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尋訪北京上訪村

　　　　－－引自底層詩人曾德曠的長詩《毆打》

一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中午，我乘列車抵達北京，按老習慣，住入元大都故址附近一位老朋友兼賭徒的家。稍後，與眾多舊人共渡了舊曆年關；再稍後，我與藝術家高氏兄弟通長途電話，約定了碰面的時間。

此前，我和高氏在成都和濟南，一南一北，兩千里路的兩端，同時上網搜索北京上訪村的條目，並同時對署名「上善若水」的文章－－《上訪村，誰的眼淚在飛》產生了興趣。我的興趣讀者們也許理解，因為這在已進行了兩年的《冤案訪談錄》的範圍以內；而高氏的興趣在普遍迴避政治的觀念藝術界，卻屬於超出範圍的異端，或革命加異端。他們不玩兩性關係和東方神秘，卻老是在街頭巷尾出錢雇民工、乞丐，拉攏其投入藝術活動。在某一年除夕，他們曾邀請了兩大桌露宿街頭的乞丐一起吃年飯，並把那些臉暗拍下來，合成一個觀念作品－－《與無家可歸者共餐》。

由於網上文章均未標明上訪村的具體地址，只以方圓多少裡來概括，所以，我又給不少以關注民眾疾苦的道德文章而著稱的學者打過電話，均無結果。最後，我想起湖北籍酒鬼余世存，他主編過《戰略與管理》，消息來源甚豐。果然，電話一去一來，老余就敲定了。

２月７日早晨，已經陽光明媚了好幾天的北京令人神清目爽，柳樹發芽了，堅冰正在融化。我，高氏，還有詩人陳勇和回地，同余世存在五星級的建國門飯店見面。神通廣大的老余請來《紐約時報》駐京記者儲百亮做東，於是大夥利用美帝國主義的公款吃了一頓廣東好飯。席間，老余作了介紹，我與儲百亮聊起來。他駐京８年，普通話地道，那種帶「兒」的捲舌音，令我等川耗子汗顏。更令人驚詫的是，他把上訪村「摸了個底兒透」，哪兒進哪兒出，假上訪和真上訪，橋洞和旅館等等。他還隨手畫了一張路線圖，並特別強調「鐵路以南」。

很遺憾，儲先生是一眼就能辨出的正宗老外，不可能給一群中國人做上訪嚮導。為縮小目標，余世存及陳勇也留下了。我捏著巴掌大的美式路標，與高氏、回地一道打車上路。都市繁華紛紛退卻，２０多分鐘之後，路面開始坑窪起來，塵土飛揚。大約過了一座公路橋，沿著傾瀉著垃圾的骯髒河岸，北方的天空和地貌顯現出它荒涼的本質。我們在陶然亭一站下車，向路口的幾個人打聽上訪村，他們均習慣性地笑著，不接話茬，卻反問我們是不是外地來的，住不住旅館？一個面色粗礪的婦女還拍著路旁的麵包車說：「專門接送。」高氏隨口問價，回答是２０元至５０元不等。高氏說：「我們要找最便宜的上訪人員住的旅館，就是一宿３到５元的那種。」周圍的人打量著我們還算齊整的衣著，哄笑起來。婦女說：「最低１５元，再低就沒賺的了。」我敷衍說：「你留個號吧，回頭打電話給你。」於是婦女叫一個更加粗礪的北方漢子留了手機號，並且指出：「你們不是上訪的。」高氏說：「怎麼不是？這地方我２５年前就來過。」

高氏沒打誑語，他的確在２５年前，為了父親的平反昭雪來過這裡，他還依稀記得這路口，拐進去，就是一條深２００多米的死胡同。高氏邊走邊拍照，並讓我留意斑駁的老牆間的文革遺蹟，「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二字辨不清楚了。不過這倒是眼下處境的寫照，進入這條上訪胡同的人，似乎一生都「團結、緊張、嚴肅」，而「活潑」的多餘的尾巴被國家給切除了。

