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一書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回憶了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陳丕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親身經歷，講述了「文化大革命」如何在上海醞釀、發端，上海「一月奪權」的前後，本人被「打倒」囚禁八年，以及後來被「解放」調離上海的詳細經過。這些材料為研究黨史，特別是文革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現摘編其中關於文革初期的「《解放日報》事件」的章節，以饗讀者。
亂得好，還要亂下去，上海必須大亂」
談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在北京寫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之後,又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的「四人幫」陰謀集團的女干將聶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沒有一件不和她連在一起。江青於1966年10月下旬找聶元梓密談，要她帶一幫人馬到上海去支持、鼓動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奪上海的權。聶元梓立即行動，於11月初竄到了上海。到處煽陰風點鬼火，說什麼「上海必須大亂」，「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聽到這消息後感到異常憤怒：一個異地的普通黨員，不經任何授權，不顧客觀事實，可以明目張膽、信口雌黃地指責一個全國最大工業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無忌憚地煽動群眾，要「大亂上海」，這還有王法，還有半點黨的組織原則嗎？於是我立即對上海市委辦公廳的同志說：「我看聶元梓不像是一個共產黨員。你們要組織上海各報刊針對聶的胡言亂語進行反擊，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學成就』的消息，以此來駁斥聶元梓。」
這可惹火了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她對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聶元梓與原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徐景賢進行了密談。聶元梓向徐景賢交了「底」，說她來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賢立刻心領神會。他心裏十分清楚聶元梓的身後站著什麼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團長聶元梓、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滬的紅衛兵一萬多人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煽動群眾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聶元梓和蒯大富殺氣騰騰地在會上輪流發言，說「上海市委執行了一條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幾次亂，沒有真正亂起來，這次我們來上海，上海是亂起來了」，「亂得好，還要亂下去，上海必須大亂」。聶元梓在台上帶頭喊口號：「打倒上海市委！」
就是這樣一個會，他們竟然在會後要求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給予報導。這自然遭到報社的拒絕。
於是，紅衛兵便在他們的《紅衛戰報》上作了報導，並配發了一篇題為《〈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的文章。文章說：「《解放日報》貫徹執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條又粗又黑又長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此，《解放日報》散毒到哪裡，革命的《紅衛戰報》就消毒到哪裡。」
27日，「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代表到上海市郵電局報刊發行處，要求將28日即將印出的第九期《紅衛戰報》(該報系「紅革會」與「紅衛兵上海司令部」合辦的小報)與當天的《解放日報》一起發行。天下還有這樣不講理的事，你罵了人家，還要人家說好。要把罵《解放日報》的文章和《解放日報》合在一起發行，這理所當然地遭到《解放日報》和報刊發行處的拒絕。
這下子，紅衛兵被激怒了！
11月30日凌晨，「紅革會」的紅衛兵們衝到解放日報社，和報社負責人談判，提出三項要求：
一、《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內一起發行，版面要與《解放日報》一樣大小；
二、《解放日報》必須全文刊登《〈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一文；
