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記者經歷的西安事變：發出第一條獨家新聞

　　1936年12月，在上海已經可以感到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步伐已進入最後階段。在上海一帶的中國記者中，認為「這次『圍剿』大約花一個月的時間便可收拾乾淨」的觀點佔了壓倒性多數。

　　12月7日，同盟分社的電話響了，是喬輔三打來的電話：「松本先生，我們有一段時間沒見了吧？方便的話，明天星期二，下午到我家的球場來打網球如何？」 喬君是山西人，不僅是孔祥熙的同鄉，而且還是他的心腹和私人秘書。蔣介石經常同張學良一道，在太原以及其他地方同閻錫山見面，一些消息通過閻錫山傳到孔祥熙那裡，也就等於傳到了喬輔三那裡，說不定這次拜訪，能夠打聽到一些最近蔣、張關係緊張的消息。

　　但是跟喬君的見面，並沒有獲得我期望的效果，於是我在第二天給大公報社挂了一個電話。聽說其主筆張季鸞從西安旅行回來了，便想邀他一起吃晚飯。張說：「我剛回來很忙，如果在星期六（12日）則有時間。」「那麼我在文路的新月餐廳等你，請您一定要來。」

　　12月12日6點剛過，我便先一步到了「新月」。不一會兒，張季鸞如約前來，我請他上座，他說了句「那就失敬了」，便大方地坐下，背對著壁龕，隔著一張小桌子與我相視而坐。

　　鵪鶉鍋扑騰騰地冒著熱氣，張先生沒有動筷，而是靜靜地開始抽煙。我單刀直入：「張先生，我聽說蔣介石在10月下旬出發去西北時在南京曾明確宣布，這次一定要在一至三個月的時間內剿討『共匪』。現在已經過去一個半月了，真能如期完成嗎？」我試著把談話引向焦點。

　　果然，張先生將香菸擱在煙灰缸上，直視著我道：「是啊，松本先生，蔣介石下了很大的決心，在洛陽、太原、潼關、西安等地飛來飛去，指揮督戰。若能照計畫的那樣倒是好，但結果如何還很難說啊。蔣介石的心腹部隊胡宗南的第一師現在是進攻的主力，但又讓雜牌軍配合作戰，整理、改編這些雜牌軍也是蔣介石計畫的一部分。但是，在原東北軍以及其他的雜牌軍當中，『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氣氛已越來越濃了啊。」張先生的臉色似乎一下子黯淡了下來。可是他的話已經觸及了我的中心問題，「您在西安見過蔣介石了吧？……」正當我追問之際，扇門突然打開，女侍走了進來。我和張先生互視了一眼，立即中止了談話。

　　「松本先生，是同盟社南京支局的局長打來的急電。」於是我起身對張先生說了聲「失陪一會兒」便下了摟，走到電話處拿起了聽筒。「松本君，我是南京的蘆田英祥。出了件怪事，從今天下午開始，南京和潼關之間的電話聯絡中斷了，蔣院長眼下應該在西安，可能出了什麼事，南京這裡瀰漫著一股相當混亂的氣氛。如果有新的情況，我會電話通知你。」「謝謝你，蘆田君。你到駐南京武官雨宮巽那裡去看看，最好確認一下。」挂了電話，此時我手錶上的指針顯示，時間剛過8點。

　　回到座位上，我把南京支局長蘆田的消息告訴了他：「眼下南京政府方面對蔣委員長的動靜一無所知，張先生，不會是出了什麼變故吧？」「是嗎？」張先生的回答很平靜，但面色沈重，似乎在思考著什麼。好幾分鐘，我一直盯著他的臉，揣摩著他對這則消息的反應。這時女侍又進來了：「還是同盟支局打來的電話。」我起身匆匆說了句「失陪」，便小跑著奔向電話，蘆田君在電話裡告知：「我問過武官了，只是聽說蔣介石昨晚已從潼關抵達西安，但這一消息尚未得到證實。另外，潼關的臨時行營現在跟南京的軍政部以及蔣院長秘書室沒有任何聯繫。」