胡同右邊還有印刷廠和印刷公司的招牌，看那衰敗的痕跡，要麼是６０年代一直苟延至今的老國營企業，要麼是８０年代殘喘過來的鄉鎮工廠，我懷疑裡面是製作盜版書的窩點。緊挨著這窩點，還有個打著飯館旗號的窩棚，賣大餅、饅頭、干飯和炒菜。這是上訪淡季，老闆，小工和一條髒兮兮的狗都無精打采，全無城裡飯館拉客的熱情，可見其不愁沒生意做。

往裡再行幾步，就到頭了。普通得過分的大門，看不出這是國務院的信訪處，倒有點像一縣級的職工培訓學校。門柵閉著，我就領頭從側口入，不料被戴紅袖章的門衛攔截，並棒喝一聲：「幹什麼的？！」

高氏答：「找人。」

「找誰？」

「找來上訪的舅舅。」

「進來說清楚！」

我輩聞風喪膽，連稱「不必了」。門柵內，好幾個紅袖章關注著我們，而左側停著一輛麵包警車，司機正抱著方向盤裝睡。此時我才看見門外的兩間平房，監獄的號子那麼大，緊湊的窗戶豎著鐵欄，其中包含兩個巴掌寬的窗洞，像１９５８年公社食堂的飯窗。這就是所謂的「人民來訪接待室」，功用不過是收取材料並填表格登記。

我記得位於成都文武路的四川省高院信訪處也在大門旁邊，面積不足這兒的一半；而中國各地的法院審判庭都巍峨、莊嚴，似泰山壓頂，令人聯想到古羅馬凱撒時代的殿堂。相形之下，這「人民來訪」的地方猶如積滿蛛灰的狗洞。

這是一個休息日，政府似乎消失了，而被各族人民統稱為「二政府」的紅袖章在警界線那邊，暗示著幾十年前「不愛紅妝愛武裝」的毛時代。而上訪的人們，從巷口到巷尾，東一堆西一堆，如祖國皮膚上治不好的牛皮癬。他們都持有一個齊腰深的盛滿上訪材料的編織袋，這種源於日本的原始化肥口袋我小時候就見過，上印「日本尿素」，據說是田中角榮首相首次訪華帶來的「日中友好」的禮物，特別結實。可誰能想到，它的壽命竟敢長過毛、鄧、江，目前，法律意識禾苗般生長起來的鄉民們，又擰著它，走進了胡時代。

由於較為入時的穿戴和長相，在這條光陰倒流的巷子裡我們不被理睬。我寫過１００多篇對話，在這兒卻插不上嘴。上訪者，一律的藍布衣褲，一律的焦枯的臉，或坐，或站，或行，如冬日陽光下的幽靈。偶爾有風聲，偶爾有露出袋沿的紙頁被風捲跑，於是那人就爬起來，無聲無息地去追。禿枝也在房脊上晃動，最高的紙頁掛上面，靈幡一般哆嗦著。詩人回地說，那大概是遞給上帝的申訴材料吧。

高氏靠近一位北方老大娘拍照，她埋著頭，與地上的字紙混淆一體。我們輪流與她搭話，她卻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把字紙一張張碼齊，嘴裡還唸唸有詞。我蹲下去，只瞅見「冤情陳述」四個字，老人的破袖就掩住了。

警車鳴了兩下嗽叭，我們被驚醒了。「走吧。」我說，「這兒什麼也訪談不到。」

出了巷口，我們又碰見那些拉客者，此時那個婦女問道：「你們是記者吧？」

「不是。」高氏答。接著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不上訪？」

大夥又笑了。其中有人說：「瞧你的臉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就不上訪嗎？」我不服氣。

「也上訪。」婦女說。「但那些臉是苦的，是愁的，一瞅就知道。」

二

隔著冰封的寬闊河流，彼岸樓群如正駛入無盡時空的豪華游輪，而此岸的３個人卻左顧右盼，向有限的街沿尋覓著。大約１００多米的陶然亭老牆根下，展開了含幾十人的乞討或上訪的露天社區，有的鍋碗瓢盆都帶齊了，餓就隨地掘個灶坑煮食，困就靠牆根倒臥，沒頭沒尾地裹進磚頭般生硬的被子裡，面上再罩一層塑料布。而幾米之外，就是車水馬龍的街面。

