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對「提高執政能力」的一種解讀

客觀地評價，這個關於「提高執政能力」的議題其實可圈可點。它反映了「胡溫新政」一種不乏現實理性的危機意識，以及力求在「全面接班」以後走出一條為政新路的大體意向；同時也以「話中有話」的形式，透顯出當今中共作為執政黨所面對的政經困局，值得認真加以解讀。

熟悉中共文化語言的人都知道，要瞭解中共官方語言的真意－－從會議公報、社論口號的提法，報紙標題的排法，一直到領導人的出場次序與座次排位等等，往往其中都大有玄機，需要正讀、反讀，繞著彎兒、聽話聽音地加以辨識，才能略略領悟到其中的微妙深意。「提高執政能力建設」的口號，正帶著中共政治學中最典型的含糊性和曖昧性。也就是說，它似乎成為了出於內外政治需要而不得已言之的一種話語策略，帶著一種以假亂真以至真假莫辨、自欺欺人的欺騙性。

試看，「提高執政能力」，是說歷來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能力上發生了什麼問題了嗎？ 「提高執政能力」的反讀，是中共「執政能力」的下降以至衰退。那麼，究竟是「執政能力」發生了問題，還是構成「執政能力」本身的機制、系統發生了問題？有外界媒體因此推測，認為「提高執政能力」，是胡溫新領導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另類說法－－中共高層的真實意圖，果真是這樣嗎？筆者在此不想做無謂的揣測，而是只從邏輯學理的角度，提出一些解讀的粗略思路。

「提高執政能力」的提法，其實源自於中共黨內有識之士過去年間提出的、並由中共十六大以來各種會議文件和宣傳文字正式加以正面肯定的一個說法：中共要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過渡轉型。這裡面，首先要解決的，其實是「權力來源」問題。中共作為戰爭年代誕生的「革命黨」，其權力來源是革命戰爭，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所謂「打江山，坐江山」，中共第一、二、三代領導人，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的執政思路，都帶著鮮明的農民革命戰爭年代誕生的「革命黨」的痕跡，包括以強制性的政治運動方式解決思想問題和行政問題，更包括欽定接班人，以「軍委主席」的身份代表最高權力以垂簾聽政，等等，都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國特色」。

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首先，中共作為「執政黨」的權力來源，從根本上改變了。今天和未來的中共領導人，從胡錦濤到溫家寶包括下一代，都是在中共建政以後成長的。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槍林彈雨，他們所坐的「江山」－－所擁有的權力不是經由戰爭手段獲得的，並不具備一種「理所當然」的合法性。

所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權力來源，只能是從人民的選擇中來，從自由的民意中來，其中也包括，從執政者對社會民眾福祉的實際參與與實際貢獻中來。胡錦濤在上任後提出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口號，其著眼點，也在於這個權力來源問題－－也即是解決中共執政權力的合法性、正當性的問題。

所以，所謂「提高中共執政能力」問題的前提，首先是要還政於民，解決「執政的權利」問題。也就是說：必須還原到－－以公民選擇的權利，來獲得執政的權力問題。權利與權力－－公民的權利和政治的權力，這兩個在漢語的官方語言裡容易混淆的政治範疇，就這樣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凸現在「提高執政能力」的這一命題的學理邏輯之內。

今天，無論在任何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內涵所要解決的，恰恰正是權力來源的問題，權力的合法性問題。中共「一黨獨大」的專制制度，如果在作為「革命黨」的年頭，它尚有戰爭年代「打江山，坐江山」作為權力的依托的話－－雖然這種依托本身也是很有問題的，共產黨包括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之前，從來是以爭取人民「民主」、「自由」、反對「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作為理想工具的，只是「江山」一打下來，他們就背叛了這個理想，扔掉這個「工具」了。

但是，中共要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往日「一黨獨大」的那個戰爭時期的合法性依托已經不復存在了。問題更在於，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不清不明，不但從道義上、精神上動搖了中共執政的根基；更嚴重的是，這種「一黨獨大」的體製造成的絕對權力腐蝕，成為了近年來中共各級領導層全面腐敗、執政能力急速下降的制度性、結構性因素。在一般民眾心目中，「共產黨」的名字，如果在戰爭年代尚可代表一種「革命」、「解放」的理想的話，今天，則象徵著這樣的圖景：官官相護，以權謀私，黨政不分，錢權互換，有利益時圈地爭奪，為公益時則推諉扯皮等等等等。因此，便使得黨官、黨員的權威與信用蕩然無存，基層行政能力近乎癱瘓，社會管理極度萎縮，發展停滯而民怨衝天，各地的民生、民事衝突紛起。

可以說，最近各地連續發生的暴力衝突事件，對於解讀胡溫「全面接班」以後提出的「提高執政能力」問題，作了最好的註解，其基本背景，就是這兩治；(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