　　我將這番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張先生。「松本先生，不是我已經知道了什麼，也許發生了什麼非常重大的事情。假如蔣院長今天到了西安，這之後卻與南京沒有聯繫，看來這很奇怪，承蒙您盛情款待，可我也想去瞭解一些情況，請允許我先告辭。」他似乎忘了要答覆我關於跟蔣介石見面的情況，急於離開。看來他也和我一樣，想盡快證實這個不同尋常的消息。

　　回到同盟分社的時候剛過9點，我馬上給次長兼發信部長下條雄三家裡打了個電話，催他趕快到分社來一趟。

　　在下條君到來之前，我思考著要證實這個消息背後的異常事態所應當採取的步驟。

　　我知道蔣方震幾天前剛從德國回來，所以我先給蔣家打了個電話。蔣太太聽了電話，是流暢的日語：「松本先生，好久不見了。我和我先生幾天前剛剛回來，因要向蔣委員長匯報情況，我家先生又到西安去了，昨天或者今天應該到了。有什麼重要的消息嗎？」「噢，我也不太清楚，從今天下午開始，潼關和南京之間就斷了聯繫，可能是出了什麼事情了吧。」「現在我可什麼都不知道啊，你有什麼消息，請給我打電話。」蔣夫人說。

　　「蔣方震在西安，」我自言自語道。給喬輔三家裡打電話，他也不在，沒辦法，只好讓喬夫人接電話。我用英語問：「我有急事要找喬先生，您知道他在哪兒嗎？」「我家先生傍晚的時候到孔（祥熙）公館去了。」

　　我馬上給孔公館打電話，線路忙。過了10分鐘後再打，這次運氣好，一打就通了，而且還是喬君本人接的電話。

　　喬君道：「出事了！重大事件啊！南京給孔部長打來的電話說，今天拂曉，在張學良的指揮下，張學良的部隊和楊虎城的部隊發動兵變，在西安郊外的華清池溫泉監禁了蔣院長。張學良發給孔先生的通電剛剛收到，現在正在看這份通電。」「叛亂的目的、性質是什麼樣的？」「知道了電報的內容，就可以知道了，過30分鐘你再打電話來吧。」說著便挂了電話。

　這時候，下條君趕到了報社，離10點還差幾分鐘。「下條君，大致的情況是，張學良的部隊發動了叛亂，蔣介石被軟禁在華清池溫泉。據說張學良還發來了一封通電。下條君，我們姑且先發回第一道消息。詳情以後再發，先簡單地通報一下。」「明白」。下條君很快起草出了首條消息，我拿來一看，「據中國方面的消息，蔣介石11日去西安郊外的溫泉後便音訊不明，南京正牽掛著蔣氏的安危。」

　　「很好，下條君。如果突然間讓總社的東亞部嚇一跳，他們反而會不相信，還是這樣慢慢來比較好，反正我們這裡的消息多的是。第二條報導就說張學良兵變和蔣介石被監禁，第三條報導就是逮捕監禁的時間和地點了。」因為要發消息，下條君給無線室打了個電話，「讓我先跟二瓶邦雄君說」，說著我便接過了聽筒。因為時間已晚，我想有必要特別拜託二瓶室長對無線室進行總動員，二瓶君知道情況後回答：「松本君，我明白了。我和這裡的所有人都會努力幹的，請你放心。你就不斷地用電話傳消息來吧。我這裡哪怕熬夜也干。」我想跟東京的無線電聯絡就沒有問題了。