我們在這種半人半鬼的流淌風景裡顯得不倫不類，往往剛要開口說點什麼，對方枯柴棒子一般的黑手就直送跟前：給不給錢，你看著辦，別廢話了。

在半個多小時的搜尋中，我們還撞見了幾個初來乍到的上訪人員，衣著像７０年代的生產隊幹部，他們居然向我們打聽「哪兒有便宜的旅館」？我們還在一位攤販的指點下鑽了橋洞，結果空蕩蕩的。據說這兒曾聚居好幾百人，是個免費的吃喝拉撒地。可惜春節前政府重拳整治，出動幾輛大卡車，把上訪難民統統弄到東郊昌平縣挖土篩沙去了。

這一時段記憶最深的是一位貴州老大爺，來自黔南山區。當他柱著打狗棍，從牆邊凸現時，我隨口問他上哪兒去？不料他卻站住了，並用與四川話相近的貴州話回了句「啥子」。於是我們隔著兩道鐵欄杆吼開了。老人已７７歲，渾身煙熏火燎，可腰板硬朗。他當過彭德懷的兵，打過國民黨，並在朝鮮戰場出生入死。後來彭老總倒霉，他受拖累回老家，「我們那個地方嘛，離公路還有半天路，」他說。胸前的軍功章在日照下忽閃著古董的暗光。

「我見過世面，就代表全村群眾來上訪，」老人比劃著，嘴裡豎一顆孤零零的黑牙，「轉了十來天，車到北京，又摸了五、六天到信訪，材料遞上去了，等得人心焦嘛。」

「你回去等嘛。」

「回去就出不來了，鄉頭搞計畫生育，一超生就罰款，想錢想瘋球了。你不交，就扒房子，殺耕牛，砸東西，收土地。好凶哦，還捆人。這是共產黨的世道哦？我這個老共產黨，看不慣，就要向上反映群眾的疾苦嘛。還說影響不好，到處堵我。我是哪個？彭德懷的兵！身上有彈片，胸口有功章，幾十萬敵人都堵不住，幾個村鄉幹部還收拾我？」

「現在政策變了，允許生二胎。」我提醒道。

「狗日的亂搞嘛。」老人一愣，繼而恍然大悟。

「你回去嘛，在外頭生病咋辦？」

恰好一輛卡車過路，老人沒聽清，就抬棍劃了個半圓，答非所問道：「我就在這一帶到處住，就當年輕時蹲戰壕了。」

話別老人，三五輛號稱「京牛」的機動三輪圍了過來，都稱知道上訪村。驚喜之餘，我們二話不說就打開了背靠駕駛座的三合板嵌成的密封籠子門，籠內為親密無間的情侶雙子座，眼下卻硬塞進三個男人。司機在外頭通通連踩五六下，這種盛行於各地的雞婆車才崩崩崩地吼起來，蛋門烏煙瘴氣，籠中剎那瀰漫開刺鼻的柴油味。我與回地不得不互相摟抱，他說有點暈，想吐；我說如果旁邊是女的，你就不想吐了。高氏半蹲半坐，還一直端著破數碼像機，手肘在我們的膝蓋上磕磕碰碰。「到哪兒了？」他正猜著，車卻轟隆蹦了個高，我們的頭都撞了頂箱。

跳坑之後，又是上坡、紅燈和拐彎。我逐漸適應了，覺得偷渡就這滋味。回地反駁道：「這種速度也叫偷渡？等到了西方，鬮葉跡福八炅恕！?p>下車付過５元，我們開始踢腿伸懶腰，呼吸帶垃圾味的新鮮空氣。驀然發覺沒走多遠，始發點就在對岸，我們不過繞冰河兜了大半圈而已。

