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這場漫長的論戰中，雙方似乎都無法解釋某些「六四」後產生的現象。譬如，勝方津津樂道「六四」後的穩定和增長，敗方反唇相譏隱於其後的腐敗和不公。但雙方都沒有解釋，何以「穩定增長」和「腐敗不公」能相安無事，並存至今。如果說當年「六四」在民間的真正動力，就是反對腐敗和社會不公的話。那麼，面對十倍於當年的腐敗和社會不公，「六四」英雄，今在何方？
又如，按勝方宣傳，「六四」是四項基本原則對自由化的勝利。據敗方陳述，「六四」是從開明向專制的倒退。但雙方都無法回答，何以「開明」的或「自由化」的精英們和「專制」的或「四項原則」的鼓吹者如鄧力群們，「六四」後異途同歸，雙雙退出中國政治舞臺？
再如，「六四」前中國知識精英和大學生們普遍政治熱情高漲，人人議國事，個個罵政府。在將中國的一切棄如蔽履的同時，對西方文明的崇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時間，出國留學取代金榜題名，成為中國學子的人生追求。然而，「六四」後短短几年，中國知識界這種特有的人文景象頓然改觀。全世界被中國突然勃興的民族主義驚得目瞪口呆。從北京申奧的狂歡到圍攻美國使館的憤慨，都表明同一個事實：中國在遠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了從「河殤」到「中國可以說不」的轉變（2）。如果說坦克可以令人生畏，專制能迫人道路以目，但它們畢竟都無法改變人的內心感受，無法開創一代文人的風氣。「六四」當事雙方，對這一有目共睹的巨大轉變，同樣沒有回答。
西方研究現代化的學者發現，徹底非現代化和社會動盪無關，徹底現代化和社會動盪逆相關。而從非現代化向現代化的轉變，亦即現代化的過程，卻和社會動盪正相關。現代化速度越快，社會越容易動盪（3）。現代化過程產生動盪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開放社會產生橫向比較，發達國家對後進國家有強烈「示範效應」。但是，由於經濟增長趕不上慾望增長，多數人在現代化過程中往往失落多於滿足。與此同時，現代化初期，分配開始趨向不均，產生了著名的庫茲涅茨倒U (Inverted U-Shaped) 模型：即經濟不發達的社會分配比較平均，經濟開始發達的社會分配非常不均，經濟非常發達的社會分配重新趨向平均（4）。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在分配不均的同時，教育和媒體又趨向普及。教育和媒體的普及，使本來熟視無睹的社會不公變得不能容忍。教育程度越高，對社會不公越敏感。現代化初期，社會又缺乏靈活的政治機制和足夠的經濟實力吸納高教育的人才。游離在體制外、不被社會承認的知識份子，是現存體制最大的威脅。教育程度越高，威脅越大。用政治學流行語言說，便是小學畢業生街頭鬧事，高中畢業生密謀政變，而失落的大學畢業生醞釀革命（5）。
以鄧小平「改革開放」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不僅無法避免上述動盪因素，而且還有一個特殊的弱點，那就是鄧小平的現代化，開始於中國政府威信最低的時刻。在鄧小平大權在握以前，毛澤東已在對自己理想的執著追求中，將中國政府的威信揮霍殆盡（6）。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曾在民眾中享有得天獨厚的威望。這種威望主要來自三個因素。第一，來自於中國百年滄桑的歷史。來自於一個古老而驕傲的文明，在近代被異族百般凌辱後的痛定思痛。任何個人或集團如能使這個文明重新充滿信心，使這個民族從屈辱中重新站起來，他和他們就理所當然地被本民族的大多數人視若救星。
第二，這種威望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特色。政教分離，即政治的理性化和宗教的私人化，本來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馬克思主義本身雖然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但在二十世紀的政治戰場上，馬克思主義又被「革命的手」塗上了宗教色彩。當然，革命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宗教特色的原因，而只是其外部條件。馬克思主義宗教特色的真正原因，深藏在馬克思時代德國哲學家所謂的「思維徹底性」裡面，深藏在他們邏輯完美無所不包的體系裡面。黑格爾哲學本身就是一個在內部充滿邏輯完美的小宇宙，而其「世界精神」更與上帝只有一步之遙。因此，當馬克思將他所謂黑格爾「頭足倒立」的辯證法重新顛倒過來後，一個塵世宗教的降生，已是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革命，只是及時地扮演了「東風」的角色。至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社會科學日益意識到歷史發展可能並沒有可預見的模式，任何「完備」的思想體系企圖帶著道德優越感來指導歷史發展，都可能導致災難，那是後話，按下不表。但在當時，憑著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威力，中國的革命領袖在被人民視若救星的同時，再被奉為神明，卻似乎是命中注定，在劫難逃。
第三，這種威望來自於中國民眾的素質。中國民眾的現代政治意識並不成熟。像世界上任何不成熟的東西一樣，政治不成熟的突出表現之一，也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當人民處在愚忠這一極端時，就為政府的無比威望和濫用這種威望提供了強大的基礎。
