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高樓在不斷聳立，經濟在不斷發展，然而一代農村少女的青春呢?一個龐大公民群體的自尊和一個民族的靈魂呢?同樣是女性的報告文學作家胡傳永這篇含淚帶血、充滿悲憤與深情的真實描述，是否會喚起我們良知的一次甦醒抑或是心靈的一次震顫，從而使我們對這個如今已熟視無睹的群體投以應有的同情與關愛呢？】
那天我和莽漢一道去青島，早上起遲了，趕到合肥火車站時，上午9點的快列已經開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車了。將近10個小時空當，我們百無聊賴地在候車室和廣場上兩頭徘徊。傍晚時分，廣場上的人多了起來，我找了塊乾淨的水泥凳坐下，打量著盤桓在周圍的男男女女，看他們的言談舉止衣著打扮，猜他們的身份身世何去何從。突然，一雙手引起了我的注意。這雙手先是輕輕地搭在一個坐離我不遠的中年男人的肩上。這個男人看上去像是個走南闖北的生意人。他看見這雙手落下時，見慣不驚地抬頭笑笑，然後便若無其事地抽起煙來。這雙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彎裡，頓了頓，就無所顧忌地順著男人肋下摸捏。這時男人開始和她討價還價。然後這雙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領著男人走開了。
是的，這是一雙賣淫女的手。一會兒，又有一雙農家女的手在廣場的另一角出現在我的視線中。
兩個學生模樣的男青年拖著兩架行李向我坐著的水泥凳走過來，她趕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問：要不要去那邊歇會兒?
答：不要。
問：二位去哪兒?
答：去哪兒關你甚事!
勸：很便宜的，床鋪也乾淨……服務包你滿意……
答：滾!
僵持了一會兒，這雙手又如那雙手一樣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這裡還沒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來，揚手打了她一個耳光，然後拉著他的夥伴拖著行李一起走開了。她抬起臉向四周瞟了瞟，我沒來得及調過頭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衝我吼道：「看什麼你看!媽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轉過身去，順手在自己臉上擦了一把，隨後又裝成繫鞋帶的樣子，蹲下來，將本來系得好好的鞋帶鬆開了又繫上，鬆開了又繫上……繫鞋帶的手一直在顫抖著。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兩行淚珠個搭個地滴在這雙顫抖不已的手上。
廣場上的這兩個鄉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對一直匍匐在莊稼地裡鄉下父母?如何再嫁進充滿溫馨亦拴緊了籬笆的農家小院?如何迴避掉村頭樹陰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發將來繞在膝下天真的兒女們「媽媽做閨女時」的有關追問?
帶著這些困惑，我從青島回來的第二天就去了鄉下。誰知牽了籐子扯出瓜，走訪的結果令我大吃一驚。一座座看似美麗的村莊已變得人煙稀少，許多農田遭到了荒蕪，由於貧窮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農民們不得不背鄉離井成群結隊地湧進城市打工以尋求一條新的生路。城市向農民敞開的並不是兩扇公正的大門，而是一口須彎了腰碰破頭才能擠進去小洞。在此過程中，農民們被打碎的不僅僅是千百年來大家一直固守著的觀念和習慣，同時還有他們最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犧牲最大、付出最多、受傷最深的依舊是一直不得不作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會裏的鄉下女人。她們出去得最早。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當農村需要減負時，當城市須要賤民(原諒我用了這個不恰當的詞)時，她們便獻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沖在另辟生路的最前邊。她們在歷盡艱險後又回來了，有的卻永遠也回不來了－－－或自殺或他殺或失蹤或傷殘或墮落……
在一年多的採訪調查中，我接觸了無數雙浸透了太陽和泥土顏色的手，並通過這雙手，聽到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有關鄉下打工妹的故事……
鄉土的訴說
這是一段來自官方的報導：我市農民外出打工始於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個年頭。據此次調查統計，今年我市農民外出打工總人數達102萬人(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些－－－筆者)。全市188個鄉鎮和1個辦事處3342個行政村幾乎都有勞動力外出務工，少則幾十人，多則上千人，有的村青壯年勞動力全部外出，有的舉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拋荒面積已達267萬畝(何止!－－－筆者)，佔耕地總量的4%。我們在此次調查中發現，實際土地拋荒面積比調查統計的情況還要嚴重，如裕安區城南鎮樊龍橋村新橋村民組37個農戶，男女勞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組僅有的107畝耕地全部拋荒……」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 13日《皖西日報》頭版二條登載的一篇題為《對我市農民就業問題的調查與思考》的調查報告，作者為六安市市委副書記。這篇調查報告運用了許多由統計部門提供的有關數據和通過官方渠道調查得來的一些事例，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全市農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況，這是我在報紙上所能讀到的能用數據和事例說話的少數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對於農民們為什麼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的有關現狀和許多問題，沒能作到更深層次的調查和思考。他認為農民們之所以要離開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於農村勞動力過剩。他在這篇文章裡寫道：「打工成了我市農村剩餘勞動力有效轉移和農民增加收入、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並強調：「要繼續組織勞務輸出，進一步開闢區域外就業天地。」