接下來有點像行為藝術，高氏戴軍帽披長發，我光頭，回地介於兩者之間。我們在熱鬧的街上逮住人就問：「附近有沒有上訪人員住的便宜旅館？」都答有，但又指不明確切之處。我們來來回回耽誤了不少時間，情急中擅自闖入了兩家夜總會，三家小客棧和幾家當街為鋪面的單位。其中有個打著「招待所」招牌的黑店猶為可疑，門臉狹隘，階梯曲折狹長，上了裡咕隆咚的二樓，才見一平米左右的服務臺。我們與登記小姐打了個照面，她問：「住店的？」高氏應道：「多少錢一晚？」她答：「有５０、２０、１５。」高氏道：「有更便宜的嗎？就是上訪人員住的那種幾元店？」小姐生氣了：「沒有！你們要住就出示《身份證》。」並且強調：「這兒沒上訪的！從來就沒有。」

我們還是在這超長的筒子樓裡打了個來回。百分之九十的門緊閉著，我們曾冒昧推開虛掩的門縫，大多是六人間，也有五人和四人間，入住率大約一半以上，但住宿條件只達到文革時憑證明睡覺的水平。有一房內住了老小五口，行李卻只有兩個編織口袋，我問：「你們上訪嗎？」他們卻啞巴似地發呆。

在服務員的驅逐下，我們又出大街，繼續逮住人問那句「便宜」的老話。我與高氏和回地商量，萬一今天沒結果，我們就找家１０元店住下，「耗它三天，還沒個結論？」我發狠道。

「京牛」又過來了。還是那種腔調：「上訪村麼？知道知道。」我們一再求證，還是「知道」。於是三人又被塞進活動肉籠，崩崩崩地上路了。

出於詩人的敏感，回地感覺不對勁，但叫停已經晚了。我們沿著河岸又兜了大半圈，居然一絲不苟地返回原地。進巷口時我向籠外瞄了一眼，失聲叫停，但憨厚的司機充耳不聞地前進；高氏又擂車篷，司機還是一意孤行，非要抵攏國務院信訪處的大門才肯熄火。

我們與之理論，回地氣憤地強調：「剛才我們就是從這兒出發的！」司機一頭霧水地嘀咕：「是麼？這就是上訪地呀。」

無奈之下，高氏想起留下手機號碼的客棧老闆，就掏出紙條撥過去。對方接了，但回聲表明正在往目的地拉客，過不來。於是我們耍無賴，逼著司機帶我們去上訪村。司機說：「好吧，不過再加３塊錢。」

兜第三圈了，三個路盲的警惕性自然提高，就敞開後車門，沿途察看。從此岸到彼岸，嘎地又停車－－「又回來了！」高氏嚷道。

司機指著跟前的單位大門，畢恭畢敬地解釋：「這回沒錯兒！裡面全住的上訪戶。」然後急匆匆地接過車錢，逃之夭夭。

電動柵欄封住了車道，２０多米的深處，有一幢三層的老式樓。我們企圖從門警室下的豁口進入，卻被一隻紅袖章手臂攔住：「幹什麼的？」

「找人。」

「有證件麼？」

「沒有。」

「那就不准進。」

「我們是來上訪的，」高氏道，「聽說裡面吃住便宜。」

「是很便宜，」紅袖章不屑道，「一人一天五塊錢，吃住全包。但是要介紹信。」

「什麼信？」

「國務院、人大、高院信訪處的證明你合法上訪的介紹信。」

「有多少人合法上訪呢？」

「我沒數過。」紅袖章揮揮手腕，示意我們該離開了。「那樓裡還沒住滿呢」

三人喏喏而退，沮喪地壓了一會兒馬路。我無意間抬頭，瞟見了橫空出世的「某某賓館」的樓頂廣告牌，突然記起儲百亮「見了某某賓館就右拐」的提醒，不覺豁然開竅。

三

某某賓館不過六層，卻是永定門車站一帶最高的建築。加快步子繞過去，時光頓時比我們初入陶然亭上訪胡同還倒流得快。兩層或一層的平頂房屋像粘成一片的火柴匣子，污泥濁水一般湧出來自塞外的旅客們。猶如膠片發黃的老電影，我們在上蒼的導演下，與那些挎包扛箱的，拉家帶口的，左呼右喚的難民們擦肩而行。灰塵，人頭和陽光攪和著，氾濫著。有兩分鐘，幾乎走不動，我們就退進一水果攤，作出選購的樣子。其實紙箱裡的橘子和蘋果幹得像油畫裡的，並隱隱有生漆味。

