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在意識形態領域採取的一系列收緊政策，實在令全球華人擔憂。去年底，北京開始批判思想、學術領域的「新自由主義」，似乎是當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翻版；今年初，採取了一系列壓制媒體、控制輿論的舉措，最近又給國內一些影響力大的媒體高層施壓；網際網路的輿論空間則備受擠壓，不但信息產業部最近要對所有網站排查、並要求備案，教育部甚至要求將大學的BBS關閉或變成禁止外部訪問，這樣不但會使一大批網站面臨關閉，而且將使中國失去網際網路這個僅有的公共輿論平臺。
對此，當前海外有兩種解讀：一是認為這是胡錦濤上臺後的權宜之策，以應付提拔他上臺的強硬派；另一種看法認為胡錦濤是「六十年代政治指導員」心態，因而更「紅」更「左」。但無論如何，這反映出中共在社會控制與管理上缺乏自信，以越來越強硬僵化的手腕來面對變局。
曾任美國國防部長助理的哈佛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從國家競爭的視野中提出了「軟權力」(soft power)的概念，認為相對於「硬權力」(hard power)而言，軟權力主要來自一些無形的力量資源，包括文化、意識形態、機構和機制等等的優越性，軟權力的獲得主要依賴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美國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就來自於其軟權力的強大。顯然，中國要想在世界上獲得競爭優勢，首先得增強自己的軟權力。
遺憾的是，北京當局意識形態、制度、文化並沒有進步，相反是背離現代文明公認的普世價值，而年初掀起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運動，更是只是確保「硬權力」，因此民眾視所謂「提高執政能力」為「提高鎮壓能力」。周前深圳招聘會上出現的示威事件本可以很簡單處理，卻在政府部門的怠慢中讓事態擴大，最後還是出動防暴警察強力解決。目前各地政府把對付突發群體事件作為當務之急，強化防暴警察編製和訓練，對普通老百姓嚴陣以待。其實，以各種強硬手段封堵社會危機，只能暫時壓制社會矛盾，而社會矛盾有如地下的山火，隨時可能爆發。因此，以「硬權力」來治理社會，決不可能構建和諧的社會。
自中共十六大以來，胡溫新領導人開始意識到化解民怨的緊迫性，把關注民生作為施政重點，但明確的執政理念是在零四年十月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這表明胡溫與中共其他高層對國內社會形勢已經有一個清醒的估計，那就是目前黨內最大的危機在於六千八百萬黨員的信念日趨改變、傳統的教條不能解釋現實的蛻變，執政能力日益薄弱，因此，中共須通過「保持先進性」教育來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而面對黨內思想混亂和地方諸侯的妄為，以及民間對自由、公正的訴求日益強烈，新領導人只會「寧左勿右」。
但這與當代中國強大的社會澎湃力量產生激烈的碰撞和衝突。估計近億的中產階級崛起，中國社會從經濟到文化日趨多元化，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巨變，已非一元化政治所能主導。目前中國網際網路用戶超過九千萬，網路已經成為一個反映民情的公共輿論平臺；手機用戶達到三點三億，每年發出簡訊兩千億條，成為人們交流溝通的重要工具。發達的通訊手段和日益進步的科技把中國人置身於資訊的海洋中，任何封堵手段不但徒勞，反而會激化社會矛盾。此外，中國的基礎建設越來越發達，高速公路總里程超過三萬公里，僅次於美國。無形的通訊網路與有形的基建網路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也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
有人認為，北京強化意識形態控制或與對臺進一步採取軍事行動有關。實現國家統一不但國內民眾普遍支持，也是全球大多數華人的心聲。但如果以攻臺目標作為拖延或迴避政治改革的藉口，轉移國內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對於中共來說，不但意味著孤注一擲，而且有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機。事實上，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提高軟權力才能更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統一者，不僅是領土的統一，更是人心的向背。與香港、臺灣相比，無論是在權力制衡和自由度上，大陸都相去甚遠。北京當局若不能贏得中國大陸十三億人民的心，如何贏得兩千多萬臺灣人民的心？如果拋棄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只能使兩岸支持統一的百姓唱出「其實你不懂我的心」的悲歌。
因此，硬權力作為列寧主義的余緒，已經嚴重脫離目前中國社會的現實。科技的進步、通訊的發達，已經使任何思想控制手段都成為掩耳盜鈴式的笑柄。北京當局如果不提高軟權力的先進性，不但得不到進入世界文明社會的硬通貨，更難以從十三億人民心中贏得政治的硬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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