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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廣:勞工要爭結社自由——評萬州事件

 2004-10-27 16:1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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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的弱勢群體,如果想要保衛自己的權益,要別人把自己當人看,重要的是爭取「結社自由」。

據外電報導:10月18日在重慶市的萬州區,有位民工,不慎碰到一位婦人,其丈夫(自稱是國土局長)竟把民工腿打斷。而且一邊打邊喊,打死了不就是二十萬塊錢嗎?

從而引起公憤,瞬時間聚集了大批打工族和市民,最多時有四萬人,後來包圍了區政府。

於是官方派來了的鎮暴警察,開打之後,雙方都有受傷,有4輛汽車(包括警車)被點了火。區政府也遭到嚴重的打砸。

鬧了一夜,最後鎮暴警察放了催淚彈,抓了些參與者事態暫時平息下來。


**事件說明什麼?**


萬州事件說明瞭,在我國底層的弱勢群體(包括進城打工者,下崗工人,廣大的農民),他們看了太多的腐敗,這些人承受了過多的苦艱,凌辱,內心充滿了對官員,對政府的不滿和憤怒,憋了一肚子氣,有了時機,就會爆發出來。像顆定時炸彈一樣。

就在本月23日,在蚌埠出現了萬餘退休工人,因為退休金太少,不能隨物價上漲調整,上街示威三天,造成交通大堵塞。

**弱勢群體要爭結社自由**

1989年六四之後,知識份子的經濟待遇提高了很多,不少人進入小康。六四後每次提工資都沒有漏下知識份子,在政協和人代會上少不了一些知識份子,六四的「鬧事者」他們有一部分進了官場,或者升了官。

為什麼執政黨對知識份子,如此開恩呢?

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六四」之前的學潮中,知識份子們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這種力量讓執政者不得小看他們,對他們採取了贖買政策。常言道:「會哭的孩子多吃奶」。知識份子就像會哭會鬧的孩子。原因之二是知識份子多數都是活動在各種組織之中,或者學校,或者科研機構,很多人都是一些學會協會的成員,因此他們的思想容易交流,行動便於協調。

當前中國的弱勢群體,不論是打工族,是農民,還是下崗工人,如果想要保衛自己的合法權益,要別人把自己當人看;我認為重要的是爭取「結社自由」。

要逐步爭取成立屬於自己的,不受別人操控的獨立的組織。是協會也好,是聯誼會、同鄉會、互助會都可以。如果壓力太大,開始時也可以叫做籌委會,也可以不叫什麼名堂,就是一些有相同背景,平日聯繫比較多的人,在同一個單位,同一個地區工作的人,經常保持聯繫,互相幫助,相互提攜,一方有難大家幫助,討論如何維護、爭取勞工權益,用這些活動爭取「結社自由」,這些活動也將培育出一些勞工的代言人和領袖人物。

**波蘭工人的經驗**

有兩年事,可以看出弱勢群體,一旦有了組織,就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有效的維護自己的權益。

一個是波蘭成立於1980年前後的團結工會,他們一度擁有數以百萬計會員,很多波蘭共產黨(統一工人黨)員都加入了他們的組織。

團結工會成立之後,組織各種活動,維護工人權益,多次舉行全國大罷工,包括反對提高物價的大罷工、怠工。後來團結工會受到政府的嚴重打壓,工會領袖瓦文薩等被關進監獄。但團結工會的其他成員,建立電臺,出版了數百種地下刊物,繼續抗爭。

由於團結工會持續不斷地進行持久地鬥爭。當波蘭出現經濟社會危機時,團結工會順勢而起,又一次形成巨大聲勢。

1989年波蘭當局只得屈從工會的壓力,召開「園桌會議」,與團結工會坐下來談判;並同意開放部分議員自由競選,在選舉中,團結工會獲得90%以上的選票。很快團結工會的領袖瓦文薩當選總統,很多團結工會的骨幹成了政府的要員。

團結工會成功的道路,不但向人們說明瞭弱勢群體只要組織起來,就不會被人忽視,而且能夠通過選舉進入政府。

**中國七十年前的農民協會**

有人說波蘭有歐洲的傳統,他們是西方的文化,波蘭的工人也有水平,中國情況不同。

其實在中國的弱勢團體,一樣可以組織起來,其威力也是無窮的。

七十多年前「偉大領袖」毛澤東不也是靠建立農民協會,以農民為主體,壯大政黨,取得天下嗎?

常言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中國的勞工爭取「結社自由」的道是漫長的,五十年代,誰要想試探「結社自由」,那要冒殺頭的危險。

八九年一些人學生、工人成立組織,後來都被判了很重的刑。

為什麼有的人懼怕「結社自由」有如害怕「瘟疫」呢?因為他們知道大眾一旦有結社自由,結束專制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特權者的權力也將很快消失。

為了減少風險,在中國當前勞工要爭取「結社自由」,應該相機行事,逐步爭取,步子不怕小,只怕無作為。

**爭取結社自由的根據**

勞工爭取「結社自由」的法律根據是憲法第三十五條;中國公民有結社自由的權利,從這點出發,我們爭取「結社自由」,有憲法可依,他們抓人是違憲、違法。

現在中國有個社團管理辦法,這個「辦法」要求成立社團必須申請、批准,他不批准,會給你加上「非法組織」的所謂「罪名」。這種「罪名」當然也是非法的,但他把你抓起來,會在一些人中造成恐慌。為了避免被抓,我們要講點策略。

其實在很多民主國家,早已廢除了社團的審批制,而改成了報備制。在中國某些人為維護專政制度,把「報批」作為限制結社自由的一種手段。

最近楊銀波先生在知識份子中做了一次問卷調查,結果對很多問題都有不同答案,只有在回答是否支持成立獨立工會、獨立農會時,答案竟驚人地完全一致,都表示支持,說明爭取「結社自由」的迫切性。

2004年10月25日於山東大學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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