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分析

一、從被壓迫民族的排外情緒到極端民族主義

中國長期以來自認為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國人夜郎自大，自以為「華夏」乃世界之中心，漢民族甚至將周邊的其他民族蔑稱為「蠻」和「夷」。沿襲這一觀念，當西方國家的商人和傳教士到中國來時，國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稱之。中國的歷代王朝都不遺餘力地強調「中華中心論」，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級觀念居高臨下地對待其他國家，朝貢制度即為一例。從此種意義上說，當代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於古代儒家等級文化。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優越論」嚴重束縛了國人的眼光和思維，正如費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點是思想和體制方面的，也就是說對外國的現實一貫無知，並且存心不去考慮現實。[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導致國家強盛，何況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哪個國家是永遠的強國。

近代中國從虎門銷煙起，歷經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抗日戰爭等戰爭和旅順、南京等大屠殺，早已失去了往昔的東亞之尊。近代中國的歷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爭史。現代化進程的挫折感，長達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贖理想主義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滿耳是大眾的嗟傷，一年年國土的淪喪」，這種「四萬萬同胞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內化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半殖民地廢墟上的，這個廢墟的製造者之一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清代中葉以前，國人眼中的日本不過是個學著中國走路的東夷小國。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製造了當代中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中共領導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當作政治旗幟。但是，為了得到蘇聯的扶助，這場革命對繼承了沙皇俄國對外策略的蘇聯卻另眼相看。其實，沙皇俄國是侵佔中國土地最多的國家，蘇聯對現代中國內戰的干預也從未間斷。在蘇聯的策劃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就捲入了朝鮮戰爭，其結局是不勝不敗。朝鮮戰爭沒有使中國變得獨立，相反卻加重了中國對蘇聯的依賴。30年以後再度打開國門，才發現中國的落後程度有多大。這是20世紀後半葉國人經歷的又一種挫折。

隨著「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之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的破產，「文革」結束了，國人重新認識到過去30年中他們信奉的政治經濟制度其實近乎於破產。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自由主義思潮在改革開放後填補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危機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義成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義思潮在20世紀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義思潮遇到打壓後，正統意識形態並未能收復「失地」，在這一思想空間裡，新左派思潮、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等蠢蠢欲動，其中極端民族主義發展最快。中國的市場化過程恰巧遇到了經濟全球化浪潮，過去20多年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是史無前例的，對外摩擦也隨之增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理性的民族主義畸變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幾部書《中國可以說不》、《中國還是可以說不》是當時極端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高峰。當時有外國記者向外交部提問，這幾部明顯違背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書是否代表官方立場，外交部發言人瀋國放先生在回答時只能說，這些書的問世至少說明中國還有言論出版自由。1999年美國空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地下室事件更是引發了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一個高潮。

現代化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全球化的過程。雖然中華文化也可參與到這個歷史進程中，但作為一種前現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進程中必然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如何對待像西方文化這樣的外來文化，如何理性地區分西方文明與西方霸權。這些問題在一個理性主義者眼中是很簡單的，但對一個現代化進程不斷遭遇到挫折的小農國家的普通國民來說，卻需要有非同尋常的鑒別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質意義而言，這需要一個啟蒙的過程。從滿清之季風起雲湧的義和團運動到共和國草建後的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來看，國人還是習慣於以夜郎自大和閉關鎖國抗拒全球化的方法來維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啟蒙事業遠未完成。21世紀初的中國，自由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在賽跑。

二、民族主義的分野與當代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識形態，作為思考世界的一種方法，它強調民族在解釋歷史發展和分析當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並宣稱「民族特徵」是人類劃分的主導性因素，它在本質上要求每個民族組成一個主權國家[2]。人類歷史上有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從其基本理念來劃分，有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也可稱為立憲民族主義），也有極權主義的民族主義（即極權民族主義）；從民族主義對社會變革的主張來看，有溫和主義的自由主義，也有極端主義的民族主義。本文所要重點分析的是後者，即極端民族主義和它的惡性發展極權民族主義。