人潮時起時伏，我們又在火柴匣子間穿梭了幾回，有個兩頰膏藥紅的五短漢子在腰間捅了我一下，並遞來一張內蒙古赤峰住京招待所的名片。「多少錢一晚？」「５０。」「太貴了。」「你出多少？」「我們不住店。」「耍我？」

終於望見了鐵路，但在檢票口裡面的候車廳外。我們沒票，況且眼下關門閉戶，看來一時半會兒也沒有列車。儲百亮強調過「鐵路以南」，但飛不過去呀。

於是我們在周圍的胡同裡迂迴，疲憊而固執地打聽著。人們要麼不知道，要麼躲躲閃閃，有個客棧老闆還指著一個斷腿的乞丐開玩笑：「他一直在這一帶上訪，你去問吧。」高氏果然逮住問，那拄拐人專注地剜了我們一眼，向屋檐下僵臥著的另一同類呶了呶嘴，就邁拐而行。

太陽偏西了，再這樣耗下去，結局甚為不妙，情急之下，我們又上了一趟「京牛」三輪，不料眨眼功夫就進了一條背巷。司機開門見山道：「只能到這兒，那邊我可不敢去。」

「你怎麼說話不算？」我們質問道。

司機求饒道：「我退一半錢好不好？真的不敢去。打了招呼的，誰去砸誰的飯碗。」

一聽這話，我們便揪住不放：「你總得指一條道。」

司機略略遲疑，方邊掉頭邊點撥道：「這胡同裡總有不怕死的……」聲未盡，車就轟轟幾下沒影了。

三米之內停著一輛平板機動三輪，一個虎背熊腰的白髮老者橫在車前注視著我們，周圍還有些衣衫襤褸的孩子和婦女。剛要開口，老人就攔住道：「別說了，我帶你們去，三個人六塊錢。」

這是北方常見的貨運三輪，不過，大平板上鋪了一層油乎乎的氈，我們從四周墊腳一撐，屁股就塵埃落定了。老人回過臉叮囑道：「坐好，路可顛了。」

大概是軲碌有些鏽，車的發動繩一拉，就扎扎呻呤。老人持續猛拽，半邊肩頭傾斜。輪子病人一般滾動了，比牛車還慢。但三個人都感覺顛的很舒服，也許是叫「京牛」擠怕了。

很不幸，沒出百米遠，就熄火了。我們要下車，老人連稱「馬上就好。」三分鐘後繼續上路，巷口拐了彎，就一溜下坡。為了節約油，老人關掉發動機，憑慣性朝下衝，不料對面來了輛卡車，險些把我們逼下地溝。老人剎不住，就跳下來，像扯頭犟牛似地扳住車把，身子都繃成弓了。我急忙竄下，高氏則把雙腿收攏。卡車醉漢似地晃過去了，接著又一輛手扶式拖拉機，我們罩在黑煙裡步行幾米，抵達較平展的路段再上平板。老人扎扎拽繩，車動起來，跟長跑一般快，我們終於出了這條陰險的胡同，來到視野開闊的敞地，車也快了，只比騎自行車稍慢。太陽偏西，行人稀稀落落，我們居然還繞過了一塊枯草地，草尖如禿子頭上的絨毛；超級蜈蚣一般的鐵路近在咫尺，地貌略略起伏。車在翻土坎時又熄火了，拽繩發動，過了鐵路，再熄一次，把一個衣冠嚴謹的老者逐漸累得敞胸露懷，十分豪邁。