三、把市委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以及市委對報社的指示告訴「紅革會」。
對如此無理的要求，報社當然又拒絕了。
那個年代，正是紅衛兵權力最鼎盛的年代，又是無法無天的年代。紅衛兵的要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那還了得？「紅革會」一聲令下，發出勒令：「勒令《解放日報》停止發行！」「現在矛盾的性質變了！」
持續九天九夜圍攻解放日報社
「紅革會」的勒令，立即得到「工總司」的支持。於是，持續九天九夜圍攻解放日報社的事件開始了。
當時擔任《解放日報》副總編的王樹人同志後來同我談到當時的一些情況：
紅衛兵和報社領導展開「推磨」式的談判，從夜裡一直磨到天亮。王樹人對紅衛兵們說：「你們這種說法不通啊！是郵局不讓你們發行，並不是報社不讓你們發行。好比吵架，你們同姓王的吵架，怎麼能封姓李的門呢？」
紅衛兵看「文」的不行，就來「武」的。他們糾集了三百多個紅衛兵和五千多個「工總司」造反隊員衝進了報社，佔領了辦公樓，走廊裡到處是人，擠得水泄不通，廁所滿地都是大小便。報社鐵門外是人山人海的群眾，絕大多數群眾對這些「工總司」和紅衛兵蠻橫無理的做法很是不滿和反感。但那時紅衛兵權傾一時，不好得罪。於是許多群眾便以要看《解放日報》為由同紅衛兵說理。他們喊著「我們要看《解放日報》」，要求紅衛兵撤出報社。「工總司」的頭頭則爬到攝影部窗邊和門口，大喊門外的群眾是「政治扒手」、「右傾勢力」，用竹竿、木棒、自來水管毆打驅趕圍觀群眾。「紅革會」的人則在頭上灑上紅墨水，偽裝成受傷的樣子，製造所謂「流血事件」。
報社領導真是如坐針氈，幾天幾夜沒有睡覺，身心疲憊到極點。但個人累死事小，出現群眾鬥群眾的事件可就罪莫大焉了！當時有一個說法：哪裡出現群眾鬥群眾，哪裡就一定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在背後操縱。
報社領導一方面要不分晝夜和造反派「談判」、週旋，一方面要調停門內門外兩派群眾的矛盾，同時還要為佔領報社的造反派弄麵包。年輕些的同志還頂得住，年紀大點的就頂不住了。韓哲一同志累得暈倒了，前門出不去，只好把報社後面的牆打了個洞把韓哲一同志抬了出去。
報社的同志緊張，市委的壓力更大。在當時情況下，任何一件小事處置不當，都會造成造反派搞垮市委的導火索，何況這樣大的事件呢？曹荻秋打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我當即表態支持曹荻秋、韓哲一他們在一線處理的意見，並再一次表示不能同意「紅革會」的做法，要做工作，並讓曹荻秋同志立即打電話請示陶鑄同志。曹立即給陶鑄同志打電話，談瞭解放日報社發生的情況，請中央火速作指示。陶鑄同志作了四點指示：一、群眾組織的報紙和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不能夾在一起發行；二、對紅衛兵衝擊，要說服，這是原則問題；三、可以分開發行；四、造反派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條」的規定，不能在報上亂點名。造反派們見陶鑄同志有電話來，也擁到報社總機室，要打電話給陶鑄同志，要他撤回四點指示，真是亂成一團。
聶元梓又在幕後活動了。她把一些心腹從報社叫出來，告訴他們：「不要從解放日報輕易撤出來，要堅持到市委垮臺為止。」並向他們交底說：「《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許多組織打電報給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態。中央文革沒有表態，就是支持我們！」聶元梓的這番話泄露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中央文革的險惡用心。他們就是要把全國搞亂，以便亂中奪權。
「紅革會」和「工總司」的人越聚越多，事態越鬧越大。經過長達兩天兩夜的艱苦「談判」和連續幾天幾夜的連軸轉，迫於多方壓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兩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簽字同意「紅革會」的三項決定和「工總司」的四項要求。
三項決定和四項要求的主要內容是：一、《紅衛戰報》第九期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發到每個訂戶；二、責成解放日報社黨委交出「文化大革命」
中的「黑材料」；三、責成解放日報社黨委公開檢查和交代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四、《解放日報》事件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由上海市委承擔。
只要看看「決定」、「要求」這些詞的用法，聽聽「責成」這種口氣，就可以知道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造反派是何等的氣焰囂張，而市委是何等的被動屈辱。簽字後，王洪文帶著他的人馬得意洋洋地撤離報社。
12月10日，曹荻秋同志也被迫簽字，為了不擴大事態，不得不違心地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
12月14日，又一個主角姚文元出場了。他興奮地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表示支持「紅革會」和「工總司」的「革命行動」，誇他們「大方向是正確的」。
