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楊振寧個人立場的轉變看共產邪靈附體起的作用

任何人只要他思想上有一點認同中共，共產邪靈就馬上附在其身上，就像練氣功的被動物附體。而中共「需要絕對控制被附體者的精神以獲得維持自身存在的能量。」這也就是為什麼運動不斷發生在中國(「每七, 八年來一次」)，中共必須通過鬥爭來獲取能量（類似充電一樣）來維持其生存。

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教授從1971年開始接觸中共，接受中共邪靈後就是屬於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常人很難相信許多話竟出自楊教授的口（實際是邪靈控制他的口說的）。

楊振寧先生出生於1922年9月22日中國安徽省合肥縣。1946年1月進入芝加哥大學，在著名的費米教授指導下於1948年獲博士學位。由於「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的成就與李政道博士一起分享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

根據李勇的文章指出，楊振寧在1970年之前的立場非常清楚，那就是反對中共、親近臺灣。從1957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中共就開始對其統戰。根據趙浩生的報導，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中共派出吳有訓、張文裕到瑞典對楊振寧統戰，被「中央通訊社」記者所破壞，吳、張兩人不但 無法接近楊振寧，甚至因抗議瑞典搞「兩個中國」陰謀而不參加頒獎後的酒會。因此可以說，中共對楊振寧第一遭統戰敗北。

中共方面並不死心，他們想派人來美國；但美國那時還不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也與中共沒有外交關係。因此，只好派出楊振寧的父母親楊武之夫婦，於1962年飛到日內瓦與從美國去的楊振寧見面。

根據李勇的「巨大的成就　渺小的人格」寫道，楊武之「一見到楊振寧立即向他『介紹了許多新中國的建設與新中國的思想』。楊振寧在美國大概知道四九年後中共在發起眾多政治 運動中殺了不少人，尤其是五七年反右與六O年前後發生的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他與他的父親楊武之爭辯，楊武之似乎無法說服楊振寧。

「有一天晚上，他與他父親又為『新中國建設與新中國思想』辯論，雙方爭辯許久，最後楊振寧說：『你現在所說的和你幾十年前所教我的不一樣。』楊父說：『你怎麼還沒有瞭解，我正是要告訴你，今天我們要否定許多我從前以為是對的，而實際上是錯的價值標準。"

李勇先生寫道，1971年9月21日 （作者註：有趣的是可以說是他50歲生日的那一天），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演講的題目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因為「他不久前去中國大陸旅行，逗留了四個星期，遊歷過很多地方……而且受到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參加了一個長達五小時的宴會。」

楊振寧四個星期的大陸行，完全改變了他對中共的看法。他口口聲聲說：「中國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 神！」他說：「文化大革命後的教育觀念改變，文化大革命是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七O年大致上已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結合起來，文化大 革命不但改變了政治，甚至改變了國家其他方面的行政。」

楊振寧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說：「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則是，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訓練特殊階級為他們自 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學的新方法是廢除舊傳統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學生決不能用蛀書蟲方法學習，而提倡用一種有創造性 的與最實際的方法來學習。」

楊振寧最有興趣的是「農業學大寨」。他吹捧說，「那是中共自力更生的精神表現，也是毛主席思想的正確領導。」就因為正確，所以大陸糧 食供應充足；水果蔬菜極多；學生、工人及農民吃得很好。他說：「我曾經與大學生一起吃飯，在上海還在柴油機廠與工人一起吃飯，我覺得那裡的伙食比我們這裡 （指石溪分校）學生食堂的伙食好一些。」

演講完後有人問他：「你去中國訪問之前，許多年來你一直支持臺灣，可是你今天的演講中對中國毫無非議之處，你能否告訴我們這種態度是怎樣轉變 的？」楊對這句話非常反感，以十分激動的口吻反問：「我不知道這話從哪裡聽來的！」接著有人又問：「你現在是否相信社會主義？」楊回答說：「我的 態度以事實為主，我到過這個國家……我發覺到最令人感動的是精神方面，回過頭來看美國這個國家，我懷疑是否因為過分注意物質享受因而使這個國家失去那份使 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

又有人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死了多少中國人？你有沒有一個數字？」楊回答：「這個數字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訴你們，在清華大學， 有五個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當學生分成兩派打鬥的期間，大約有十五個學生死亡。這個數字已佔全北京死亡人數的很大部分。他們告訴我，在 內燃機廠，發生過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這個工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發生大打鬥，有一人死亡。」

大家知道當毛死後，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共公布的文革死亡人數是二百萬，受害者逾億，不知道楊振寧如何解釋他那些為中共掩飾的說法。
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到一九七三年，楊振寧前後回中國大陸四次。七三年七月，他去東京參加「高能物理國際研討會」。日本大學教授中村誠太 郎訪問他，問他毛主席的情況如何？楊回答說，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說話幽默，對科學非常注意，造詣非常深，對他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記得很清楚，「不僅 詢問了XX稱的守恆、非守恆，而且問到了光子的性質和質子的可分與不可分」。為了證明「毛主席」科學造詣高，楊振寧說：「這些都是我們弄不懂的難題，但主席卻知道！」

中村問他：常有人說中國科學落後西方十年，你對中國科學的現狀是怎樣評價？楊立即拿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島素來證明大陸領先世界，並且說：「那是大躍進運動裡由生物和化學學者合作研究，終告成功。由此可見大躍進運動是正確的。」

楊振寧不但肯定大躍進運動，也以四次訪問大陸的經驗向日本人證實中國大陸的「文革是必要的」，他說：「文革使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出現了根本的變革，避開了向修正主義的脫逸，願意為理想主義真理下出現的中國貢獻一切。」

楊振寧為了證實他的說法，又向中村說：「七三年七月廿二日，我在從廣州到九龍的火車上，遇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路易斯。艾爾維勒茲等七位教授，艾向他說：我本來以為文革是亂搞，誰知道經過三星期的訪問，我對於中國的看法、對文革的看法，全部改變了。」 (作者注:中共貫用的騙的手法來對付外國記者和科學家)

其實，楊振寧之所以歌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出於對毛澤東的崇拜與擁戴。從七一年他去中國大陸開始，他就對毛一往情深，再 加上每次去中國大陸，每次都蒙毛澤東寵召。為了報答毛召見之恩，他曾經說動與他敵視多年的李政道、新科諾貝爾獎得獎人丁肇中、李遠哲一同到中南海拜見毛。 四名得諾貝爾獎的美籍華人，一同排排坐在毛的面前聽訓，讓這個殘暴、粗鄙的屠夫向他們顯示絕對權力的幽默，然後他們沾沾自喜地返回美國，宣揚毛的恩寵與威 權，從此把愛毛當作愛民，親共當作愛國。

愛毛澤東成狂的楊振寧，最痛苦的大概是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死亡。當消息傳來美國，楊振寧悲痛甚於喪父，接近楊的學生說，楊曾痛哭流涕，大呼「我們怎麼辦？中國豈可沒有毛主席領導！」

毛死後十天，楊振寧在紐約市亨特大學大禮堂舉辦了一個悼毛大會，把美東各式親共愛毛華洋人士請來，一同為毛死哭泣。在那個追悼會上，楊 振寧上臺以悲嘁的聲調朗誦毛詩詞，重提毛的革命功業與治國成績，最後在台上放聲大哭，並高呼湮(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