就這樣停停跑跑，我們也像猴子似地上竄下跳了五六次。高氏邊拍照邊說：「北京有這麼大塊敞地不容易，起碼值好幾個億吧。我說：「中間那塊已剷平了，還有人鍛練呢。」回地說：「那就是房地產開發的中心了。」

又過了半個多小時，我問老人還有多遠？他嗯嗯著，注意力卻在腳底，像在伺候一個少爺。眼下的坡又彎又長，我們乾脆全下來步行，路旁有座孤島般的房子，半壁江山已塌，剩下的半壁頂敞開一半，床、櫃子、桌、椅等傢俱亂七八糟地堆放。中年房主則站在這被推土機日夜威脅著的焦土前，對往來圍觀群眾控訴，極度悲憤將他的臉都扭曲了。

「這是我世世代代的家呀，說沒就沒了。」這唯一的釘子戶指著周圍的地基，房裡還蜷伏著他的孩子們，「拆遷辦和地產商串通好，半夜開著機器來，探照燈射在床上，烤得人受不了。都嚇跑了，就我還在，昨夜他們又來推牆推房子，我還在……」

高氏拍照，我在逐漸散去的人堆旁發現了一隻貓，它釘子般穩紮在斷壁間，顯得極有尊嚴。那是它的窩，哪怕明天這兒易為平地，它憑嗅覺也能找回來。而狗卻守著露天的飯鍋，不時無奈地沖人們叫兩聲。

老人在坡頂催行，我們終於上了正道。不過幾分鐘，就抵達大馬路邊的棚戶區。老人剎車，揩汗收錢，並急著離開。

「是這兒麼？」我問。

「我已經送到了，你們自己找去吧。」

四

在路旁半個籃球場大的窪地間，三四個異味嗆鼻的污水灘令人望而生畏，我們小心翼翼墊腳繞行，鬆軟的泥地印下亂糟糟的「牛蹄窩」。夕陽像個潰爛的大橘子嵌在遠處拆遷的廢墟上，腥紅透過馬路不息的車流，平掃過來，使眼下的青磚矮屋顯得像懷舊電影的外景。順著一人高的矮牆，胡同朝裡蜿蜒，有左右兩個入口，我們略略遲疑，憑感覺走右。兩三個男女擦肩而過，眼神有點異樣。高氏不管不顧地逮住問：「這是上訪村嗎？」「上訪的人在哪兒？」

無任何回應。路也越走越窄，由兩米到一米，有的地方，半米都不到。我們以為此路不通了，可一抵攏，卻意外發現不止一個出口。簡易板棚和矮屋混雜，首尾相接，有時人過去，頭皮擦著屋檐，高氏則要弓腰。三個路盲在迷宮內盤桓，常為了猜路而停步。橘紅的陽光在這片大過足球場的瓦頂上燃燒，而瓦頂下卻安靜極了。我曾竄入五、六個窄門臉，以為是一戶，進去才發現尺把寬的通道老長，底部黑黝黝的，兩邊陡立著籠子屋，一溜好多間。「有人嗎？」我喊著，只聽見了自己的回聲。

我麻著膽子敲門，並透過窗戶窺視，暗處除一超級大床或兩中級床，就是我熟悉的化肥編織袋。我心裏一熱，提高嗓門再喊：「有沒有人？」頭頂的天縫接著網，核桃大的蜘蛛閃耀著。

高氏和回地分別拜訪了幾個較正規的院子，喝酒、夾菜、打撲克都見著了，就沒一個上訪戶。「當地的農民，現在都拿城市戶口了，」回地說，「所以過得這麼瀟灑。」「沒苦像麼？是不是裝出來的？」我疑心道。

