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中國教育成為死亡機器

這位學生在信中寫到：「在我們這裡，復讀一年可不是什麼新鮮事，復讀兩年、三年，甚至更長的都大有人在，作為一名『高四』畢業生，我覺得我們的壓力是巨大的。這壓力不單單來自於繁重的學習任務，更大的是來自於這套制度為我們營造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氛圍之中，每一雙眼睛都在關注著我們，父母、親人、朋友，我們深知他們是出於對我們的關心才這樣，但每每這樣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壓力。在其他人眼裡，我們的前程，就在於我們每次考試的成績。成績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績差的卻有天壤之別的待遇。每當看到電視報紙對『高考狀元』的大量報導時，我都會立即轉移視線，為什•麼我們的主流媒體只會將『狀元』們大肆報導，而對那些自殺的落榜生卻隻字不提？」

他接著寫道：「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溫嶺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語文後不久就跳樓自殺了，她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終於以死宣告與高考制度的徹底決裂！這並非空谷回音，它每年都在發生，在我身邊就有很多類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學，第一年考得不好，復讀一年還是落榜了，終於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她入學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余傑，你說過：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聞一多們的子彈並不是人間最可怕的東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風、路翎變成瘋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見』的力量。但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我們的高三學生不都生活在這股力量的陰影之下嗎？！」

就在我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新的一學期剛剛開學，我在網上看到幾則由於無錢交學費、無法繼續上學，幾個孩子走上自殺之路的消息。孩子們「前仆後繼」地死去，有的是因為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有的則是不能忍受這套可怕的教育制度。孩子們以死亡這種決絕的方式，凸現出今日中國教育領域的可怕的不公。但是，他們的死亡無損於「帝國的偉大」，無損於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中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矜持而高貴的•微笑；他們的死亡也無損於這幾年對中國教育造成巨大傷害的前任教育部長陳至立，她因為在最上層有後臺，而躍升為國務委員；他們的死亡也無損於自欺欺人的「九年義務教育法」，長期以來該法令僅僅是一紙束之高閣的空文。「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鶯歌燕舞遮蓋了孩子們靜悄悄的死亡，而那些習慣於歌功頌德的學者、作家和記者們，也不會把這些「非正常死亡」當作「素材」或「新聞」。

有人說教育是當今中國「計畫經濟的最後一個堡壘」，也有人說中共建政之後「最大的失誤就在於教育」。僅僅是寧夏省的一個貧困縣，便有兩萬以上的適齡兒童失學。當地教育官員表示：「這些孩子面臨的不僅是失學問題，而且是吃飯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連飯也沒得吃。」當越來越多西部地區農民的孩子因為父母無力承擔昂貴的學費而不得不放棄上大學的機會時，「三個代表」就成了一個荒唐而辛酸的笑話。那些「自動」地成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中共官僚們，哪裡會把這些學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們在忙忽著貪污受賄，忙忽著辦理外國護照和海外帳戶，忙忽著吃喝嫖賭種種事務。連扶貧款都會被私吞，連希望工程的捐款都會被挪用，在這個權力崇拜的國度裡，那些沒有「好爸爸」、「好媽媽」的孩子理所當然地成為被特權階級無償犧牲的「無權者」。與晚清時代相比，今日留學資源的壟斷更為嚴重。晚清由曾國藩策動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全部都通過了嚴格的考核，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而今天能夠到歐美諸國留學的幾乎都是官僚和官商們的孩子，他們在海外過著一擲千金的豪華生活，至於他們是否真的完成了學業並不重要，因為他們更重要的功能乃是充當父母的「洗錢機器」。據說，僅瑞士一個歐洲小國，就有數萬中國留學生。他們如何能夠承受瑞士極其昂貴的物價？作為官僚和官商們的孩子，他們自然不會擔心這樣簡單的問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工人和農民的孩子除了高考和參軍這兩條出路，要想擺脫「賤民」的身份別無他法。但是，高等院校已經悄然實現了「產業化」，沒有錢你焉能上大學？而招兵也逐漸成為一項買賣，需要花費的「打點」費用非尋常人家所能承受。那麼，那些只有「貧爸爸」、「貧媽媽」的孩子就永遠被定格成在「弱勢群體」的位置上。在絕望中，不少孩子斷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有幸」進入各級學校的孩子，卻並不意味著就能「憑藉教育獲得解放」。相反，他們長期揹負著沈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謊言的薰陶，還要承擔升學的壓力。在中共嚴密控制下的各級教育機構裡面，許多教師都把學生當作凝固的「工具」和「符號」－－學生的考試成績就是學生的「身份證」，幾組簡單的數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為教育者們所看重。大部分教師只關心學生的分數以及班級高考上線的人數，而不會關心學生心靈的成長和精神的健全。更何況許多教師在重重壓力之下，自己的精神狀況並不正常。中學教育陷入了一種比古代科舉制度更加殘酷的「現代科舉制度」之中。所謂的「素質教育」只有在北京、上海等享受中央政策傾斜、佔據大量教育資源的「國際大都市」中才有零星的閃現。在更為廣袤的區域中，孩子們是這個時代「最可憐的人」。

於是，我們看到了湖北黃岡中學這樣的「地獄學校」雨後春筍般產生，儘管這所學校每年都把數百名畢業生送進重點大學，但學子對母校卻唯有噩夢般的回憶；於是，我們看到了「神童製造商」聶其文被家長們奉為楷模，儘管他的兒子聶願願十五歲考上名牌大學、成為「少年天才」，但孩子卻對記者說：「恨不得將父親殺死！」 於是，悲劇屢屢發生。中國的教育生產線生產出了無數的冷血動物和精神殘疾者，他們擁有名牌大學的學位，卻不具備普通人的愛心和良知，他們中有在美國槍殺導師的盧剛，也有用硫酸去傷害黑熊的劉海洋，還有貴州安順因為不堪父母在學習上的嚴格要求而將父母毒死的十五歲的雙胞胎姐妹。不久前，我與一對年輕夫婦以及他們正在上初中的女兒一起吃飯。席間，談起雲南大學那個殘酷殺死數名同學的大學生，父母皆驚詫失色。於是，我詢問到這個活潑可愛的女孩，她的同班同學是否知道這一事件，並對此有何看法。她告訴我們說：「我們同學大多數都聽說了，大家認為這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別人欺負你，你就得這樣還擊嘛。」她的父母更是大吃一驚，原來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如此恐怖的氛圍之中！然而，就是這種孩子皆以殺人為正常的時刻，還有作家寫作《狼圖騰》這樣的小說，號召中國人要少一點人性、多一點狼性！

孩子們紛紛死去，或者是肉體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這是一個我無法迴避的問題：當我們對孩子的死亡熟視無睹的時候，我們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呢？然而，還是有御用學者滔滔不絕地談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是世紀」、「中國正在和平崛起」－－我不知道，一個充斥著文盲和瘋子的國家，怎麼能夠領導世界、怎麼能夠主導全球文明的發展方向？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日

(《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