聽說市委簽字同意了造反派的要求，報社上上下下一片哭聲，他們實在不能服氣！王洪文等人卻揚眉吐氣，聲稱「又打了一場大勝仗」，「市委舉起了白旗」。
「《解放日報》事件」將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離瓦解指日可待了。
第一次作為群眾批鬥對象站在了群眾的面前
在這期間，12月12日晚，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下令寫作班子立即舉旗造反，並向徐景賢透露說，他和張春橋不久之後要回上海，要踢開上海市委，要寫作班子作好當他們工作班子的準備。
徐景賢接到電話後，如獲至寶。12月13日下午，就立即召開寫作班子全體會議。徐景賢向到會的人傳達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決定寫作班子一致起來，全體造上海市委的反。他們把這叫做「後院起火」、「心臟開花」。
12月18日下午兩點，以市委寫作班子為首聯合了市直機關四個單位的造反派，在「紅革會」、「工總司」的參與下，在市文化廣場召開了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場上有兩三千名紅衛兵維持秩序。大會由寫作班子黨支部副書記郭人傑主持。我、曹荻秋、魏文伯等上海市委領導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個部局級領導，都被揪到會場接受批判，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常溪萍、市委書記處書記楊西光被作為「反黨分子」押上了主席臺成為重點批鬥對象。
這是我第一次作為群眾批鬥的對象站在了群眾的面前。文化廣場是市裡過去經常開大會的地方，這主席臺是我經常作報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為批鬥對象站在了這裡。自參加革命以來，在黨組織的關心下，我似乎沒經歷過什麼明顯的「逆境」，一直是處在「順境」之中，沒想到今天竟會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難以言表，非親身經歷過，是無法感受到的。我不由得又環顧了一下主席臺周圍貼的標語口號。
「炮打上海市委！」
「火燒陳丕顯！」
「揪出曹荻秋！」
「打倒楊西光！」
「砸爛常溪萍！」後來我才知道，這組口號是徐景賢和聶元梓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商定寫的，「火燒」、「揪出」和「打倒」在程度上是有區別的。這組口號曾多次受到張春橋的表揚，他說：「這個口號很有策略！」他們對市委是「炮打」，對曹荻秋是「揪出」，對我是「火燒」，是因為雖然他們已經開始對我發難，又還假裝對我留有一點餘地，並希望我能明白這個「區別」，按照他們的旨意站出來。對這點，我心裏是明白的，但我怎麼可能按照他們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來還是不站出來，不管我怎麼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運和下場都會是一樣的！因此不管如何風吹浪打，我們都要堅定地站在一起，決不能學習劉建勛、潘復生。
會上，市委寫作班發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聲明》：「上海市委內部一小撮赫魯曉夫式的壞蛋的末日到了！我們－－－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全體工作人員和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徐景賢(丁學雷小組負責人)、朱永嘉(羅思鼎小組負責人)鄭重聲明：我們要造反！」隨即宣告「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這個聯絡站在一段時間裏成為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辦事機構。
徐景賢等人「後院起火」、舉旗造反之後，在廣大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矇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機關部門的一些人紛紛仿效徐景賢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許多造反組織。這股造反風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區、各縣黨政機關，一時間機關內造反組織林立，他們揪鬥單位領導幹部，批判「資反路線」，搜查所謂「黑材料」，衝擊檔案要害部門，「奪權」之聲甚囂塵上。許多機關都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秀才」造反和群眾造反確實不一樣。這些「秀才」原來多是在市委機關的工作人員，進了寫作班子之後又長期接觸市委機關工作，瞭解大量市委機關的核心機密。他們根本無視黨紀國法，把大量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和被歪曲的事實散發到群眾和社會中去，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眼看著黨和國家機關的形象被破壞，名譽被玷污，我們內心十分氣憤。
