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浩：坎坷經歷認清中共面目

葉浩先生曾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教員，後在中國公安部工作，是原中國氣功科研會的中國法輪功分會期間的原負責人之一。

記者：葉先生，您好！看到您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發表的退黨聲明，不知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有退黨的想法並且公開地發表退黨聲明呢？

葉浩先生：主要是因為看了大紀元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它系統深入地揭露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使我認真反思了這幾十年走過的所謂「為人類理想而奮鬥」的道路。

這幾十多年的坎坷經歷使我逐漸看清了共產黨的面目，隨之開始思考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我其實是從1997年起就脫離了共產黨，但是以前沒有真正從思想深處系統地、全面地、深刻地對共產黨進行批判清算。最近看了《九評》，我覺得我看懂了《九評》在講什麼。重新認識後，我覺得應該很嚴肅地去對待這件事，所以就正式聲明退黨，與共產黨徹底地決裂。

記者：您能否談談當年在什麼情況下入黨的？那時是個什麼樣的想法呢？後來又如何認識共產黨？有什麼樣的經歷呢？

葉浩先生：那個時候，56年蘇聯開了個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惡，許多人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那個時候，蘇聯是共產主義的榜樣，到處都在宣傳斯大林如何如何了不起。斯大林53年死的時候，我們都痛哭了好多天。在那種迷信的狀態下，赫魯曉夫做的那件事，無疑是給整個共產主義一個大摧毀，整個歐洲全完了，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全世界都在批評斯大林，都在質疑共產主義。

那時我們在大學唸書，當時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大崩潰是非常明顯的，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在思想上都是非常大的震動，因為從小灌輸的就是共產主義的一整套東西。

但是在全世界都質疑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們受中共洗腦宣傳的影響，反而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是如何的偉大光榮正確，蘇聯發生的事情我們不存在，我們沒有個人崇拜，我們是提倡百家爭鳴、白花齊放，蘇聯完了，就剩我們了，毛澤東多麼偉大、中國共產黨多麼偉大。那時我們誤認為這就是追求人類理想的道路，所以加入了共產黨，甚至譏笑那些對共產主義動搖甚至退黨的人。

當然，我們現在很容易就說中國共產黨那是一系列的欺騙，但是當初根本不知道「欺騙」這兩個字，我們的悲哀就在這兒！共產黨編造了非常完整的一套東西，徹底地在人們的思想裡不斷地洗腦，讓人們不斷地接受它的灌輸。當初只要是熱血青年，想有所作為的、有理想的，願意為人類美好的事業貢獻自己力量的，都相信共產主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別人就會說你「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當時也有不入黨的，都被當成落後分子嘲笑。

現在當然是反過來看，知道是受騙了，但是受騙在哪兒？這是需要一個認識過程的。其實共產黨邪惡，從革命第一天開始就邪惡。但那時沒有什麼信息來源，所有的事情對我們都是嚴密封鎖的，黨內從來都是殘酷鬥爭的，但是我們當時都不知道。

56年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蘇聯的共產黨，研究世界共產主義的衰落。我那時沒什麼錢，但還是買了許多書，世界各國共產黨批判斯大林的文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列寧的原著，等等，做了很多研究。

我當時研究共產黨理論理解不了，很多問題想不通，整個思想衝擊太大了。因為剛說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現在斯大林的錯誤就在中共身上完全體現出來了，非常殘酷。

57年反右鬥爭，全國大規模鎮壓知識份子。我自己就得被迫去扮演革命的屠夫，去打倒右派，我扮演不下去。在我的周圍，我尊敬的師長、曾經在思想上引導我幫助我，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學全被打成右派，而且還要我去批判、打倒他們。那種痛苦的煎熬實在讓人難以忍受。

當時出現了那麼多的問題，我想把共產主義原則、共產黨的本性、到底民主自由、人類理想出路在哪兒等等各種問題都想通。當時每張大字報我都不漏，除了清華、北大，我還跑到別的學校去看。想弄清楚什麼叫整風、什麼叫反右、為什麼要反右、到底誰錯了、錯在哪裡。那麼多問題困擾，從那時起我完全失眠了，徹夜不眠，這一失眠就是幾十年的失眠，成了一個病了。反右就反了快一年，天天都要抓出新的反革命來，要求我去批判，你說那多難受，怎麼睡覺？

自己所謂的一系列的理想，一下子就摧垮了，當初真的是自己的理想，所以那時就得去處理，到底那些理想還對不對，到底應該怎麼生活、以後怎麼活？這些問題必須要回答。

記者：看得出來，您對良心和理想很負責任？

葉浩先生：那當然了，要不是認真的，就不叫理想了，就是糊弄騙人。我們那時不是為了利益，不是因為有好處才入黨的，而是確實抱著一個理想。

那時要我去當清華的政治教員，而且後來又弄我去當政治輔導員。我還真是想全心全意把這些事情研究透，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記者：那時您周圍的人入黨和您的想法一樣嗎？他們是否也經歷了和您類似的痛苦的認識過程呢？

