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識時務?

各個國家遇到非常變故時，就會宣布全國或某個地區處於緊急狀態。但這畢竟是偶一為之，每次也不會持續很久。

唯獨中國，自從「六四」以後，年年都要進入一次「緊急狀態」。這已經成了規律。時間也是固定的，從三月到六月，大體上是四個月。不過中國當局都是黑箱作業，並不向社會公告緊急狀態，而是「外鬆內緊」，只在內部上緊發條，因此苦了相關的國家工作人員和全體民警、刑警和武警，最忙的當然是國家安全部門所屬的秘密警察。這四個月裡，他們要真是如臨大敵，夜以繼日地瞪大眼尋找和監視「境內外敵對勢力」的蹤影。

緊急狀態對一個國家來說，是病態，至少是神經處於緊張狀態。偌大中國，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定期發燒，長此以往，本來沒有病也會折騰出病來，這是何苦呢？

原因很簡單：鄧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合法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首都大規模屠殺和平抗議的青年學生和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已經犯下了戰爭罪行。同時他又從上海選來一個唯一敢在外地屠殺無辜平民和查封報紙的江澤民，並用坦克碾著長安街的鮮血把他送進中南海，成為中共（也就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這樣一個靠血腥屠殺和軍事政變上臺的現代慈禧太后抱著一個不齒於人的兒皇帝所組成的獨裁政權，一開始就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毫無合法性的竊國集團，在全世界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試問他們何嘗睡過一個安穩的覺呢？

每年三月的所謂「兩會」（人大和政協），無非是花費大量國帑和好酒好菜，把各地的「代表」和「委員」召來北京，紛紛奉命舉手（人大代表）和拍手（政協委員），對一黨專政表示效忠而已。這些袞袞諸公吃飽喝足之後，喜氣洋洋，在台上台下表演得煞有介事，但老百姓根本沒人把它當回事。反正有這些欽定代表和欽定委員年年行禮如儀，中國人民就算是「當家做主」了。

但是「六四」以後就不同了，這個沾滿「六四」鮮血的竊國集團從一開始就把「兩會」視為畏途。他們不但害怕奉命而來的代表和委員不願再當花瓶，而且更怕民間衝擊。他們最怕「兩會」內外有人掀開他們的馬蹄袖發現他們手上的血跡，因為這個贓證將使他們統治的合法性徹底破滅。所以每年一進入三月，這個統治集團就如臨大敵，調動全部警力投入高度戒備。

三月過了，四月又有清明節。「四五」運動對一切人民公敵都不是好日子，因此也必須高度戒備。

五月份呢？有一個「五四」，對獨裁者更是不祥，尤其八九年五月的天安門廣場，更是現今中南海主人的惡夢。因此戒備尤其不可鬆懈。

接著就是那個最可怕的日子：「六四」。這是凶手殺人的日子。他們犯下滔天罪行的現場，早已通過電視留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中國人民更是永世不會忘記。凶手們絕對逃不過歷史的懲罰。每年這個日子還沒有到，他們就已經心驚肉跳，魂飛魄散，當然戒備要越發森嚴了。

因此，每年從三月到六月，便成為中國特有的「敏感時期」。在這四個月裡，竊國的凶手們如坐針氈，結果害得大批國家工作人員和普通警察不得休息，為保衛這些竊賊的安寧而晝夜操勞。

如今又進入三月，中南海裡的人們又該犯病了。不過「六四」凶手已是死的死，退的退。江澤民雖然在新班子裡安插了大批餘孽，但這些人畢竟和元凶不同，對政變和屠城沒有太多的直接責任。如果說，阿拉法特之死，使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和解成為可能，那麼江澤民的全退（今年人大該解除他的「國家軍委主席」職務了），會不會使中國從「六四」陰影中走出來呢？識時務者為俊傑，如果有人能認清民主自由潮流，從毛鄧江的泥坑裡跳出來，順水推舟，完全有可能走出自己的新路，那也就不必年年犯病，從三月份就發高燒，一直燒到六月了。誰能識這個時務呢？

編後漫筆

中共每年一度的「人大」會期又到，值得慶幸的是，一些「人大代表」和黨外知名人士已敢於履行憲法所賦予的職責和權力，排除「官意」的干擾，貼近民意講真話，向中共發「橫炮」。「北方放語」《王光英轟黨天下》、《人大提案集中八大議題》披露了「人大」開會前夕的異見和「噪音」。

中國大陸礦難頻仍，有關當局視礦工人命如草芥，已引起國內民眾的抨擊和國際社會的關注，因為這正是和中共誇誇其談的「最重要的」生存權有關。《遼寧大礦難黃菊被彈劾》是有關這方面的內幕性報導。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在《歷史研究宜細不宜粗》一文中，針對中共有關對待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指導思想作出了強有力的批判，是一篇具有深遠意義的力作。

中國大陸著名異見人士劉曉波先生撰寫的《政治嚴寒不再讓我寒冷》，透露了在國內的政治嚴冬中，民間權利意識和良知的日益覺醒，是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所在。從長遠角度來看，人們沒有理由對自由民主的降臨中國大地感到悲觀。

《爭鳴》2005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