當天晚上，姚文元就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祝賀寫作班子起來造反，說「你們革命我支持」，「有人造謠說寫作班不是我和春橋領導的，這太可笑了」；並指示說「從十一中全會至中央工作會議之間，市委書記處對待中央的錯誤態度，你們還不知道，要等春橋和我回來，才能揭開」。這是在暗示，他們即將返回上海組織人馬進行奪權了。
亂得好，還要亂下去，上海必須大亂」
談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在北京寫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之後,又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的「四人幫」陰謀集團的女干將聶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沒有一件不和她連在一起。江青於1966年10月下旬找聶元梓密談，要她帶一幫人馬到上海去支持、鼓動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奪上海的權。聶元梓立即行動，於11月初竄到了上海。到處煽陰風點鬼火，說什麼「上海必須大亂」，「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聽到這消息後感到異常憤怒：一個異地的普通黨員，不經任何授權，不顧客觀事實，可以明目張膽、信口雌黃地指責一個全國最大工業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無忌憚地煽動群眾，要「大亂上海」，這還有王法，還有半點黨的組織原則嗎？於是我立即對上海市委辦公廳的同志說：「我看聶元梓不像是一個共產黨員。你們要組織上海各報刊針對聶的胡言亂語進行反擊，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學成就』的消息，以此來駁斥聶元梓。」
這可惹火了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她對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聶元梓與原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徐景賢進行了密談。聶元梓向徐景賢交了「底」，說她來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賢立刻心領神會。他心裏十分清楚聶元梓的身後站著什麼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團長聶元梓、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滬的紅衛兵一萬多人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煽動群眾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聶元梓和蒯大富殺氣騰騰地在會上輪流發言，說「上海市委執行了一條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幾次亂，沒有真正亂起來，這次我們來上海，上海是亂起來了」，「亂得好，還要亂下去，上海必須大亂」。聶元梓在台上帶頭喊口號：「打倒上海市委！」
就是這樣一個會，他們竟然在會後要求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給予報導。這自然遭到報社的拒絕。
於是，紅衛兵便在他們的《紅衛戰報》上作了報導，並配發了一篇題為《〈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的文章。文章說：「《解放日報》貫徹執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條又粗又黑又長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此，《解放日報》散毒到哪裡，革命的《紅衛戰報》就消毒到哪裡。」
27日，「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代表到上海市郵電局報刊發行處，要求將28日即將印出的第九期《紅衛戰報》(該報系「紅革會」與「紅衛兵上海司令部」合辦的小報)與當天的《解放日報》一起發行。天下還有這樣不講理的事，你罵了人家，還要人家說好。要把罵《解放日報》的文章和《解放日報》合在一起發行，這理所當然地遭到《解放日報》和報刊發行處的拒絕。
這下子，紅衛兵被激怒了！
11月30日凌晨，「紅革會」的紅衛兵們衝到解放日報社，和報社負責人談判，提出三項要求：
一、《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內一起發行，版面要與《解放日報》一樣大小；
二、《解放日報》必須全文刊登《〈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一文；
三、把市委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以及市委對報社的指示告訴「紅革會」。
對如此無理的要求，報社當然又拒絕了。
那個年代，正是紅衛兵權力最鼎盛的年代，又是無法無天的年代。紅衛兵的要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那還了得？「紅革會」一聲令下，發出勒令：「勒令《解放日報》停止發行！」「現在矛盾的性質變了！」
持續九天九夜圍攻解放日報社