葉浩先生：我相信，我的同輩，跟我懷著同樣理想、犧牲自己貢獻人類偉大事業的同道者，一定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同樣經歷過痛苦的思索過程，並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那時候我在班上是最小的，其他人都比我能幹，唸書比我好，政治上比我成熟，做事能力比我強，他們都像哥哥帶弟弟一樣帶我，不斷地引導我，大家在一起，他們帶著我走，後來一反右，就把這些人都打倒了。以前還都是親親熱熱的好朋友、好同學，還講共產黨的好話，後來這些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學全成了右派，而且還要我去批判他們、打倒他們。在我前面的這些人全打成右派了，就剩下我了，我當時非常痛苦。

那時候我才20歲，我那些同學也就21、22歲，都被打成右派了。一個21歲的孩子，就是因為說了句「以前我們唸書的時候，都是好幾個教授捧著一個學生，現在一個教授得管我們十幾個學生，哪能管得過來？現在不如以前好。」就被打成右派，說「教育今不如昔」，這就是右派。我們班還有個右派，就是因為認識到共產黨的不好，思想上非常痛苦，他什麼也沒說、沒做，也被打成右派。

那時有檔案了，誰好誰壞，就寫個條子，擱在檔案裡頭，那些人都是希望考到北大、清華，以後有個好前途，就說：「你們要是擱了什麼東西在檔案裡，以後怎麼辦呢？檔案不好。」這就叫反黨，也被打成了右派。

記者：共產黨這一點非常壞，把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給折磨得理想、人性、信念都摧毀了。

葉浩先生：是的。那時候，我就覺得中國整個民主完了，我深感民族前途堪憂。因為整個知識份子被消滅了，只要是有理想的、有作為的、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只有死路一條，能苟延殘喘倖存下來的是無知受矇蔽的愚昧者，或者是出賣靈魂的扭曲的生命。面對這種反常的現象，我既震驚又無奈，找不到解救的道路，看不到希望之所在，只能在痛苦中苦苦掙扎。

記者：那後來您什麼時候想清楚的呢？

葉浩先生：可以說一直都在變，因為一直都在進一步認識，而且每個認識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捲入到清華的高層學生幹部裡。毛澤東在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我聽到了，聽完我做了記錄，結果發現後來發表的都是徹底相反的，我就覺得這政治上也太騙人了。

那時候說什麼：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暴風驟雨已經過去了，就是要搞百花齊放，誠懇地讓大家提意見，動員大家提意見，逼人提意見，你一定要提意見，你不提意見就是對黨不忠誠，結果人家剛一提意見，就把人斗死了。整風是根據毛澤東在最高國務上的講話發動的，完了之後，就是反右，再之後發表的那個講話，內容全改了。

共產黨的壞是從理論上壞，把自己的壞做了理論性的闡述，冠冕堂皇地壞，這一點很難揭露，很難看透。對共產黨來說，講暴力、恐怖都是理所當然的。什麼民主自由，不允許，這是資產階級口號，要打倒。民主自由的路全堵死了，為了革命的需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最尖銳、最野蠻、最殘酷的手段都是應該的，這些問題早就在共產黨的理論中都是定好了的。

現在有些人還在討論：中共要不要獨裁、要不要集權、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選舉。不存在這些問題，它的本質上已經決定了，「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專政嘛。不搞三權分立，這一點馬克思早就講過了，是共產黨，就不能搞三權分立，理論上早就定好了的。

記者：聽說您曾經在公安部工作過，您能介紹一下大概的情況嗎？

葉浩先生：那時我們在清華，政治教研組都被打成右派，很多系的黨組織都被打成右派，整個黨的系統都垮了，團組織、學生會全垮了，班上的黨支部書記全完了，在我前面這些人都被打成右派。後來我被弄到清華的馬列主義教研組當教員，他們看我口才太差了，又把我弄回來了。我57年成了學校的助教了，又是政治輔導員，又是教員。

後來到公安部是60年的時候，公安部那個時候要成立研究所，要求清華大學派出系裡的系主任去支援，我們是無線電系，那時剛成立。 57年我在無線電系當教員的時候，是第一批無線電的學生，也是第一批無線電的教員。拔系主任拔不走了，就把我拉去頂替了，做研究工作，搞公安現代化方面的研究，後來那些研究成果被用來鎮壓人民，包括對法輪功的鎮壓。我感到很罪惡。

那時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被逼無奈、身不由己的。在這種罪惡的社會下你做任何事都是犯罪。你做共產黨員，打右派你就得去打，共產黨說鎮壓右派錯了，這些錯都是我們去犯。你是共產黨員，你就得做罪惡的工具，你就得犯罪。說共產黨有錯誤，我們手上也都是沾滿鮮血的，這讓我非常痛苦！