讀到這篇文章之前，圍繞農民打工特別是外出打工妹的有關問題，我已在鄉下跑了一年多的時間了。遺憾的是，我所耳聞目睹親身感受來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這篇文章一月後，我帶著既是勞動力過剩為何土地又全部拋荒的疑問和準備重新認識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區城南鎮樊龍橋村新橋村民組。那天，天下著小雨。下了車，我打著傘沿著新淠河的堤壩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說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應有蔥黃綠的意味了。然而，堤壩下的田地裡不是長滿了荒草就是裸露著光脊的泥土，眼前的莊稼地一片蕭條景象。三五一群的農民，背背馱馱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丟下了家中的兒女，丟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丟下了地裡的莊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後有的攜了三百多個日日夜夜所掙來的血汗錢血淚錢回來了，有的卻永遠也回不來了，有的雖然回來了，靈魂和肉體卻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傷殘。
壩下出現了一溜農家，有新砌的小樓，也有破舊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養有雞鴨屋後辟有菜園的三間平房走了進去。「家裡有人嗎?」「有哇－－－您來了!請坐。」一位年輕漂亮的農家女，一手抱著個吃奶的孩子，一手端過板凳，用圍裙在板凳上撣了撣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給您泡茶去。」「你該問問我是誰，來這裡幹什麼。」「您是誰呢?城裡人唄!大正月的，上門的都是客，孬問就見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裡屋收拾哩，明天我們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帶著個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聲，是那種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後低下頭不吱聲了。過一會兒她抬起頭來，我看到她的眼圈兒紅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說：「她(指懷中的孩子)得丟在家裡……才七個多月……可沒辦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錢上半年得還清……」
一杯茶沒喝完，女人也沒走開，我的身後突然圍上了好幾十個人。他們一陣嘀咕之後，一個年輕的男人站過來問我：「請問您是不是市裡派來瞭解情況的?是官還是記者?」
我趕忙否認他們的猜測，然而，我越是否認他們卻越堅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來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著雨，人生路不熟的您來我們鄉下做甚?」說著，他們又相互商議起來：「……對了，這叫暗訪，電視上放過的，搞暗訪的記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們的事跟她講講，快講講，不講就沒機會了……」
我在替自己極力辯解的同時，也為這些善良無助的鄉親們感到難過。據他們反映，他們村民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鎮政府瞞天過海賣給了城南中學，他們失卻了部分土地，而攤在他們頭上的各種費用卻有增無減。他們從去年春上就開始上訪，反映他們耕地被出賣負擔過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覆都是讓他們等候處理。年前，他們又群體出動去了區政府，信訪辦的人答應：等過了年派人去調查瞭解後再說。不曾想我這個不速之客讓翹首盼望處理結果的農民們產生了誤會，以為我就是區政府派來「再說」的關鍵性人物。一雙雙焦灼的眼睛看著我，他們的手上還拿了一個個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們的「賬」。
「這是收……看看，我都記上了，稻麥棉豆……雞生蛋我也記上了，賣了幾把香椿頭我也記上了……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項!我們也挨搞昏頭了，哪些是該繳的，哪些是不該繳的……小計、合計在這吶，看到了吧，倒掛!包不住呀……」倒掛就是支大於收。問到他們為什麼都要出去打工而讓土地全部拋荒時，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還用問嗎?這地還有甚種頭?」
就在我快要結束採訪時，一位大嫂突然擠過來一把拉住了我：「您給講講，我家菜花還能回來嗎?還能回來嗎?她甚時能回來呀!」說完坐地大哭，拉著我的手仍然沒松。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虧那位漂亮的農家女過來解了我的圍，她勸開了那位大嫂，然後告訴我：她的女兒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開頭幾個月直朝家裡寫信還寄過錢，後來就沒了音信，託人去找，哪裡找得到!她想女兒想的，變得瘋魔了，見到陌生人就亂打聽。
從新橋回來，我又去了孫崗鎮上郢村。這也是一個男女勞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拋荒的村莊。村支部書記韋立仁一見面就向我講了這樣一個笑話：李長發的老祖母死了，按當地風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個人才行，而這8個人又必須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上哪兒去找這8個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湊齊5個老弱病殘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個只好讓年齡在10歲多一點的小男孩頂了。如果說新橋由於耕地被賣確實存有勞動力過剩現象，農民們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說法可以閃⒌幕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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