　　焦急地等待了30分鐘。我再度給孔公館打電話，喬君似乎正在等我去電聯繫。「喬君，剛才多謝你了。通電已經看完了吧？」「剛剛結束，」喬君說，「大致的內容有如下幾點，停止內戰，改組南京政府，讓各黨各派都能夠參加。釋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保證言論自由，還有其他一些，共八項要求，由此大致可以判斷這次叛亂的目的和性質了吧。」我緊握話筒，深怕聽漏了一個字。喬君非常興奮，有的地方還聽不清他用英語講了什麼。但是多問會顯得失禮，於是最後我確認道： 「也就是說，張學良通電的內容是停止『剿匪』，建立全民一致抗日的政治體制，是嗎？」「對，通電的內容就是剛才說的那樣。」「百忙之中，真的是太謝謝你了！」哢嚓一聲放下電話，我就對下條君說：「大致弄清楚了，全部是可靠消息。我們兩個人分工干吧。」拿起鉛筆，我也開始撰寫發給東京的電報。

　　時鐘顯示已經過了11點半。寫了幾封電報，用電話告訴無線室。每寫完一封，就用電話通知他們，忙得不亦樂乎。我撥通了大公報社，簡要地告知了張季鸞這則消息，他說：「跟我這裡獲得的消息基本一致，這是把蔣介石的身家性命和停止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擺放在了天平的兩端了啊，事態非常嚴重。這幾天將決定國家未來的命運。」被他這麼一說，我越發感到事態的嚴重性，同時也認為這需要花幾天時間來交涉。

　　一旦意識到發生了重大事件，當記者的職業特性就會馬上冒出來：「下條君，這對同盟社上海分社來說，也是一大獨家新聞啊。」「那當然，今天晚上朝日支局的那些人都跑到『藍鳥』跳舞去了。」話還沒說完，下條君就一溜煙跑出了房間，大約10分鐘後他跑回來說：「剛才我到一樓去了。聽說今天晚上9點鐘左右，南京政府給大北電信公司以及其他外國海底電纜公司的電報收發室下了一道重要的命令，禁止向海外發報。這樣一來，哪怕是外國特派員知道了這個消息，也沒法發出電報了。」「照這麼說，看來我們這就是世界性的獨家新聞了。」兩人不禁笑了起來。

　　大約1點30分，蘆田君又來電話，說13日凌晨1時，外交部發表公告，稱西安發生事變，蔣院長在陝西為張學良叛亂部隊所拘禁。我把這個消息向東京發報，然後向無線電室的二瓶君致謝，2點左右離開支社回家。

　　13日，像往常一樣9點去報社。記者們都在爭相傳閱昨夜電報的拷貝。到了下午，常務理事兼編輯局長上田碩又發來了電報：「你們的電報刊載在所有的報紙上，陸海軍的公務電報都是抄你們的稿子，感謝你們的努力。上田。」

　　這時，《紐約時報》的特派員哈雷特．阿班忽然來了，說：「松本，祝賀你。有點事想拜託你。」「謝謝。有什麼事？」「自昨晚以來，大北電信的國外電報收發被禁止了。我帶來兩三行英文電稿，『昨天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監禁』，能不能請你們發往東京（同盟總社），再從東京發往紐約，請幫個忙。」「這事簡單。我答應你。我負責把你的電報準確地翻譯成日語，然後從上海發往東京，我再請同盟總社外信部把它翻譯成英語，作為你的電報交給《紐約時報》東京特派員修．拜伊斯。」「這樣行，只要能把事實告訴紐約總部就可以了。」哈雷特連聲道謝，高興地回去了。

　　然而，發報室的二瓶君卻表示拒絕：「我不能發其他報社的電報。」於是我直接打電話給二瓶君：「這些年來總社的岩永、吉野和《紐約時報》的東京特派員關係很好，從日美關係來看，我覺得給阿班提供方便是應該的，岩永、吉野肯定也會高興的。拜託了。」「既然是這樣的話，那也可以，我幫這個忙。」

　　《紐約時報》表面上很客氣，但內心裏總有點看不起同盟。他們知道同盟私下和無線聯絡，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才低聲下氣地來求同盟支社。既然求上門來，不計恩怨，慷慨助人，這種感覺是美好的。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