「紅革會」的勒令，立即得到「工總司」的支持。於是，持續九天九夜圍攻解放日報社的事件開始了。
當時擔任《解放日報》副總編的王樹人同志後來同我談到當時的一些情況：
紅衛兵和報社領導展開「推磨」式的談判，從夜裡一直磨到天亮。王樹人對紅衛兵們說：「你們這種說法不通啊！是郵局不讓你們發行，並不是報社不讓你們發行。好比吵架，你們同姓王的吵架，怎麼能封姓李的門呢？」
紅衛兵看「文」的不行，就來「武」的。他們糾集了三百多個紅衛兵和五千多個「工總司」造反隊員衝進了報社，佔領了辦公樓，走廊裡到處是人，擠得水泄不通，廁所滿地都是大小便。報社鐵門外是人山人海的群眾，絕大多數群眾對這些「工總司」和紅衛兵蠻橫無理的做法很是不滿和反感。但那時紅衛兵權傾一時，不好得罪。於是許多群眾便以要看《解放日報》為由同紅衛兵說理。他們喊著「我們要看《解放日報》」，要求紅衛兵撤出報社。「工總司」的頭頭則爬到攝影部窗邊和門口，大喊門外的群眾是「政治扒手」、「右傾勢力」，用竹竿、木棒、自來水管毆打驅趕圍觀群眾。「紅革會」的人則在頭上灑上紅墨水，偽裝成受傷的樣子，製造所謂「流血事件」。
報社領導真是如坐針氈，幾天幾夜沒有睡覺，身心疲憊到極點。但個人累死事小，出現群眾鬥群眾的事件可就罪莫大焉了！當時有一個說法：哪裡出現群眾鬥群眾，哪裡就一定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在背後操縱。
報社領導一方面要不分晝夜和造反派「談判」、週旋，一方面要調停門內門外兩派群眾的矛盾，同時還要為佔領報社的造反派弄麵包。年輕些的同志還頂得住，年紀大點的就頂不住了。韓哲一同志累得暈倒了，前門出不去，只好把報社後面的牆打了個洞把韓哲一同志抬了出去。
報社的同志緊張，市委的壓力更大。在當時情況下，任何一件小事處置不當，都會造成造反派搞垮市委的導火索，何況這樣大的事件呢？曹荻秋打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我當即表態支持曹荻秋、韓哲一他們在一線處理的意見，並再一次表示不能同意「紅革會」的做法，要做工作，並讓曹荻秋同志立即打電話請示陶鑄同志。曹立即給陶鑄同志打電話，談瞭解放日報社發生的情況，請中央火速作指示。陶鑄同志作了四點指示：一、群眾組織的報紙和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不能夾在一起發行；二、對紅衛兵衝擊，要說服，這是原則問題；三、可以分開發行；四、造反派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條」的規定，不能在報上亂點名。造反派們見陶鑄同志有電話來，也擁到報社總機室，要打電話給陶鑄同志，要他撤回四點指示，真是亂成一團。
聶元梓又在幕後活動了。她把一些心腹從報社叫出來，告訴他們：「不要從解放日報輕易撤出來，要堅持到市委垮臺為止。」並向他們交底說：「《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許多組織打電報給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態。中央文革沒有表態，就是支持我們！」聶元梓的這番話泄露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中央文革的險惡用心。他們就是要把全國搞亂，以便亂中奪權。
「紅革會」和「工總司」的人越聚越多，事態越鬧越大。經過長達兩天兩夜的艱苦「談判」和連續幾天幾夜的連軸轉，迫於多方壓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兩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簽字同意「紅革會」的三項決定和「工總司」的四項要求。
三項決定和四項要求的主要內容是：一、《紅衛戰報》第九期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發到每個訂戶；二、責成解放日報社黨委交出「文化大革命」
中的「黑材料」；三、責成解放日報社黨委公開檢查和交代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四、《解放日報》事件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由上海市委承擔。
只要看看「決定」、「要求」這些詞的用法，聽聽「責成」這種口氣，就可以知道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造反派是何等的氣焰囂張，而市委是何等的被動屈辱。簽字後，王洪文帶著他的人馬得意洋洋地撤離報社。
12月10日，曹荻秋同志也被迫簽字，為了不擴大事態，不得不違心地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
12月14日，又一個主角姚文元出場了。他興奮地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表示支持「紅革會」和「工總司」的「革命行動」，誇他們「大方向是正確的」。
聽說市委簽字同意了造反派的要求，報社上上下下一片哭聲，他們實在不能服氣！王洪文等人卻揚眉吐氣，聲稱「又打了一場大勝仗」，「市委舉起了白旗」。
「《解放日報》事件」將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離瓦解指日可待了。
第一次作為群眾批鬥對象站在了群眾的面前
在這期間，12月12日晚，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下令寫作班子立即舉旗造反，並向徐景賢透露說，他和張春橋不久之後要回上海，要踢開上海市委，要寫作班子作好當他們工作班子的準備。
