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驤：當局給整個知識界一個教訓 解決中國的問題 不能指望某個人 而要解決整個體制問題

顧驤先生原為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中宣部文藝局副局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曾與王若水、王元化一起替周揚起草《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論集》。

記者：顧先生，您好！海內外對趙紫陽先生這件事非常關注。我們大紀元也做了系列名人專訪，我們也非常希望聽聽您的想法。不知您是否方便談談？

顧驤先生：是的。我覺得趙紫陽先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在農村改革方面他是有貢獻的，在經濟改革方面是有成就的。他在對於人民群眾的民意和呼聲方面是持一種積極的、開明的態度的。他的去世是一個悲劇。

記者：您對中共關於趙紫陽先生的後事處理怎麼看呢？

顧驤先生：我覺得像趙紫陽這樣一個曾經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身份，他的去世，當局這樣的處理是不公平的。另外，中國傳統的做法就是人死以後，就盡量地言其善，而公開指責他犯錯誤的這種做法也是令人驚訝和不解的，是違反中國傳統做法和道德的常理的。

記者：您覺得中共為什麼要違背民心民意這麼去處理呢？

顧驤先生：當然，這個是很清楚的，無非是想要強調在「六四」問題上趙紫陽是錯誤的，表明當局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很清楚的，很鮮明的，不容含糊的，我想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記者：「六四」的問題大家不是都知道是錯誤的嗎？當局難道不清楚嗎？

顧驤先生：這個說來就話長了，天下很多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個人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記者：趙紫陽先生被囚禁了16年，過了這麼長時間，為什麼他的去世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人民還是這麼關注他？

顧驤先生：當然，任何一個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總會記住他。在他走完一生的時候，人們當然要懷念他，頌揚他，這是必然的。而且趙紫陽在1989年那種凜然的做法，應該說是很難得的，很傑出的，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筆的。

記者：這也說明人們對正直、有良知的人是很尊敬的，也反映人們的向善之心。

顧驤先生：對、對。是凡是正直的、對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的，而且表現了一種無畏的品格，他總會在人們的記憶裡和心裏留下來的。

記者：像趙紫陽先生這樣一位，當時應該算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為什麼會有此悲劇呢？曾經也有人說，共產黨的歷任總書記都沒有好魯　?p>顧驤先生：這也是反映共產黨的體制問題。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到現在為止，還有某些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是掌握發言權的，他們有另外一種看法，所以他們才會這樣處理，這也是很顯然的。

記者：您有沒有去參加趙紫陽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呢？

顧驤先生：參加遺體告別儀式是限定的，我對趙紫陽先生在那個歷史關頭的言論行動表示尊敬，對他的去世表示很悲哀，我對他是很悼念的，但是我沒有能夠出席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記者：是的，這次是很嚴格，很多人想去，都沒能去。您覺得黨內對趙紫陽先生同情的人多嗎？

顧驤先生：我接觸到的很多朋友們，差不多都能公平、公正地評價趙紫陽先生。

記者：您覺得中共這樣的處理方式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顧驤先生：只能使廣大的民眾感覺到不公平、當局太小氣，可能結果與中共當局預期的適得其反。但是我的分析，暫時很難再有89年那個時候的事情。因為現在大陸的風氣、社會狀況、社會的思想狀態，現在年輕人的思想狀態，和那個時候都不能同日而語，現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實用主義風行，我不是低估現在的年輕人，但是以前年輕人的那種政治熱情，那種憤世憂國的傳統很弱了，強烈的熱血沸騰關心時政的很少了，越來越為自己的利益了。

記者：您看這種現象，覺得中國的出路和希望在哪裡呢？

顧驤先生：當然，包括很多的朋友都是認為，中國的出路當然是憲政民主，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瓶頸就是這個問題，如何能夠順利實現憲政民主，現在看來是很艱難的。

記者：前段時間，因為中共高壓恐怖政策下，不斷地抓人，當時，一些人士就提到對中共已經放棄幻想了，甚至美國的主流報紙也登了相關的報導，說胡錦濤在開倒車。

顧驤先生：是的。我也聽到一些朋友談這樣的看法。這給整個知識份子界一個什麼教育呢？就是應該看到，不要指望某個人，不要對某個人抱有各種希望、幻想，把中國的問題的解決寄望在某個人身上。這個對於現在的知識份子是個教訓，不能指望某個人，而要解決整個體制問題。對於新的一種上來的人的好感、親民政策的好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整個體制問題不解決的話，人他也不是決定性的。這件事情也是壞事變為好事，對整個知識份子是很大的教訓和教育。

記者：是的，其實趙紫陽先生就是一個例證，他本人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有良知和善心，但是被整個體制束縛著，也沒有辦法說了算。很多人也指出這個問題，就是黨性和人性的問題，認為「六四」時趙紫陽先生為了保護人民、維護良知，而拋棄自己的權位，這是他人性的一面，但是被共產黨牡承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