「肥頭大耳，苦什麼？」回地沮喪道：「連狗都不苦，毛色透亮。我還有戴紅箍的聯防呢。」

在三岔路口，我們攔住一個大嫂問，她卻說：「上訪的不住這邊。」高氏問住那邊，她隨便指了一方向。高氏提醒道，「您指的就是馬路那頭吧？我們從那兒過來的。」

大嫂習慣性笑了笑，隱隱有汽車的喇叭聲傳來。「巷道太複雜了，耗到明天也鑽不透。」高氏嘆道。

「比人的腸子還複雜。」回地表達了詩意的贊同。我是地道的川耗子，仍舊啞攻著那些充滿誘惑的窄門臉。有一次，我撞見一姑娘在檐下的蜂窩煤爐上支鍋炒菜，魯莽地問一句：「您上訪嗎？」嚇得人家躲進屋裡不出來了。

轉悠了大半小時，我們從左邊出來，兜了一圈。高氏看手機，離天黑還有點時間，於是三人從頭開始。「今晚住在這一帶？」我問。高氏答：「看情況吧。」

依舊沒一個上訪的。迷宮裡炊煙四起，關門閉戶。除了三個闖入者，幾十條短巷內再沒人了。這是我在北京城這麼多天以來最安靜的一刻，偶爾的喇叭聲像來自遙遠的夢中，腳步、心跳、甚至焦燥的腦門跳都被誇張得異常清晰。我們倒變成了聲調淒楚的叫花子，下意識地重複了上百遍「有人嗎？」但涼透的心裏知道不可能有人，牆角的蟋蟀也同情地叫開了，接著是劇烈的耳鳴。

「我可找回當年失戀的感覺了。」我開了個不合適宜的玩笑。

回地還在東張西望：「有上訪村嗎？３塊錢一宿的旅館在哪兒呢？」

「我感覺就在這附近，明天再接著找。」我摳腦門道。

「像在打《地道戰》，人民都下地縫了。」回地說。

「哪就掘地三尺。」

「沒那麼嚴重。」高氏友好的笑著，憨厚得像個地道的傻瓜，「會找到的，老廖。」

接著高氏有了重大收穫，他在一堵鶴立雞群的兩層樓牆面上，尋見一則公安及聯防的告示。時代變了，這類官方文告卻從４９年共軍進城到反右到文革，一直貫穿了下來，成為這個種族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告示抬頭都是為了社會主義首都的形象，確保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不蒙受損失云云，接下來是「根據某某法律政策」，列出１、２、３、４、５、６、７款，均系脅迫大夥的條文，其中的核心為警告當地居民，不得出租房屋給上訪人員和法輪功，若發現可疑人等在周圍活動，務必報警告密，否則，將承擔法律後果。

我們細細端詳著那破紙，猜測「法律後果」到底是什麼，「關還是罰？關多久？罰多少？」高氏鑽研道，「這上面都沒寫。」

「《治安處罰條例》８０年代就有吧？」回地也鑽研起來，「人民幣和人口漲了多少倍？小丫頭都成大姑娘了。」

「我身上沒帶任何證件，是否『可疑』呢？」我習慣性地聯想到現實問題，肩頭做賊似地矮了一截，緬甸女人昂山素姬的一段話剎時浮出腦海：

「極權主義是建立在敬畏、恐怖的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地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

可謂一箭穿心，我臉色剎白地愣在原處，直到高氏拍完照，摟我的肩。回地還在咕噥：「真他媽此地無銀三百兩，上訪人員肯定在這一帶最集中。」

「或許剛被清剿過。」高氏說。

為了從幻覺陷阱裡掙脫，我又敲開了一扇門。見五個人蜷在一張大床上，各自清理著什麼東西，卻異口同聲地否認「上訪」。我邊道歉邊撤退，接著又拿出賭博的勇氣，一把拉開一筒子屋，一個鄉村女孩從床鋪起身，腿一伸，就站在屋外了。她說：「有事嗎？」我尷尬地笑了笑，就問這麼個單人床的空間租金幾何？女孩下腰提上鞋跟，才回答「８０」。

五

依依不舍地出了巷口，夕陽下去了，窪地上籠了一層薄霧。塵世的車流在馬路上週而復始，高氏隔著污水灘與幾個髒小孩對望。「這地盤年頭不淺了，」他嘆息道，「如果上訪十來年，孩子也該這麼大。」

