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趙逝世的處理看中共如何應對內部爭議和危機

●人道、厚道、與政治標準

對這次趙紫陽去世的處理，從政府的態度和處理上講，至少有兩個可以評判的角度。一是政治的，二是人道的。從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不能造成動亂的後果，不能在六四評價上開再評價的口子，不能失去對整個事件的控制和主導，而且要把事件的影響限制到最小的程度，那最後的處理方式包括低調和嚴格限制的追悼儀式，超乎尋常的警力佈置，嚴厲的媒體禁口，精心起草但其實是自說自話的官方評價，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應該說是幫助政府達到了其政治目的，雖然也付出了相當的社會代價，比如對胡溫「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新執政理念的負面衝擊。但是要是從人道的角度講，主要是從基本的人道觀念上看、政府這樣對待趙紫陽這樣一個對中共和中國政府來說都曾經至關重要而且在改革開放階段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前領導人物的態度上看，至少是太不厚到了。換句話說，如果從政府的角度看其處理在政治上也許可以理解，但從常人百姓的人道角度看政府的做法則大大不及格。連封建皇帝都知道要「善待子民」，中共難道不該在最後的時刻善待自己曾經是第一把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同志」嗎？動用便衣軍警等代表強制暴力手段的方式來限制一個對逝世領導人的悼念活動，無論如何都是太過分了。就是在中共黨史上這樣的行為也可以說是屈指可數，結果如何，以歷史為鑒，答案還不明顯？

就中國的社會傳統說，人們都知道「人死為大」的說法，就連什麼江湖上的恩怨情仇，人一死都應了斷。而政治上的爭議與孰是孰非原本就是個難事，在死人的葬禮上搞政治名堂根本無必要。還不如就好好給故人送上最後一程，給親屬友人一些可能的安慰。再說就中共過去十五年來實際上違反黨紀國法軟禁趙紫陽的事實來看，這樣一位「犯過錯誤」的前最高領導人就這樣在「圈禁」中無聲無息的死去，他付的代價還不夠大嗎？可政府抱定了不能再出現「用死人壓活人」的情況，於是一切都以政治要求出發，人情可以不通，但政治行為的正確性不能受到損害。從政府的處理上看，不但不承認趙紫陽過去的政治地位和貢獻，在最後發的新華社通稿上根本不提趙紫陽曾經所任職務，真是一種自己騙自己的虛無主義態度。這還不算，還要在最後的官方評價上加上一句「犯過嚴重錯誤」的銖心之論，也許是為了重申六四鎮壓的正確吧，但對中共現領導來說這樣的宣示就真這麼重要，如果不是心虛，為什麼非要在悼詞裡寫上？於己於人，都讓人感到一種寒心的悲哀。相形之下，現領導人似乎連毛澤東圈掉陳毅悼詞上「有功有過」的那點也許是一種虛偽的雅量都沒有。這一切也不得不讓人感嘆中國政治頭面人物在胸襟氣度和政治智慧上在過去二十幾年中的進步真是乏善足陳，也許「特殊材料」做成的政治領導人政治上黨性仍然很強，但在常人的人性道德上好像沒多少長進，繼續那種經常出現的生硬的扭曲表現。

●如何面對執政黨內部的不同聲音和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其實這次的事件處理還反映了更深一層的問題：中共應該如何面對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和執政黨內部的不同聲音。中國社會現在各階層、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多元化的意見也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必須要正確面對這一事實。其實中共早已經從一個自稱代表工農利益的革命政黨演變成為一個主要代表精英利益的管理性質的政黨，面對社會現實，經常的自我調整是非常必要的。自我調整中重要的一項就是面對無論黨內還是中國社會上多元化的聲音是必須要待以平常心。