只要是黨員，你不想同流合污都不行。你問我退黨的事情，如果真認識到共產黨的罪惡，逃都來不及，怎麼還說不退呢？真正看懂了《九評》，逃都來不及，怎麼會不退黨呢？

記者：經過這麼多歷史上的血的教訓，為什麼還有人對共產黨抱有幻想，幻想共產黨自己能夠改良變好呢？

葉浩先生：那些抱有幻想的人，實際上沒有真正研究過什麼叫共產黨，不懂共產黨，根本就是外行。其實共產黨早都是定義過了的，不可能改變的。

記者：是的。即使有個別開明的領導人，也無法改變共產黨的本質。就像趙紫陽有人性，但是共產黨的本性不能容忍，所以就把趙紫陽打倒。

葉浩先生：對呀。《九評》中就寫出了共產黨是個生命，共產黨的總書記是控制不了共產黨的，是共產黨控制了總書記，這個寫得非常對。

為什麼《九評》威力大？就是因為它從根本上揭露了共產黨。胡錦濤現在的作法就是典型的共產黨的理論，他說戈爾巴喬夫是叛徒，那還能改革嗎？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胡溫新政」的。

欺騙總有暴露的時候，一暴露，人們就會認識到和它宣傳的是截然相反的，就會造成截然相反的看法。

記者：普通的老百姓經過這麼多運動，什麼時候認識到的呢？

葉浩先生：共產黨整個歷史上不斷犯罪，人們才逐步認識。老百姓倒是整個文化革命之後才認識到的。農民是很容易認識的，當初打天下靠農民，到了「大躍進」以後三年，餓死幾千萬，農民早就知道共產黨壞了，但是農民政治訴求沒地方說。

到底壞不壞，有沒有出路，歷史上從來都是知識份子說這個問題。所以在整風、反右的時候，我就覺得整個民族的精英都死了，民族的靈魂都沒有了。

記者：看來您對共產黨的理論作過不少研究。

葉浩先生：因為那時就讓我吃這碗飯，當政治教員，我就想把它搞清楚。其實馬克思理論本身就是荒謬的，離開了人為中心的東西就是幻想，馬克思主義整個就是錯的，理論上就錯了，總結的規律、方法、要素都是錯的。所以《九評》威力大，他是從共產主義幽靈、從馬克思開始說。

我後來修煉法輪功後，就不研究政治了。當初修煉法輪功的時候，為法輪功做義務聯絡工作，當時都很清楚我們時刻都可能被抓，因為我們是有神論，共產黨是無神論，我們是講「真善忍」，他們是假惡鬥，我們講的和共產黨講的全都相反，共產黨怎麼能不企圖消滅法輪功呢？

記者：您是如何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呢？

葉浩先生：57年開始睡不著覺，那時把自己身體徹底搞垮了，渾身浮腫、病魔纏身。對中國前途徹底失望了之後，就想死了算了。在中國的那種政治環境下，命不值錢哪！政治上要犯錯誤，九族都要受牽連，家裡人都完了。後來就去求西醫、中醫、針灸、吃草藥、補藥，各種手段都試過，都沒用。那時不讓練氣功，因為當時中共對氣功的定義就是封建、迷信、落後、反革命，一整套帽子等著往上扣。所有的方法都試過了，要麼等死，要麼還是試試氣功，所以就去試了。

1992年，我有幸開始修煉法輪功，才擺脫了歷次磨難造成的傷痛與包袱，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做一個「真善忍」道德高尚的好人，追求生命升華更完美的境界，使我得到新生。

記者：有些人覺得法輪功參與政治，您怎麼看？

葉浩先生：國內剛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就有各種級別的官員跟我們接觸，我們就是告訴他們一句話：「我們對中國政治不感興趣，給我們當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都沒興趣，我們就是修煉，跟政治無關，對政治一貫沒有任何興趣。」

我們現在只是要在理論上清醒地認清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迫害我們，我們才去揭露它，讓人們看清它是什麼樣。

現在連我們的朋友都徹底相信我們了，還用我們表白嗎？一次聚會上，一位民運的朋友說：「我現在才覺悟了，才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我們現在就是要支持法輪功，反正法輪功什麼都不要。」

人家都知道了，還要我們講什麼呢？他們都知道了，我們就是修煉，沒有對人間有任何需求，沒有政治訴求，對社會制度、政治權力等都沒有任何興趣。

記者：為什麼有的人會這麼認為呢？您覺得他們存在什麼樣的誤區呢？

葉浩先生：中共要求所有人搞政治，為什麼能控制人？就是它要求必須搞政治，一切要服從黨，一切服從黨中央，這個就是政治，它不灌輸這個政治，就達不到這個控制。

現在所謂的「搞政治」其實是個代名詞，是指「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新的主張」。不是說「服從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那個政治，那個政治我們被要求了50年了，共產黨一貫教育人們政治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政治決定一切，沒有政治，就沒有靈魂，沒有靈魂，就是行屍走肉，就是白活著了。

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人很敏感，只要跟中央有不同的意見，就是右派、右傾、反革命，等等，就沒有好下場。現在人說「搞政治」，言外之意就是「你怎麼敢反對中央？」，「你怎麼敢跟共產黨作對呢？」

在中共統治的這個政治社會，政治的涵義都變了，其實是人們極端恐懼的自我保護的俗語，是因為人被中共迫害得驚慌失措了。

Dajiyuan(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