毛澤東執政的二十七年中，中國政府從未用坦克和野戰軍鎮壓不同政見者。這不是因為毛澤東比鄧小平仁慈，而是因為毛澤東沒有這種需要。毛澤東執政時，中國政府只要一個「政治運動」，就能使任何政敵頃刻間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使他們遭到包括至愛親朋在內的全體公眾的鄙視和唾棄。只有擁有這樣能力的政府，才能實行所謂的「全面專政」，才能要求它的臣民不但在行動語言上，而且在思想閃念間對它保持忠誠。
鄧小平開始執政時，中國政府顯然已喪失了這種能力。造成中國政府威望的三個因素，前兩個已不復存在。第三個雖不幸未變，卻正在從愚忠這個極端迅速滑向另一個極端。與此同時，「文革」結束對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猶如浴火重生。在「文革」中，他們第一次體驗了民間疾苦，親歷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重掌大權後，他們對「政治運動」自有切膚之痛。因此在自己獲得解放的同時，他們真心誠意地希望給予人民所謂的「第二次解放」。於是，他們宣布中國不再搞「政治運動」。磨難或許使老幹部有了新的人生感悟，滄桑或許讓革命者都渴望常態。可惜，這種渴望來得不是時候。
毛澤東執政的早中期，人民對政府既愛且怕。愛是因為這個政權給了他們國家的統一，生活的穩定和做人的自豪。怕的是稍有閃失，即會在「政治運動」中淪為人民公敵。這種統治與被統治間既愛且怕的關係，要靠人民感恩戴德的心理和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同來維繫。當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時，他的統治思想中兼有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成份，翻譯成他自己的語言，便是「馬克思主義加秦始皇」。現實主義的他，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王霸兼用，恩威並施，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所記載的帝王權術中，激發當代統治的靈感。但理想主義的他，更相信真理確實在自己一邊，相信人民終究會接受他那半馬克思主義，半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在毛澤東身上，理想主義又往往超過現實主義。因此，他更多地希望人民「關心國家大事」，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脫胎換骨，鍛練成長。但是，沉醉在巨大威望中的毛澤東，顯然忽視了這種在全民中推廣的泛政治主義的危險性，忘了這是一種只有在人民衷心愛戴的瞬間才能玩的遊戲。要求人人關心國事，無異於玩火，其中人心便是風向。有朝一日，風雲突變人心轉向，始作俑者難免引火燒身，玩火自焚。鄧小平上臺時，人心已變。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任何善意的「親民」措施，都只是火上澆油，是在人民不愛政府的同時，再讓人民不怕政府（7）。
顯然，當鄧小平的現代化起步時，中國政府的有效統治已面臨挑戰。鄧小平可能很快意識到了問題，於是祭起「四項基本原則」。「六四」後鄧小平講「兩手都要硬」，確實不是事後聰明或文過飾非，而是一貫主張。但是主張是一回事，要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貫徹主張是另一回事。後者不僅需要政治家的決心和智慧，還需要形勢。要使人民重新愛政府，即便可能，短期內也難以做到。因此，要保證中國政府的有效統治，就只有讓人民再怕政府。令人害怕，需要實力、決心和舞臺。三者缺一不可。中國政府有實力，鄧小平有決心，但展現實力和決心的舞臺，卻只有形勢才能造就。
鄧小平不可能製造舞臺，也沒有我們今天事後聰明的條件，於是只好摸著石頭過河。從批苦戀、清污、反自由化直到「六四」，將近十年便這樣一路摸了過來。其間，鄧小平屢戰屢敗，最大敗績便是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開除出黨,並登報宣傳，顯然帶有鄧小平的個人色彩。但是，鄧小平的認識落後於形勢。他推己及人地、一廂情願地以為，開除出黨必定痛不欲生，登報宣傳可以殺雞警猴。不料事與願違，開除出黨，方、劉、王毫無痛感。登報宣傳，人民更不懼怕。相反，三人一夜之間平步青雲，成了民間英雄。鄧小平付出了沈重代價，戰績不是零分，而是負數。
經此挫折，鄧小平大概決定改弦更張。有件事可作間接佐證。在反自由化和六四間的一九八九年初，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破天荒地將中宣部明令禁止，內容與當時中央方針相左的蘇紹智講話公開見報。事後趙紫陽為難，決定整頓導報。千鈞一髮之際，鄧小平突然傳話：「不予理睬」。短短四字，弦機無窮。既不斷是非曲直，卻又語義生硬，斬釘截鐵。究竟意欲何為？如今回首，謎底格外分明：鄧小平不是法外開恩，而是吸取了「反自由化」的教訓，決心不再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用錯誤的方式，和錯誤的對手較量。
幾個月後，學生上街，進而絕食。萬民聲援，秩序大亂。鄧小平苦苦等了十年的機會，終於來了（8）。「六四」為中國政府恢復有效統治，為鄧小平展現實力和決心，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舞臺。滄海崍鰨(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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