極端民族主義乃源自對世界主義（世界大同主義）的厭惡。「民族主義情緒在這裡是指在政治上特別強調用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和不顧其他價值觀念，如戒絕殺戮，遵守國際法以及通過雙邊或多邊條約維持國際合作，以此尋求本民族的利益。這種特別的民族主義同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的關係就如同自私自利與個人主義的關係。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不會顧及別人的利益，而個人主義的信念是，只有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尊重別人自由地追求他們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形式上有相像之處，它們都以愛國的名義影響民眾，民眾往往很難識別極端民族主義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真正在全國發生影響，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始自世紀之交，是伴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而活躍起來的。由於新的信息技術的交互性特徵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勵了民眾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也為民眾的社會參與提供了技術手段。正是網際網路使民眾得以通過網路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極端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們就是這樣聚合起來的。這些志同道合者散處各地，雖然理論修養參差不齊，政治經驗各異，但很容易通過網際網路溝通聯絡、討論時事、發起動議、進行遊說。「9.18」愛國者同盟網等5個網站即在北京市東城區成功地組織百萬同胞簽名參加抗議日本的活動，此項遊行示威活動差一點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紀犯下嚴重戰爭罪行而又拒絕認錯的唯一國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勢力仍然拒絕承認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不僅不為其當年的戰爭罪行懺悔，相反還通過教科書、歷史展覽等種種形式試圖掩蓋乃至歪曲國家犯罪的歷史。戰後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國家的寬容，躲過了嚴厲的制裁，卻保留了當年侵略者對被侵略國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禮貌表面之下的蔑視。儘管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殺害了數千萬中國人，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本著以德報怨的精神放棄了戰爭賠償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對此並不領情。許多日本人甚至拒絕承認日本的侵華戰爭之罪惡及其失敗，認為日本只不過是敗給了強大的美國，但並未敗給中國。而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裡，那些在歷次侵略戰爭中喪命的將士仍然被當作為國捐軀的英雄來紀念。總體來講，日本是一個怯於面對自己國家歷史罪惡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後其實掩藏著道德上的懦弱。

中國民間對日本的不滿由來已久，2003年發生的一些事件讓極端民族主義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2003年6月，有民間組織發起登上釣魚島；8月，網上萬人簽名反對京滬高速鐵路使用日本技術；9月，又發生了日本遊客集體赴珠海嫖娼的事件。緊接著，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學爆發了反日抗議活動，這後來又演變成西安街頭的示威遊行。這次反日風潮的起因，據說是4個日本師生在該校外語學院的日本文化藝術節上的下流表演。這本是一個學校內部秩序的管理問題，至多也不過是日本師生不當行為在中國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日、仇日情緒的刻意渲染下，對日本師生的不滿急劇演變成了帶有打、砸、搶性質的學潮，驚動了兩國政府的高層，成為一起外交突發事件[4]。

在西北大學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誕的現象，與1998年印度尼西亞的反華仇華暴行一樣，日商投資企業被砸，無辜的日本留學生被毆打，留學生樓和西北大學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以至於後期的示威行動演變成了西北大學師生和防暴警察集體保衛西北大學的行動。「西北大學黨委用了這樣一個字眼，就是如果沒有及時制止的話，它會成為西北大學的空前浩劫。[5]」這種暴民運動實質上是「義和團」精神的現代翻版，是「紅衛兵行動」在21世紀的再現。

在現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僅中國的普通公民和民間小團體得以在BBS論壇等地方找到了議論外交事務的機會，而且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吹者們也利用網路的虛擬空間和匿名發言方式煽動激進行為和觀念。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毫無顧忌地在網站上發表和轉載反日、仇日的言論和文章，乃至於號召抵制日貨、強攻釣魚島，有人甚至主張進行一場東京大屠殺，把日本婦女都強姦了，把日本男人都殺了。這樣的言論在平面和音像媒體上是無法想像的。由於網際網路成了宣泄民族主義情緒的場所，有論者將這種社會現象稱為「網路民族主義」[6]。

香港「鳳凰衛視」著名時事評論員呂寧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時事開講欄目中說：「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強烈的感覺到一種現象，就是中日關係在民間很難冷靜討論。主張理性處理中日關係的言論，往往被民粹主義的熱情所淹沒，甚至為此常常出現人身攻擊兔÷睿(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