我注意著村頭的小賣部，店主坐櫃後。捧了一盆麵條在吃。緊鄰的筒子屋，蛤蟆一樣張著口，一個健壯的婦女正埋頭洗碗，肩背門板似地朝外。我躉上去，憑多年的訪談直覺，我認定她上訪，因為她比本地居民更土，又住民工也不入的窄地兒。我滿有把握地輕聲問：「大嫂，您知道誰是上訪人員嗎？」

她緩緩扳過身，攔住入口：「哼，不知道。」

我賴在原地，定定地看她，齊耳背的短髮，一張黃泥色的大餅臉。右眼黯淡愁苦，左眼卻閃著刺人的血紅。我本想問她的眼睛被誰打啦，卻忍住了。

她被盯得不自在，就潑掉碗裡的水，回轉頭。我再次問：「大嫂，您知道這地兒誰在上訪嗎？」

「給你說了不知道！」

我失望地撒退半步，右腳險些踩進積水。收腿時我死乞百賴地再問：「大嫂您上訪嗎？」

婦女冷笑了一聲，終於拋出一句：「你是間諜吧？」

「間諜？！」

「對，瞎轉一下午，屁也沒得到吧！人家都不願搭理你們。」

我張口結舌，只好抽身求助高氏：「那女的說我是特務，你再去……」

高氏不愧老江湖，大腮幫子老遠就擠出笑紋。接著，挺和諧地站到婦女身旁，一團和氣如一家人：「嫂子，您看是這麼回事，我們呢……」

「社會調查？」婦女邊琢磨這新字眼，邊審視高氏，疑雲漸消：「真的不是間諜？」「哪兒的話！」高氏攤開雙手說。「間諜都是國家單位的人，豈敢留光頭和長發？您瞅清楚，我的頭髮是真的，沒戴頭套。」

「我還以為你們要偷上訴材料！」婦女鬆了口氣。

「什麼？！」

「怪我老爸沒讓讀書，我不識字，哭了多少。」婦女的話匣子打開了，語速如疾風驟雨。我急忙掏出錄音機，與高氏互換了位置。我欲採取習慣性的一問一答，但根本插不上嘴。「來北京兩個多月，材料被偷了兩三次。有人冒充公安，專偷上訪材料，連車票，醫藥發票都不放過。我不識字，材料要花錢請人寫，後來沒錢了，請不起了……」

「您請律師了嗎？」我見縫插針道。

「律師？真正的律師請不起，上事務所，不見；寫材料，標明２００元一份。假律師倒經常上門，許多人初來乍到，就請了，結果便宜無好貨。去哪兒都遭殃。現在我不怕了，你打，你找黑幫，你冒充公安，你扣留關押，你下耗子藥，我都不怕，我豁出去了，我不相信共產黨的天下這麼黑暗！什麼手段都使，怕殺人滅口，我媽也跟著來這兒。你們看吧，橫著兩米擠兩人的洞，我和媽一個睡一頭。這樣也好，湊合著過，材料壓在鋪下面，白天一人跑信訪，另一人就在家防著。不在乎，關過七、八次了，我借別人像機拍的證據全搜走了，毀壞了。血白流了嗎？高院讓我回去，在當地解決。當地能解決我還跑到北京來？市裡、縣裡、鄉里都是他們的人，黑幫也是公安局家養的，我回去就沒命了。沒錢也不回！討口也不回！租這房每月１２０塊，我就去討，有剩下的，就買點米面。吃菜就去市場上撿，沒人要的菜幫子，肉案邊的渣子余料全撿回來，洗一洗，放點鹽，還能吃。媽說，什麼苦日子沒過？周圍這麼多上訪的，至少沒生命危險啊！一喊，人全出來了……」

趁她喘氣的間歇，我趕緊問：「您是哪兒的人？」

「安徽淮南鳳臺縣七一鄉的。」

我恍惚記得安徽是改革開放以後，最早推行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地方，作為誦Σ降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