代名詞！區別是小賊與大盜而已。在這種示範效應下，每個人都自覺不自覺的墮落成盜賊。為了自己的利益，用違法的手段反對違法！

　　當小小的U盤流行的、與胸前時，大客量的複製時代開始了。我們可以隨心所欲的下載、粘貼、複製組合成我們所希望的一切。在高呼「技術萬歲」的同時。意發現這高呼競是如此的整齊劃一，音調一致，原來內心的情感也是可以複製的。當一切皆能複製，並以標準的面目出現時，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接近大同了，似乎古遠失賢們的理想社會在這個技術時代實現了，但在冷冰光亮的金屬外殼下，精神的靈魂卻不知何時被刪除掉了，不知是圖謀已久還是操作失誤。在技術的強大牽引下，我們社會高度文明發達，文明發達得只剩下令人敬畏－－高新技術了，全世人的克隆技術不僅僅複製了低等的牛羊等動物，更複製了自詡高尚的人類文明社會。只是順便刪除了傳統的、道法、榮譽，複製著奸詐、虛妄、恥辱而且是標準格式。

　　 潮流總是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無法預見的方向朝我們襲來，迅速淹沒一切而又呼嘯著遠去，潮水退去，剩下一片狼籍，慘不忍睹。我們不得不思考了，但願我們還能思考。

天涯雜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