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2年9月14日，不知什麼人把劇毒投進南京一家小吃店的食品裡，造成400餘人中毒。中毒致死者達到41人時，官方的新華社才登出了一條通知，告誡讀者當心南京的有毒食品。即使這樣一條新聞也很快被撤回，政府強令撤掉所有此類報導。有毒食品的消息通過打往海外的電話傳播開來，36小時之後，海外媒體開始刊登此類新聞，終結了中國國內的新聞封鎖。但到那時南京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了100多人。
在那段新聞管制期間，南京的民眾從當地的報紙和電視裡看到的是什麼呢？下面就是9月14日南京晚間新聞的三個頭條：
*南京召開再就業會議，引起全國熱情關注；下崗工人感謝總書記無微不至的關懷。
*一到三月中央稅收形勢全面看好。
*李鵬委員長訪問菲律賓併發表講話。
何清漣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新聞工作者，她的著作《中國現代化的陷阱》[1]揭露了90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掌控國有資源的官員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巧取豪奪的。現在，她又完成了一部新著來探討中國的新聞出版問題，重點圍繞著那些讓人倒盡胃口的新聞引發出的兩個問題來展開：真正的新聞是如何遭到壓制的？政府用來搪塞受眾的政治昏話給公眾思維帶來了什麼影響？
何清漣把這些問題放在最近興起的大眾傳媒業的背景下進行思考。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政府消減了對大多數出版商－－不管是書籍、雜誌或是報紙出版商－－的資金投入，直言不諱地告訴它們雖然在技術層面上它們依然屬於政府機構，但它們必須自負盈虧。這為出版商們帶來新的挑戰：它們既要取悅大眾又不能迷失政治方向。作為一種應對措施，很多官辦報紙開辦了晚報或「都市報」，刊登娛樂故事、時裝信息、體育新聞，以及其它讀者喜聞樂見而政治上又不至於觸動禁忌的內容。到2002年為止，中國總數約達2000份的報紙中，有一半屬於這種性質。一般而言，它們的銷路比主流黨報要好，這類報紙賺來的錢用來補貼黨報的虧損。
這些新出版物的出現，使許多國外觀察者相信中國培育出了一種新的出版「自由」。中國政府也不遺餘力地培植外國人心目中的這份假象，因此對揭穿了皇帝新裝的何清漣決不會輕易饒恕。中國的每一種出版物，何清漣寫道，不管辦得多花哨，都要歸屬於某一個由國家控制的單位。私人投資者可以把資金注入出版界，但是在會計帳目上這要寫明是「借貸」而不是投資。宣傳部的官員允許報紙在許多問題上發表自己喜歡發表的文章，但是他們會仔細監控任何政治敏感的詞句。發表象棋錦標賽之類的東西，沒問題。要發表有關臺灣的東西，上邊不言自明的政策是「你清楚該說什麼，不用我處處教你」。共產黨的目的是既要保護黨的利益，又要避免別人看出新聞是受到控制的。很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讀者更喜歡流行刊物上那種生動活潑的筆調，而不是共產黨的套話空話，報紙越是貼近大眾，越是能更有效地完成黨的宣傳任務。因此，與十年前相比，中國的報刊在種類和範圍上呈現出了更豐富的多樣性，但是要談「自由」，還根本算不上。
宣傳部還時不時地對大眾傳媒進行公開批評。比如，去年4月30日，官方警告電視新聞主持人不得把頭髮染成橙色，不得穿緊身褲，不得過分裸露，因為這些做法都「不符合中國國情」。還警告說，主持人要講普通話，避免日漸流行的南方話，避免夾雜英語，比如「酷（cool）」。中共長期以來都擔心如果讓「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了諸如著裝、言語等方面，就可能產生更深刻的、顛覆性的效果。另外，「南方話」又是臺灣話的委婉表達法，而大陸人現在去羨慕臺灣的東西是不行的。不過，這樣的審查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溫和、短暫的，沒有人把它太當成回事兒。電視節目主持人只用把頭髮再染成黑色，過不了幾個星期，橙色的頭髮就又露出來了。
不過，何清漣也細緻描述了在過去的十年間當牽涉到嚴重的政治問題，記者又瀕於失控時，官方採用的審查、撤職、停刊、解雇、恐嚇、騷擾、甚至殺戮等手段。她列出了禁書目錄、被關閉的雜誌目錄和勒令「整改」（即重新培訓，重新組織）的出版社目錄。她發現從1998到2002年間，有32名記者被捕入獄，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她還證明胡錦濤治下的新聞控制一點沒顯露出人們希望看到的那種鬆動跡象。
什麼東西能出版，什麼東西不能出版？答案很複雜，但多多少少都與共產黨的政權安危有關。批評政治領袖－－哪怕僅僅是不太好的消息，有可能會引起對領導人的批評－－就會被視為影響「穩定」。一篇有關某個試圖在體制之外成立的組織的報導，比如對中國民主黨、法輪功這樣規模不大的組織的報導，可能被視為具有「引發動亂」的作用。連一本名叫《降低農民負擔工作手冊》的小冊子，也遭到了禁止。這本小書只不過總結了憲法賦予農民的權利，政府查禁此書只是因為歷史的經驗表明，飽受苦難的農民往往會揭竿而起。
中共政府雖然這樣蠻橫武斷，卻一口咬定自己是在按法律進行信息控制。1988年頒布的《保密法》明令禁止造謠誹謗，或以其它方式煽(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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