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的1月被稱為「一月風暴」，這是指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奪取了上海的政權。由中央派出的張春橋、姚文元到了上海。張、姚推出成立「上海公社」的方案，後來被毛澤東否定，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簡稱為市革會，這個圖章也用了好幾年，各級組織也就都是「革命委員會」。以後，「王、張、江、姚」（上海國棉十八廠的保衛科王洪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張春橋、姚文元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被稱為「四人幫」，也有人稱「上海幫」。全國各地都先後成立革命委員會，最後是除了臺灣省以外的「全國山河一片紅」。錯版郵票《全國山河一片紅》就是為此紀念的，因為漏了臺灣省而成為錯票，後來出現了天價。
這樣，上海的各級政權也開始由造反派來奪取。在我們學校被奪權以後，我被紅衛兵組織作為筆桿子使用，開始使用牛皮紙封面的《工作手冊》，還有一個當年流行的包，儼然是幹部的打扮了，自我感覺非常好。
在所有的地方都出現了許多組織，各種組織都標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發生了權力的爭奪，開始是「文鬥」，打文字仗，因為文鬥解決不了問題，後來升級為 「武鬥」。開始的武鬥是針對「牛鬼蛇神」的，毛澤東關於「要文鬥、不要武鬥。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的指示不但沒有「一句頂一萬句」，而且還沒有「一句頂一句」。學校的武鬥還問題不大，但是到了工廠問題就大了，工廠可以生產各種武鬥工具，有的工廠還能夠生產新式武器，其武鬥就非常慘烈。
派別鬥爭還波及到了家庭，有的夫妻雙方各支持對立的一派而關係緊張，原則性強的甚至分離。
上海和北京的情況有明顯差別，北京是學生力量強，而上海是工人力量強。上海先是出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後來又分裂了其他組織。出名的「工人領袖」有王洪文（後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阿大、耿金章等，女性有王秀珍（後任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陳阿大以粗魯而聞名於上海，「標點符號（類似國罵的話）」多，人稱「阿大」。當時上海流傳著一個笑話，是模仿陳阿大的講話：「現在要為大家發槍，一人一支槍（眾鼓掌），是不可能的；兩人一支槍（眾又鼓掌），也是不可能的；三人一支槍（眾還是鼓掌），是可能的（眾大鼓掌），不過是木槍。」
上海曾經發生一些著名勞動模範聯名寫公開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指出北京紅衛兵圍攻中共上海市委、干擾工作是錯誤的，其中我記得的有紡織工人楊秀珍、裔式娟；碼頭工人楊懷遠等，但是他們的觀點不是毛澤東所需要的。毛澤東需要的是後來上海發生的「安亭事件」，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只有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派工人赴京上訪在安亭火車站臥軌，此事驚動北京，毛澤東派張春橋和姚文元來上海處理。張、姚在上海大力支持工人，使上海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
張春橋和姚文元為了在上海站穩腳跟，拉攏了一些組織，但是沒有把基辛格的「均勢理論」學習好，有的組織不滿。因而，上海先後發生了兩次「炮打張春橋」事件，其中復旦大學的有才氣的「紅革會」打衝鋒，可惜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復旦大學曾經扣留張春橋的「筆桿子」、「材料袋」徐景賢，徐景賢是領導「丁學雷」、 「石一歌」的人物（「石一歌」現在因為對某人的爭議而被大家知曉），是主流派筆桿子的頭面人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三把手」，因此被民間稱為「徐老三」。紅革會的頭頭名叫趙基會，聽說紅革會的人在後來的畢業分配時都「見到了顏色」。復旦大學現在還有一位教師胡守鈞，當時筆名「孫悟空」，受過迫害。
在基層企業的派別鬥爭中，最重要的是要爭取上級的支持。在錦江飯店，發生過「張春橋被扣」事件。因為錦江飯店是我們公司下面的企業，我把有心人記載下來的現場情況保留了下來。1967年初，張春橋、姚文元分別以「中央文革」副組長和組員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揮奪權。他們到了上海沒有幾天，就被關進錦江飯店的電梯裡，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關了28分鐘。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錦江飯店「電梯事件」。因為錦江飯店是涉外單位，當時內部又強調保密，所以對這次「電梯事件」 的內情，外界鮮為人知。張春橋、姚文元到達上海以後，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今興國賓館）。為了「安全」起見，他們一般不在住所見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進行活動。在他們看來，錦江飯店是經常接待外賓的地方，當然是靠得住的。所以，1967年1月9日下午，張春橋、姚文元都穿著軍裝，戴著領章帽徽，在警衛人員的簇擁下來到錦江飯店，進入北樓8樓的套房內找人談話。「革聯會」的頭頭湯某，年紀還不到30歲，原來是錦江飯店的警衛，「造反」以後當上了頭頭。他見張春橋、姚文元進了8樓套間，就要樓裡服務員在送茶水的時候，遞一張紙條進去交給張、姚，希望他們事後能接見「革聯會」的代表。張、姚正忙於找頌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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