其實就中共的傳統而言，民主集中制包括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但也包括少數人保存自己觀點的條款。趙紫陽不同意對學生運動使用鎮壓的暴力手段，但他為保持自己的觀點而辭職了，其行為並沒有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後來深入的黨內調查也沒有發現趙有任何所謂的「分裂」黨的行為，之後對趙十幾年的軟禁實際上不但是不人道的而且無論於黨紀還是國法都說不過去。繼續這種行為顯然對於胡溫所強調的「依法治國」多有矛盾。同時，現在黨內派別和不同意見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從趙紫陽喪禮的處理看，中共領導人並沒有找到一種對類似事件的處理的新方式，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對付社會上的多元意見，只是簡單的運用陳舊的強制性的手段來統一看法和保持表面團結。這樣得到的統一的假象其實會讓領導人無論是對社會現實還是對自己的能力都做出錯誤的判斷。同時也堵塞了意見的正常渠道，根本上影響了決策的合理性和政策的合法性。而且從政府動用警力處理此類事件的實際運作情況看，暴力手段自身的特性決定其運用非常容易超出正常可控的範圍，「兵乃凶器，不可擅用」，如果政府習慣於運用暴力強制手段處理事情，總有一天會燒到自己，此事不可不戒。從另外一方面說，中國社會近年來累積起來的可能導致危機的問題實在太多，政府如果連這樣主要是單純政治性而非牽帶複雜的社會問題都處理不好的話，對其他更棘手的危機問題的應付就更令人擔心了。

●從危機處理方式看中共管理模式和執政能力

當然，說到最後，從政府的角度看，這次的處理也許可以自認成功，至少是有驚無險，從表面上看也沒有導致更嚴重的社會波動和政治對立。從政治動員的成效角度說，中共傳統方式的組織能力、對黨內的強迫控制能力仍然很強。比如從非官方媒體的報導，特別是網路媒體的報導來看，所有直接或間接表達出對政府不同意見的黨內人物，莫不是已經退休離休的政治人物，而仍在位的政治人物無不以政府官方口徑為準，幾乎沒人敢越雷池一步。新聞媒介也是一樣，好像這麼大的事情在中國都沒發生一樣，輿論界的集體沉默雖然也許是一種不得已為之的醜陋，但這樣龐大的輿論管制也說明政府掌控的行政資源和暴力資源仍然非常可觀，雖然動用起這些資源起來代價昂貴。但這也同樣說明瞭政府的管理方式還是非常傳統的集權和粗放式的，就面對的日益複雜多元化的社會來說存在著嚴重問題。這裡至少有幾點啟示：第一，政府對自己還是缺少自信，只能動用行政資源和強制手段來對事件進行控制，而不能清楚評估社會反應，更不知道如何對事件進行有效的引導，也無法建立一個「有理、有利、有節」的至少可以自圓其說的適當立場，所以動不動就風聲鶴唳地把事情弄成對立性質的狀況。其實誰都知道那種「萬馬齊喑」或「眾口一詞」的情況並不表明黨內或政府內團結、意見一致，只不過是強制下噤聲造成的假象而已。第二，政府整個的處理方式，給人一種決策當局對社會管理僅限於操作層次的思考，典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態度，既沒有對事物的高瞻遠矚的長遠觀念，也無任何道德話語的高地可以構建。所以政府的表現即沒有反映出執政黨對自己對危機處理能力的信心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能令人稱許的政治智慧。實際上這種對問題的秘密的、強制的、硬性的處理方式與中共在管理中國這樣一個在飛速發展中的大國的執政地位極不相稱。

總之，這次對趙紫陽逝世一事的處理，對中國的國際形象負面影響甚大，從海外的反應看，幾乎沒有任何正面的評價。其實從多次中國對外事務的處理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和其領導人許多時間、場合都缺少一種與中國國家地位相符的「大國風度」，而且這種風度在無論對內對外的場合都應該是一致的。對內應該寬厚包容，有制有度，對外應該以柔性諧和為主，果敢剛性為輔。對內來說，掌握巨大國家機器的政府居然對各種形式的新聞媒體仍然都談虎色變的放不開，顯示出嚴重的缺乏執政信心。對外來說，其實對國家利益的維護是任何國家領導人的責任，但這種維護國家利益的表現應該是進退有據、軟硬適當、既自信又虛心、既從容又堅決，用中國古訓說就是：用大智慧虛懷若谷而棄小聰明必不錙銖必較；而在國際事務上應該即知道如何兼濟天下也明瞭何時該獨善其身。什麼時候中國領導人在內政外交上都能拿捏到這個分寸了，也許中國才有希望。遺憾的是，從趙紫陽逝世事件的處理來看，中國離現代政治的基本標準還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