徐景賢接到電話後，如獲至寶。12月13日下午，就立即召開寫作班子全體會議。徐景賢向到會的人傳達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決定寫作班子一致起來，全體造上海市委的反。他們把這叫做「後院起火」、「心臟開花」。
12月18日下午兩點，以市委寫作班子為首聯合了市直機關四個單位的造反派，在「紅革會」、「工總司」的參與下，在市文化廣場召開了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場上有兩三千名紅衛兵維持秩序。大會由寫作班子黨支部副書記郭人傑主持。我、曹荻秋、魏文伯等上海市委領導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個部局級領導，都被揪到會場接受批判，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常溪萍、市委書記處書記楊西光被作為「反黨分子」押上了主席臺成為重點批鬥對象。
這是我第一次作為群眾批鬥的對象站在了群眾的面前。文化廣場是市裡過去經常開大會的地方，這主席臺是我經常作報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為批鬥對象站在了這裡。自參加革命以來，在黨組織的關心下，我似乎沒經歷過什麼明顯的「逆境」，一直是處在「順境」之中，沒想到今天竟會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難以言表，非親身經歷過，是無法感受到的。我不由得又環顧了一下主席臺周圍貼的標語口號。
「炮打上海市委！」
「火燒陳丕顯！」
「揪出曹荻秋！」
「打倒楊西光！」
「砸爛常溪萍！」後來我才知道，這組口號是徐景賢和聶元梓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商定寫的，「火燒」、「揪出」和「打倒」在程度上是有區別的。這組口號曾多次受到張春橋的表揚，他說：「這個口號很有策略！」他們對市委是「炮打」，對曹荻秋是「揪出」，對我是「火燒」，是因為雖然他們已經開始對我發難，又還假裝對我留有一點餘地，並希望我能明白這個「區別」，按照他們的旨意站出來。對這點，我心裏是明白的，但我怎麼可能按照他們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來還是不站出來，不管我怎麼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運和下場都會是一樣的！因此不管如何風吹浪打，我們都要堅定地站在一起，決不能學習劉建勛、潘復生。
會上，市委寫作班發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聲明》：「上海市委內部一小撮赫魯曉夫式的壞蛋的末日到了！我們－－－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全體工作人員和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徐景賢(丁學雷小組負責人)、朱永嘉(羅思鼎小組負責人)鄭重聲明：我們要造反！」隨即宣告「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這個聯絡站在一段時間裏成為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辦事機構。
徐景賢等人「後院起火」、舉旗造反之後，在廣大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矇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機關部門的一些人紛紛仿效徐景賢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許多造反組織。這股造反風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區、各縣黨政機關，一時間機關內造反組織林立，他們揪鬥單位領導幹部，批判「資反路線」，搜查所謂「黑材料」，衝擊檔案要害部門，「奪權」之聲甚囂塵上。許多機關都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秀才」造反和群眾造反確實不一樣。這些「秀才」原來多是在市委機關的工作人員，進了寫作班子之後又長期接觸市委機關工作，瞭解大量市委機關的核心機密。他們根本無視黨紀國法，把大量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和被歪曲的事實散發到群眾和社會中去，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眼看著黨和國家機關的形象被破壞，名譽被玷污，我們內心十分氣憤。
當天晚上，姚文元就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祝賀寫作班子起來造反，說「你們革命我支持」，「有人造謠說寫作班不是我和春橋領導的，這太可笑了」；並指示說「從十一中全會至中央工作會議之間，市委書記處對待中央的錯誤態度，你們還不知道，要等春橋和我回來，才能揭開」。這是在暗示，他們即將返回上海組織人馬進行奪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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