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也還是比較僥倖的，由於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劃右派，只弄了個留黨察看了事。還有許多人，雖然有人設法保護，也沒能保下來。例如陳湧，據說對他就在中宣部的會議上展開了爭論。何其芳說：「不能劃陳湧。如果陳湧該劃，那黃秋耘也該劃。」天！這已經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維持生存的程度！還有個王蒙，楊述告訴我，在中宣部裡討論時，他和許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劃王蒙，與團市委負責幹部爭論，但中宣部最後「平衡」了一下，結果還是劃上了。許多人二十幾年的命運就是靠這樣「平衡」決定的。你並不太壞，但是他的壞也並不超過你多少，他已經劃成右派了，你怎麼好不劃呢？就用這種莫名其妙的 「比較攀扯法」，統治了當時整個中國的運動。盲目的、毫無法律根據的「中央精神」，隨時變化的「領導意圖」，就可以隨便支配幾十萬人乃至幾億人的命運。在反右派運動中，我曾對秋耘同志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不過，說是那麼說，我們已經來了。那兩年的實際情況是一面牢騷滿腹，一面繼續做「馴服工具」，還在努力說服自己。只要氣候上稍微轉暖一點點，馬上就歡欣鼓舞，全原諒了。
那時我最熟悉的兩個單位，一個是作家協會，一個是共青團中央，也還熟悉北京市委。作家們的情況已如上述，團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懷著一腔熱情投奔解放區的青年幹部劃為右派，有劉賓雁、李凌、丁望、王亞生、陳野……還有更早的學生幹部陳緒宗、陳模、李庚。劉賓雁是為了他的文章。我知道他那篇《本報內部消息》裡所描寫的那位到了中年就喪失了革命鬥志的總編輯，就是陳緒宗。但是到頭來，陳緒宗竟然也免不了劃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寫匿名信對報社內某一同志攻擊、不滿。她攻擊不對，最多只能說是個人行動不對，與反革命什麼相干？但是，卻定了她一個「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陳緒宗出來代為辯護，就此把他劃成了右派，而且牽連到當年在延安「搶救」的事情。我知道，陳緒宗在延安時，曾因為無端被「搶救」，跳山坡企圖自殺過。那事情不是早過去了嗎？
劃陳模更是異想天開。他本人從未右過，這與我們《文藝學習》編輯部的李興華很相似。此時卻也成了右派。後來聽團中央的人說，他曾對別人講：楊述和我都是共青團做宣傳工作的人才，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論」。
至於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裡的人才。作家協會有個楊犁，也是這一群裡的。1948年我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參加馮文彬領導的土地改革工作團，人馬基本上是從延安徒步行軍到這裡的幹部，我們已經和外界隔絕十年了。突然，來了這麼一批北平各大學的學生。他們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員），有的還是黨員，當時學生運動裡的最活躍份子。他們搞的反飢餓、反內戰活動，有力地支援了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這時，多半是由於太「紅」了，在北平存身不住，才被送來解放區的。因為是學生，由青委安排，馮文彬就都叫他們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團。那時我們多麼高興啊！他們把外邊的新消息、把放言無忌的青年朝氣又帶了過來，使我們這些先來十年的學生恍如他鄉遇故知，一見就和他們熟了。
他們會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個，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劃右派時他們都還最多不過二十歲左右。李凌等幾個在團中央被劃了，楊犁在作協被劃了，「一二．九」運動的領導幹部袁永熙在清華大學被劃了。我並沒有一一瞭解這些人的「案情」。那幾乎是用不著問的。楊犁的妻子黎陽，原是在北京大學由楊犁領上革命道路的，人極幼稚、極單純，真是人家說什麼她都信。他們二人原來極其相愛，從兩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樣的字互相顛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楊犁一被打進漩渦，這個單純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離了婚。她真的以為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是罪人。離婚之後，她一個人跑到了山西。在那裡，她按照那種把一切知識份子當成黨的仇敵的哲學，與一個小學畢業的男同志結婚，一直過了二十幾年。到1985年，這時楊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陽也因公來京。她和楊犁見了面，楊犁解釋說明瞭當年他們對他的一切誣陷，黎陽才有所醒悟。但是，他們的頭髮都已經花白了，雙方都已經另外結婚，一切都晚了！黎陽坐著公共汽車走她當年天天下班回家時所走的那條路，風物依稀，感概諸多。她對我說起這件事時是含著淚的。
光是為此離婚的也非止一個。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國民黨要人陳佈雷的女兒陳璉。她曾經勇敢地背叛家庭，獨自詒逼獎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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